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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

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解决发展过程中的迷思。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13 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克拉克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前言 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 21 世纪的全球通史?

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节奏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这是个新世界,显而易见

我们自己这一代人是在西方主导的历史观中成长的,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里。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是西方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时代。但是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二次大战以后,殖民地革命,欧洲殖民帝国消失,大国对立突出又缓和,地区变化不断。

地图上许多地方的名字和颜色都发生了剧烈变动,显而易见,这是个新世界。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历史协会和《世界历史杂志》的讨论以及本书第 1 版的出版已经一一证实了这种转变。这又把我们带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本书第 1 版问世才 30 个年头现在就又要出版面向 21 世纪的新版本呢? 答案与出版第 1 版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

人类主导性带来恐惧和末世论

自然和人类 天花的例子

自然和人类,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键差别可以用人类和天花之间关系的变化来清晰地说明。

天花病毒是所有疾病中最令人恐惧的一种。

  1. 最初出现在至少 2000 多年前的远东
  2. 8 世纪时被传到欧洲,在欧洲肆虐,并最终吞噬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其破坏程度与瘟疫相当。
  3. 欧洲人又散布到美洲。美洲的印第安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以及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海岛上的居民都遭遇了种族灭绝

对天花病毒的征服开始于 1796 年. 那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 (Edward Jenner) 发现牛痘病人对天花有免疫力。最后一次天花病例出现在 1977 年的索马里。1980 年人类宣布天然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1996 年 1 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董事会决定于当年的 6 月 30 日销毁全部残存的天花病毒。至此,这一长期以来折磨人类的病毒杀手已经被镣铐锁牢,等待它从前的受害者确定一个日子来处决它。由此可见, 人类俨然已经成为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统治者。

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格 (Wemer Heisenberg) 总结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地球上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敌人或伙伴。”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讽刺却在于,这种主导性正是当今全球病态和恐惧的根源。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以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进步的人类对抗自己

17 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 (Francis Bacon) 曾提到过科技革命的潜力,也警告过它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同时也提到,这一追求需要用“人性和慈善”来加以引导,而且追求它的目的也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等、追逐名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

遍布世界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人类正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即从聪明转变为明智。

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

问题的关键是在从技术变革的产生到允许其大规模发挥效用所必需的社会变革的出现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

技术变革因为能够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通常很受欢迎,所以马上就会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通常也就会遭到抵制。这就解释了当今社会的一个悖论,即人类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变得越来越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环境的同时,却不能使他们所处的环境变得更适合于居住。

简而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正如爱因斯坦所警告的那样,人类迫切需要学会在获得知识与运用知识的智慧之间达成平衡。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将取决于这一平衡的结果。

第一编 文明之前的人类

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

历史发展在加快,是否会超出人类的适应速度?

本书显然是以最简短的篇幅来论述人类进化过程中最漫长的史前阶段。第一编着重论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长达 200 万年的历史,而其余篇幅则论述人类文明社会不足 6000 年的历史。笔者之所以偏重人类的文明史,是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速度一直在不断加快。地质年代以数十亿年为计算单位,人类史前时代以数千年为计算单位,而自从文明到来之后,纪年单位不断缩小,已是以数百年甚至数十年为计算单位。时至今日,每天都有重大的事件无休无止地蜂拥而来,无情地包围着我们。变化之速确实已经引起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人类是否能迅速适应变化,以避免被淘汰甚至被灭绝的命运呢?

第一章 世界史

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份,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人类历史三大转折点

第一转折点:生命的出现,从无机物出现生物。生命通过突变和自然选择来适应环境。遗传因子适应环境。
第二转折点:进化过程转向相反方向。人类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
第三转折点:人类对自己的遗传因子的改变,同时改造环境。

其一是灵长类逐渐转变为人类,即人类的祖先转变为真正的人类;其二是原始人从靠大自然恩施的食物采集者转变为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这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即人类的形成和农业的产生。

技术越原始,其适用范围也就越有限。

1500 年以后,世界由相对独立和平行发展,变成新兴的西方促成的全球性一体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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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愈先进,其使用范围也就愈广阔,其技术掌握者试图占领更大的空间,并使原来的“不可用”变成“可用”。而且技术的极大进步还造成人口爆炸。

交流带来进步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相互交流,既增加了交流学习的机会,也带来了不发展就被淘汰的压力。

五个历史中心

亚欧大陆无疑是世界史的心脏地带,人口占十分之九,土地占五分之二,而且,大陆上的文明交流多。

从地理上看,欧洲与亚洲显然既不相等,也不能相比。打开地图,一眼便可看出,欧洲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举例说,约相当于印度半岛。从历史上看,欧洲也比不上亚洲,而只能与欧亚大陆的另一个文明中心如印度相比。无论从地域范围、居民的数量和种类、或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复杂性,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与印度极相类似。

有五个历史中心: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欧洲包括北非。

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窥视着四大文明中心。这种侵掠不仅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而且也具有革新的作用。它将没落的王朝、僵化的制度和陈旧的习俗扫荡殆尽,而导入新的民族、技术和思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亚大陆历史的发展进程。

1500 年之前的欧亚大陆的历史分为上古时期、古典时期和中古时期——这是本卷所要研究的三大历史时期。这三大历史时期的主要转折点的到来,大体均起因于游牧部族的侵掠活动。

第二章 人类,食物采集者

对过去的研究和描述,是现代人取得的一项杰出成就,不过其重要性尚未被充分认识。

社会生活的表现:对大型动物的大规模狩猎体现了集团组织和语言交际。
另一个标志是对死者已有了尊敬的表示。在覆盖死者的泥土上常可见到一些赭石或赤铁矿。几乎可以断定,这代表某种宗教葬礼。

  1. 发现了大量被屠宰的大动物,如犀牛、鹿、河马等,说明当时的大规模集体狩猎
  2. 对死者有尊敬的表示,如葬礼和宗教
  3. 装饰。在化石中常可见到一些有孔小珠、穿孔的兽牙和贝壳。

政治雏形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通过采集食物度日。要建立完备的政治机构,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是不可能的。

当时也确实没有出现过任何正式的配备专职领导人的政治机构。猎人们通常只是各自结成自治集团,集团的人数大约是 20 至 50 人。

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缺乏维持大规模的战争所必不可少的人力和物力

宗教的初级,巫师或祭司,而不是僧侣集团

世界是静止的。人们没有历史的、发展的态度。他们以为,将来将与现在相同,就象现在和过去一样。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包括他们自己、他们的文化和住处,都是早先创造出来的,而且肯定将一成不变地继续到将来。

下面安达曼群岛的岛民们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第一个人是贾特波。他象蛋壳里的鸟,出生在一根大竹子的接头里。大竹子破裂,他出来了。他还是一个小孩。天下雨时他替自己盖了一间大茅屋,住在里面。他制造了几把小弓和一些箭。一天他找到一块石英,用它在自己皮肤上划了几道花纹。贾特波一个人生活、根孤独。他从白蚁的窝里取出一些粘土,捏了一个妇女模样的模型。那模型活过来了;做了贾持波的妻子,取名科特。他们一起住在蒂尤特-巴尔尤。后来,贾特波又用粘土捏了一些人,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祖先。贾特波教他们造独木舟,制造弓箭和狩猎捕鱼,而他的妻子则数妇女们编织篮子、围网、席子、带子和用粘土制作各种式样的用具。

旧石器时代,就成产生了巫师,但是生产力低下的条件,无法产生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集团。

旧石器时代末期,出现了不需要从事生产的人,巫师。

一个爱斯基摩人说:

“ 我们相信我们的巫医、我们的魔法师。我们相信他们,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些,是因为我们不愿受到饥荒和饿死的威胁。我们相信他们,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们不相信魔法师,我们要狩猎的动物就会全无踪影。如果我们不听从他们的劝告,我们就会生病、死亡。”

平等中的压抑禁锢

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籍,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是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个人完全隶属于这支富有生命力的队伍。无疑,绝大部分人没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而是将自己视作这-队伍的参加者。不过,事实仍然是,臵身于这一队伍虽有一种安全感,但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能满足人们心灵上的需求,可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在澳大利亚的阿鲁恩塔,不存在任何已制度化的权威,但是年长者可以和部落的敌人商定,去杀死那些不按部落传统进行生活的人。

人口的膨胀和分散

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原因很明显:技术的发展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能供养的人口大大增加。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到后期,技术实际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这就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据估计,旧石器时代初期,原人的人口数为 12.5 万人,而到了距今 10000 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革命前夕,人类的人口增为 532 万人。人口增长 42 倍以上,可见比得上后来随历次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人口爆炸。

能较有效地开发一定环境中的能源的文化体制,常常会牺牲开发效率较低的体制,以求得自己在该环境中的扩大。……高级体制的特点就在于能比低级体制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的资源,因而在大多数环境中,它们比后者更有效,其活动范围也更广阔。

在六大人种中,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则时运不济,被分隔在非洲的偏僻地区,澳大利亚种人被隔绝在遥远的孤岛上。从而基本消亡。


第三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旧石器时代的人的限制:

  • 靠采集谋生,依赖大自然。
  • 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
  • 由于一块地方所能供给的食物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

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一至两名食物采集者;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一名食物采集者则需有 20 至 30 平方英里的地盘。

新石器时代的人:

  • 采用磨制石器代替打制石器。
  • 食物的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依靠种植和畜牧。
  • 科技发展快
  • 村落生活惨

新石器出现晚的原因

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付诸实践呢?

一个原因是,缺乏这样做的动力。与我们通常设想的相反,靠捕捉小动物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受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相反,倒是采取堕胎、停止哺乳和杀死新生婴儿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因而,狩猎社会能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未生长出一种要求根本变革的推动力。在正常情况下,原始人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只要狩猎到足够的动物,采集到足够的植物果实,他们就不再有任何进一步工作的动机。有位权威人士说,” 大量的资料表明,狩猎、采集者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还享有大量的空闲时间,而且事实上,比现代产业工人、农业工人、甚至考古学教授所享有的还要多得多”。

人类所以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

可见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更新世末期是气候剧烈变动的时期,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于是,人类适应这一情况,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

三大农业种植区

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猪均起源于中东。中美洲出现了玉米、苋、蚕豆和南瓜之类。 中国的土生植物如黍、高梁、稻、大豆、大麻和桑树

在原始农业阶段,植物的栽培时断时续,常要转换地方。一块土地经种植若干年之后,就得放弃,让它在八年、十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以恢复肥力。农业的这种粗放性,使被放弃即养生的土地与正在种植的土地在任何时候总是处于 5~10:1 的关系。通常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不得超过十人,所以人们总是分散住在一个个农舍或小村庄里,小村庄的人口一般是 100 到 50 人。今天,游牧团体的人数很少超过 200 人,常常是不到 100 人;因而人口密度大体上是每平方公里一至五人。

当农夫们朝北迁徙时,他们发现这两种作物的生长情况不及裸麦。裸麦原是播种小麦和大麦时无意间混入其中的一种杂草。因此,在中欧,开始用裸麦取代小麦和大麦。在农夫们进一步朝北迁徙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燕麦的生长情况比裸麦好,燕麦开始成为主要作物。

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三大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

食物生产者的生活,定居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取代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

村庄生活的悲惨

  • 生产率低,缓慢地掌握各种知识,土壤,种子,肥料和农作物轮植等知识。
  • 灾难多。天气,瘟疫等,导致饥荒多。
  • 定居生活使粪便和生活垃圾的处置成了棘手的问题。
  • 食物供求和人口的平衡,通过饥荒传染病和移民来恢复。

科技发展飞速

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阴影、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

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种通常的设想现在是很可怀疑的,不如说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流浪生话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却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住房里的家俱、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

平等的经济生活

经济平等,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利使用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

经常的迁移使他们不可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归村社掌握。村里的长者尽可能公平地把土地分配给每个同堂家庭。每个同堂家庭都由若干家庭组成,这些家庭一起劳动,然后按需分配产品。

平等主义造成的落后

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妨碍因素。产品的产量只要适应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的需要就可以了,没有要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内容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一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的情况显然是不存在的。

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现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

静止的世界观

他们的世界观是静止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与世隔绝的村社生活。他们把将来和过去看作是最近的翻版。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要按某种原则来改变社会,也没想到,要象今天的学校非常自豪地宣称的那样,训练他们的孩子去适应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在他们眼里,世界过去没发生过变化,将来也还是如此。因此,他们只是培养自己的孩子做他们所做过的一切,就象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先前培养他们时那样。

人口的变化

10000 年以前,高加索种人、蒙古种人、黑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大致是平衡的。但到公元 1000 年时,这一平衡遭到了剧烈的变动,此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而不利于仍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


第一个文明时代 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的起源(公元前 3500-1000 年)

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为了能过上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交战状态。
——柏拉图

第四章 古代文明的起源,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

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 希纳国”(Land of Shinar)。苏美尔位于过去称为” 美索不达米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

文明的性质

  • 城市中心
  • 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利
  • 纳贡或税收
  • 阶级
  • 文字,巨大的建筑物,艺术,科学。

也有特例: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没有文字;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

文明产生的原因

生产力提高,天然水田的面积很有限,无须投入整个同堂家庭的劳动力,因而出现了新型的由家庭单独经营的农业。他们一年到头在水稻田里劳动,不再把田归还村庄,形成私有制。

私有制的产生,同时由于有人掌握更有生产力的工具和土地,渐渐成为统治阶级。

定居生活和高生产力,使他们有能力建立城堡和城市,并奴役生产力低下部落变成奴隶。

美索不达米亚农业

  • 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逐步发展起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
  • 灌溉农业。解决了河水泛滥和降水不足的问题。同时,冲积平原土壤肥沃。
  • 冶金技术。从反复捶打和磨制对其进行冷加工到学会了熔炼提取金属。
  • 但是,青铜非常昂贵,未能普遍采用,用来制造工具。
  • 犁的发明。牛拉犁, 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 帆船。公元前 3000 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
  • 车轮。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 3000 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

公元前 2500 年的文献记载说,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 86 倍!

阶级的产生

祭司

  • 出现了专职的祭司和寺院,不直接从事生产。
  • 文字,祭司发明了文字。
  • 手工业品。手工业品主要供给于寺院而非世俗市场。

世俗新贵

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

中产阶级的新市场

  • 宫廷的奢侈品
  • 寺庙用品
  • 武器和盔甲
  • 墓葬品

如果同意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约公元前:3500 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则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 3000 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 2500 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 1500 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 500 年。

第五章 古代文明多类型

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非常容易遭到侵略。
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来自北面的入侵者印欧人与来自南面的入侵者闪米特人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而展开长达数千年的斗争的历史。

苏美尔 最早的文明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 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 ,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但不管怎样,是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从而创建了第一个文明。

闪米特的阿卡德帝国

苏美尔地区的征战,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使他们臣服于闪米特人。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 萨尔贡一世 就是作为第一个帝国的奠立者而在历史上闻名。他以流域地区中部的阿卡德为基地,首先征服了整个苏美尔,然后向远地进犯,最后建立起一个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庞大帝国。

闪米特的巴比伦帝国和汉穆拉比

苏美尔人重建了帝国,又被闪米特人征服。闪米特人在 汉穆拉比 的统帅下,建立了 巴比伦帝国

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文明

  • 各个阶级的出现,寺院,国王,手工业,商业。
  • 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神。
  • 楔形文字和记账。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但是苏美尔人还不能系统地、全面地应用语音原则。书吏是不可缺少,只有书吏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因此,他们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到公元前 2900 年时,苏美尔人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 2000 个左右减少到大约 600 个。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不过,楔形文字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赘得多。

美索不达米亚的不安全感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泛滥,让他们对自然界产生恐惧。再加上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使苏美尔人深深感到自己无依无靠,恐惧悲观,无安全感。

在苏美尔人的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

在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中,常见到:

猖獗的洪水呀,没人能和它对抗,
它使苍天动摇,使大地颤抖。……
庄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来将它淹没。

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无论他做什么,只是一场虚无。

他们认为,人生来只是为神服务,神的意志和行为是无法预言的。

汉穆拉比法典

美索不达米亚人也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减轻笼罩人们的不安全感。

汉穆拉比法典 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后来成为闪米特人其他各族如亚述人、加勒底人和希伯来人制定法律的基础。法典的开头是汉穆拉比的一篇引言,他在引言中说,古时诸神早已预定,巴比伦应是世界上的至高无上者,巴比伦应担负起” 让正义之光照耀整个大地,消灭一切罪人和恶人,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 的使命。引言下面是法典本文,本文共 300 条左右,旨在明确地、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

特点:

  1. 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 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法典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
  2. 阶级歧视。对下层社会的赔偿低于上层社会:” 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法典第二百零三条,第二百零五条)
  3. 施行严格的保护财产的规定。” 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处死刑。”(法典第六条)
  4. 国家福利。确定基本商品每年的价格,限制利息率在 20%,周密地调整家庭关系,保证度量衡的信誉,城市负责对本侦破的抢劫案或凶杀案的受害者作出赔偿。” 如果没有抓获拦路的强盗,遭抢劫者须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或地区的市长或地方长官偿还损失。”” 如果是一条性命 [已失去」,市长或地方长官须付银子一明那给死者亲属。”(法典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5. 对过去现在和将来持静止的历史观。法典是作为神的命令,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而颁布的。法典生动、尖刻地诅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统治者:” 怨声载道的统治,寿命不会长,将出现连年饥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永远被人遗忘……他的幽魂在地狱里喝不到水。”(法典,结语)

埃及 稳定

与美索不达米亚沟通很多。使这两个文明的所在地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的地区有两个,一处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那里有吸引苏美尔商人的金矿;另一处在黎巴嫩,那里有埃及人需要的木材。

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飞流直泻的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的没有港湾的海岸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无须应付闪米特人或印欧人的入侵和河水泛滥。

尼罗河就象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河流使北上的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

埃及人与苏美尔人相反,普遍地持有自信而乐观的世界观。埃及人则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 它的到来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 的神。 一位古埃及诗人是这样描述给万物以生命的大河的慈善:

看,这位伟大的君主,
既不向我们征税,
也不强迫我们服劳役,
有谁能不惊讶?
有谁,
说是忠于他的臣民,
其能做到信守诺言?
瞧,
他信守诺言多么按时,
馈赠礼物又多么大方!
他向每一个人馈赠礼物,
向上埃及,向下埃及,
穷人,富人,
强者,弱者,
不加区别,毫不偏袒。
这些就是他的礼物,
比金银更贵重。……

宗教,复杂且不关道德

埃及人的宗教,成分复杂。对自然力的崇拜,崇拜各自的城市之神和州神的诸地方教派,逐渐形成的对祭司集团的信仰,来自国外、尤其是东方的各种影响。

现在,至少有 2000 个神的名字已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神中没有一个是它们的崇拜者所能完全顺从或敬畏的。埃及人相信,他们可以为了个人或公共的利益而避开神或操纵神;可以为了道德的目的,也可以为了不道德的目的而求助于神。

除了某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外,埃及人的宗教中,道德方面的内容很少。而且,他们的神话和神学缺乏连贯性,因为埃及人普遍地对他们诸神的起源、特点和关系不感兴趣。

死亡和金字塔

金字塔式为国王的来世做准备。因为国王的死并不是最终的结局,所以国王死后用香油等药料涂尸防腐,然后将尸体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

据说埃及的农民们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热情很高,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位能决定他们共同的幸福的神建造宅邸。无论埃及的农民们对建造金字塔有无热情,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说法的确有力地表明了尚属于推测的埃及王权的神威。法老始终被认为是神王,没有神圣的法老与世俗的法老的区分这一观念确令人费解。由于这个原因,埃及没有任何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相应的法律。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王权神权的统一和地方权力的对抗

王权通过以” 全国的管家”、” 国王的耳目”——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加强。地方各州长逐渐积聚起大量财产,成为世袭的官僚阶级:他们加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最后公然与中央政权对抗。

中王国时期的法老们从来没有恢复过他们原先为专制权力。虽然法老们一般仍被罩上一层神圣的光圈,但他们发现,实际上他们的权力得与祭司和贵族一起分享。但是,强有力的官僚政治又很好地抑制贵族的作用。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是埃及文明的最后一个特征。尽管当时已有了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但不象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普遍。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而且还负责产品的分配。

奢侈品和化妆品

埃及工匠的技术,尤其是制造奢侈品的技术,是人们一致公认的。他们制作的珠宝饰物非常精致,几乎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过。他们的搪瓷制品和象牙。珍珠镶嵌物也非常精美。他们发明了玻璃着色,而且是最早鞣制皮革的人,鞣革的方法至今仍为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所采用。他们织的亚麻布十分匀净,不逊于今人所组的。埃及人可能极早就发明了美容品,发展了制造美容品的技术。他们的医学文献上记述了消除皱纹和染黑灰白头发的方法。用于化妆的物品有:画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妆墨,将眼圈描成绿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铅矿石,作胭脂或口红用的红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脚底的散沫花,做假发(这种假发的顶上用融化的蜂蜡封住)用的人的头发,等等。希望把自己打扮得最为时髦的贵妇、淑女们还给自己的乳房涂上金色,给乳头描上蓝色。

克里特

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是以传说中的国王米诺斯的名字命名的。荷马在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叙述的英雄和诸神的故事,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

以盛产鱼、水果,尤其是橄榄油而出名。它位于地中海东部的中间,周围的海面风平浪静,宜于小船航行,因而它的地理位置对商业贸易极为理想。不管朝哪一方向航行,几乎都可以始终见到陆地。

克里特岛人与外界的距离是近的,近到可以受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各种影响然而又是远的,远到可以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点,表现自己的个性。这一点使他们获得极大成功,无疑,克里特岛人的文明是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世俗文明

  • 工艺品不关心大小来引人注目
  • 不关心遥远的令人敬畏的神或国王。
  • 在日用器皿,墙上等地方展示艺术。
  • 主题是,自然景物如花、鸟、海贝和各种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种田归来的农夫、与公牛角斗的壮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表示敬意的妇女。
  • 似乎没有给他们的神建造宏大的神庙或竖立巨大的纪念碑,而是在家里留出数呎见方的场地作私人祈祷处。
  • 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其外表,而是个人的舒适
  • 克诺索斯城的王宫规模大,结构复杂,显然建设了好几个世纪。但是一半以上的是仓库和手工业作坊。
  • 克诺索斯王宫规模宏大,却只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作礼拜堂。进行宗教礼拜的主要地点在自然界——山顶、森林或石灰石的山洞。
  • 复杂的取水和排水系统。天一下雨,雨水便冲洗下水道,使下水道保持干净;下水道的入口很大,工匠可以入里面进行修理。
  • 最重要的神是一位女神,即古老的大地之母。由女祭司充任辅助祭司,(国王是主要祭司) 最普通的祭品为农产品,而不是人或牲畜。

妇女享用平等

妇女似乎享有与男子同样的自由和社会地位。从某些壁画中可以看到,妇女们挤满了斗牛场的露天看台,并实际参加与牛角力的活动.有些妇女甚至还参加战争,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古典希腊的情况不同,那些地方的妇女深居简出,以家庭为生活中心。

水陆文明

克里特岛人中种田的无疑占多数,但也进行大量的贸易和海盗活动。

海盗或商人职业在当时都被看作是极受人尊敬的职业,没有很大区别,只不过是海员获取自己所需物品时可选择的两种方法。

平等主义

克里特岛不象大陆,在几座宏大的神庙和王宫周围是一片贫民区;克里特岛主要由村庄组成,村庄很大,进行宗教礼拜的地点在室外,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各家各户通常住在用木头和灰泥造的单独的房子里。可能已有家庭奴隶,不过数目不会多,至今岛上还没有发现专门供奴隶住的房屋。所以克里特的单尾甲板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当划手。各城市都不设城防,这表明克里特岛人认为自己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护本岛的安全而且还表明克里特的各个村社和平相处。

印度河

公元前 2500 年左右,也就是人类第一个文明在苏美尔出现约 1000 年之后,在印度河两岸又出现另一个文明。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独自存在到约公元前 1500 年,然后由于一些不十分清楚的原因,逐渐消失。后来,这一文明被完全遗忘,以致印度人以为,他们的历史是从约公元前 1500 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流域时开始的。

目前,对古印度文明知之甚少。

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种植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印度河流域是最早用棉花织布的。

严格的统一性

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当时是独特的,是按照一个中央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时占地六至七平方英里。城市布局呈格子型,宽阔的主要街道环绕长方形的大街区,各街区约长 400 码、宽 200 码,比今日城市通常的街区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筑物用的是石头,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太阳晒干的砖,而这些城市的建筑物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做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11×5.5×2.5 英寸和 9.2×4.5×2.2 英寸。可见,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齐划一的布局和有条不紊的组织似乎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区。这一文明于公元前 2500 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 1000 年中,实际上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且,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连续的传统世上从来没有过,即使在埃及也没有,因而,产生这样一种假说: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没有军事装备,没有城防工事,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但是,这一切毕竟只是推测。

象形文字 印度

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 由左而右,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之书法”——” 就象牛犁地一样”。

商朝 中华民族的特色

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

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商人采用的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而商人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这种发展形式在中国每遭到侵略之后便重演,在以后数千年中曾重演过多次。构成了伟大、独特的中国文明,这一文明以举世无双的连续性从商朝一直持续到现代。

独特的中国文化有不少特点,一个特点是养蚕和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的丝织品;另一特点是避免将牲畜乳汁供人消费之用——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乳汁和乳制品是欧亚大陆各游牧部落的主食品。祖先崇拜从最古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的一个主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象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历来起主要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堂。

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

第六章 古代文明的结束

两大阶级 富人和穷人

公元前三千纪 (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一位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农人、工匠的不幸与有学问的书吏、官吏的幸福作了一番对比。“

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史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你不是有书吏写字用的玩意儿吗?就是那玩意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区分开来。

我亲眼见过在炉子口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象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于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晚上睡觉时还酸痛,只好整夜卷缩着身子睡,太阳一出来,又得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柱骨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的功夫也没有。他匆匆地从这家转到那家,兜揽活儿。就象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象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用心学习吧。实在没有什么可与学习相比。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

祭司和神权

祭司集团,替代了巫师称为专职的宗教职业者,并和帝国政府合作。
祭司集团和神学加强世俗秩序。它们赋予政治制度和领袖以神的制裁力和神的属性。

美索不达米亚的艾沙库(ishakku)被认为是城市之神的副摄政,而埃及的法老则被尊为” 活神”。

神权和世俗权力相结合,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现状;因为很少有人敢冒着今世的迅即处罚和来世的永久惩罚的风险而图谋不轨。

虽然显贵们是靠剥削农民才过上优裕的生活,但他们却把这说成是由于他们智力出众、品德高尚的缘故。几千年来,这种看法不可避免地在欧亚农民的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使他们变得卑屈、顺从。而那些不甘屈从的农民,总是立即在肉体上遭到士兵们的打击,在心灵上受到祭司们的伤害。

文明进步 伴随短痛和进步

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从历史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在这方面,文明与工业革命相似。工业革命最初导致社会痛苦的分裂,使人类遭到无数的苦难,但最终决定性地促进了人类的生产率和福利。城市革命和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新石器时代普通的部落成员的生活也许比一般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的生活更完美、更令人满意;但是,正因为部落文化使人轻松自在、没有紧张感,所以那时的生产率也比较低。

生活水平也比文明前提高了很多,富人和新兴中产阶级不必说。一般群众在物质方面也有改善。

有位英国考古学家指出,” 从波斯湾运到拉加希、从阿拉伯海运到摩亨约〃达罗的海鱼……在当时也许是极为普通的消费品,可是石器时代的农民从未尝过。哈拉帕工匠们的住房比新石器时代的小屋更宽敞。”

普遍的大规模的帝国崩溃

公元前二千年,整个欧亚大陆进入骚动期。游牧民族入侵,帝国被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瓦解。

内部的虚弱

铜和青铜昂贵稀少,不能大规模制造武器和工具。青铜实际上被政治集团垄断,加强他们的特权地位。

当古老的文明中心面临 全民武装的游牧民族 的进攻时,这就成了极其严重的缺点。

公元前 3000 年到公元前 2000 年,人类科技飞速发展,掌握了风力畜力,轮子,书写,灌溉技术和冶金等。但是,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元年,没爆发如此伟大的创造力。可比较的发明只有冶铁技术(公元前 1400 年)和字母文字(公元前 1300 年)。

阶级分化也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原因。劳动者没有积极性主动发明和采用新技术。奴隶主由于有廉价劳动力,也不愿意花心思提高生产效率。

外部的游牧民族入侵

威胁主要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民、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欧人 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

蒙古-突厥人 地处大草原东部。与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人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者以难民的身份,或者以征服者的身份,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部落取代西徐亚人进入中亚,以后又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后面向西推进,直到 13 世纪,侵占欧亚大部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帝国。

闪米特人 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地区。掌握骆驼的驯养。很多闪米特部落住在城市附近,与城市居民形成了共生关系,但是,一有机会就去掠夺这些城市。骆驼有两种:阿拉伯的单峰骆驼和大夏的双峰骆驼;前者适应于炎热的沙漠环境,后者适应于寒冷的沙漠环境。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 磁铁 。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

游牧民族早先用马拉战车进行攻击,到公元前二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可以直接骑人。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

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终于,在 13 世纪时,使成吉思汗能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冶铁技术

铁矿冶炼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这一技术直到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才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直到约公元前 1200 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

冶铁技术之所以出现得晚,主要是由于冶炼铁矿的工艺与冶炼铜和铜合金的工艺根本不同。 冶铜时,金属溶液沉于炉底,而熔渣浮在上面。冶铁时,至少在古代熔炉所能达到的温度范围内,铁不能完全液化,而是形成一种灰色的多孔体,技术上称之为铁块。反复锤打炽热的铁块,能使其成为熟铁,这一发现来得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新金属比起当时已能冶铸的铜和青铜来,决不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不易铸造,需要更多的燃料,而且其锋刃较易失去。后来才发现,将铁反复锤打、加热、投入冷水(淬火),并与木炭即一种不纯的炭接触,可以使其坚硬。当时所须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金属,而且还包括一种崭新的冶金术——对此,凭以往经验行事的早期铁匠毫无准备。

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象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游牧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游牧民族入侵中东

马和铁制武器的结合,促使游牧民发起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 1700 至 1500 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 1200 至 1100 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

这些入侵不应看作是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最终结果,除中东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毁。中东例外,并非因为它没有遭到入侵。

虽然中东的帝国一个个迅速地崛起、迅速地衰亡,但中东文明本身依然经久不衰。一个原因是,中东的文明由来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较深。另一原因是,到公元前 1700 年,中东已有许多极为广阔的地区达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毁。最后,入侵中东的通常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来的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围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在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已部分地为中东文明所同化。

第一次蛮族入侵,导致了,在中东形成三大强国,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 1200 年前后,第二次蛮族人侵浪潮掀起,给中东留下的印记却是永久性的。

由于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长年征战不休,财穷力竭,不得不从叙利亚-巴勒斯坦走廊撤走。新入侵的三个闪米特民族填入真空地带。

  1. 腓尼基人 在地中海沿岸一带安家落户,并在那里建立了重要的工商业中心。
  2. 阿拉米人 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并象腓尼基人发展成为海上商道的主人那样,他们以大马士革为根据地,当上了陆上商道的主人。
  3. 希伯来人 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由于他们的宗教,他们注定将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

约公元前 1100 年,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第二亚述帝国 形成。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臵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使亚述人能稳步地扩展他们的统治。到公元前七世纪,第二亚述帝国通知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部分,埃及小亚细亚等。

公元前 612 年,梅德人和加勒底人结成联盟,与北面的西徐亚游牧民一道,摧毁尼尼微 (首都),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梅德人和加勒底人共同瓜分了亚述帝国崩溃后的遗产。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巨人—— 波斯帝国 ,它是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与梅德人有交往,并受过其统辖的波斯人,首先击败了梅德人。然后在 国王居鲁士 (公元前 550-529 年)的率领下,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频频进犯小亚细亚。最后,波斯帝国征服了西方的埃及和东方的印度旁遮普。形成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和更远的地方。

文化的连续性

尽管在这些漫长的世纪中入侵的骚乱不断,王国和帝国一个个不断地崛起和衰亡,然而:文化具有惊人的连续性。

入侵蛮族由于受城市奢侈生活的引诱,由于需要当地书吏、官吏和祭司的合作,很快就适应了其臣民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亚述人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亚述人以及继其之后的巴比伦加勒底人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古代文化的保护者。这是他们为自己选派的角色,也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角色。伟大的亚达国王亚述巴尼拔曾搜聚一大批藏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文学名著。这笔有关美索不达米亚过去的重要遗产通过数千片楔形文泥版保今下来;受到人们的尊敬。

文化的连续统一性也在亚述人和加勒底人所信奉的众神身上显示出来。这些神实际上就是过去的苏美尔人的天神、大气之神和土神,它们仍保留着原来的名字。

虽然亚述人石块的来源极为丰富,但他们的建筑物,包括神庙,大多是仿效较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砖块砌成。……亚述人的艺术,尽管是现实主义的,但仍末能摆脱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些框框。例如,他们的艺术缺乏透视力,总是从侧面来描绘人物。

游牧民对边缘文明区的入侵

与中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希腊、印度和中国这些边缘地区文化上没什么绝对连续统一的东西。它们的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缺乏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种深度,因而也都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浪潮中被消灭。

希腊

印欧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文明, 迈锡尼文明 。他们效仿克里特岛人,面向大海,建立海上力量从事经商和海盗,建立海外殖民地。从而瓦解了克里特岛的海上霸权。

迈锡尼的攻击,使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 1150 年时,实际上已灭绝。

多里安人 出现于公元前 1200 年前后,用铁制武器,消灭了迈锡尼文明。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回复到农业和畜牧的经济状态。 黑暗时代 降临了,笼罩了整个希腊,直到约公元前 800 年造城邦崛起。

在黑暗时代,希腊文明被海外殖民地保存下来,当时,殖民地或居留地称为当时整个希腊世界最先进的地区。

希腊人自己留下的宝贵遗产—— 四大史诗 ,即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赫希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荷马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而赫希奥德则描写了农夫的生活和知识以及众神的家谱。这些诗篇展现了那些世纪中原始的农牧业社会的生动画面。那时的家庭大多自给自足。专门经商的都是些外国人——腓尼基人或塞浦路斯岛人。他们时常来,来时总是携带着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贵族用的更为值钱的货物。这种单调沉寂的田园生活有时也为偶尔来访的行吟诗人所打破,他弹唱着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 荷马史诗是了解希腊迈西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资料

每个公社均由贵族家庭和平民组成。后者包括自耕农、佃农、为数不多的工匠、雇工和奴隶。地位最高的是国王,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指挥战争和领导贵族院会议的才能。偶尔,国王也召集包括全体成年男子在内的民众大会,但召集大会的目的通常是动员人民支持已由国王与贵族们共同作出的决定。这些简单的制度在处于这一发展水平的印欧语系的部落中具有典型性,表明了希腊城邦的政府机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情景。

印度

约公元前 1500 年,它遭到了一些军事上占有优势,即拥有马和战车的部落的蹂躏。这些入侵者是 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的入侵与较后几个世纪里穆斯林发动的有计划有部署的战役不同,确切地说,他们是小群小群地渗入已盛极而衰、无力进行有效抵抗的文明地区。

有关这一社会的情况现了解得很不够,因为雅利安人其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没有大城市,未留下任何有形的废墟和遗迹。印度河文明留下的是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有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而雅利安人留下的是大量以吠陀的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但没有任何别的遗物。

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对于印度教徒来说,正如《圣经》之于基督教徒、《可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徒,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最重要、也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荷马史诗是了解希腊迈西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资料,同样,《梨俱吠陀》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资料。

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暗黑,没有鼻子,称他们为” 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前者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 雅利安人的战争之神因陀罗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快活地冲锋陷阵,身披金色盔甲,一餐能吃 300 头水牛的肉,能喝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主要依畜牛为生,财富的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

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食牛肉,而不将牛作为崇拜的对象;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然无种姓;祭士居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之颠。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为社会极为相似,而与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 1000 年-公元 500 年)

儒教、印度教、基督教、等级组织和民主政府均来源于古典时代非凡的创造力。

这种创造力和古代文明时的情况不同,并不仅限于某一地方。古代文明时期,中东是创始力的中心,诸如农业、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生活等重大发明都是从这一中心传播到各地。而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诸文明相互之间则处于均衡状态,它们同等地相互作用。要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中东现在落后了,而曾经是边缘文明区的欧洲、印度和中国现在却作出了构成古典时代特色的大部分发明。

第七章 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限于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地区内,看起来就象汪洋大海般的野蛮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 1 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

普遍性影响的根源

人类的活动范围取决于它的技术水平。

人类的影响范围从,食物采集阶段的狩猎场,到农业社会的大河流域文明,再到古典时期的地区性帝国。

冶铁技术扩散,提高生产力

这时最主要的技术发明是铁的发明和广泛使用。

冶铁技术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公元前 1200 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传播开来。从发明铁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铁器,其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

在印度,大约是公元前 800 年;在中欧,是公元前 750 年;在中国,是公元前 600 年。廉价的铁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

疆域扩大

现在,农人们能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经伊朗高原,推广到中欧;向西经地中海地区,推广到北欧。同样,新来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东推进,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人则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伟大的长江流域。

文明核心区在公元前 1000 至 500 年之间的发展,较过去公元前 4000 至 1000 年之间的发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生产率急剧增长。 不仅经营面积大大增加,而且中欧、季风带的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土壤和气候都比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更优越。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贸易,手工业大量增加。物物交换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出现了贵金属货币。

大帝国促进贸易发展

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双向促进。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陆的新帝国加强社会秩序,治安的维持,驿道网,促进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

波斯帝国 修筑的所谓的” 御道”,全长 1677 哩。沿途设有 111 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宫廷信使掉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的全程得花 90 天时间,而宫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够了。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从御道上又开辟出几条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东南通到印度河流域。

几个世纪后, 罗马人 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驿道网,这张驿道网设计得非常好,其中有些驿道连同道上的桥梁至今仍在使用中。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 中国人 精心修筑的交通网是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朝西北方向筑的驿道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长长的丝绸之路相连。主要驿道的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修筑并养护驿道,属于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要是他们玩忽职责,将会受到弹劾。

伟大的思想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令人不舒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 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

约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整个文明核心区到处都在提出、探讨以上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

商业联系

地区之间的物质和文化的联系,通过商业和 身怀绝技和携带植物或工具的流浪人们

农业植物交流

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

技术,水车交流

水车的传播是很好的技术交流的例子。

  • 约公元前 65 年,西亚出现第一部水车。
  • 公元前 30 年,中国出现第一部水车。

这两个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车无论是从西亚直接传到中国,还是从中国直接传到西亚,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们之间某一未为人知的中间发源地传往两地。

贸易海陆路线

贸易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这 两条总的路线决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 。大部分货物的运输既靠陆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中的某一条。

各条陆路和海路均处于 相互竞争 的状态;如果走某一条路线费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通常会使贸易转向其他路线。

各文明状况

腓尼基人早期海上霸主

克里特岛人是古代伟大的海上贸易者,是地中海的霸主。克里特岛人的贸易停止,随着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的入侵,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

腓尼基人重新填补。起源于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建立商业据点和殖民地。远达非洲西北岸和英格兰。

从约公元前 11 世纪到 前 8 世纪后期,腓尼基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贸易。

希腊人的殖民地扩张

希腊人在人口压力的刺激下,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了。他们首先设立商业据点
商业据点后来发展成为农业殖民地。尽管殖民地居民们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习俗,但这些殖民地完全不受母邦的控制。
因而,希腊殖民扩张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个强迫人接受的帝国主义统治。

  • 希腊的一个主要殖民区是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有许多殖民地,以致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 “ 大希腊”
  • 在大陆上,希腊人向北推进,远达 那不勒斯
  • 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虽然受到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腓尼基人的束缚,但还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 马赛 是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殖民地。
  • 希腊人发现 黑海地区 是一块自由地。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枪鱼。此外,希腊人在此与相当于今日俄国南部的土著西徐亚人交换到各种原料。

波斯人大帝国

波斯人正在营建最后从尼罗河流域一直扩展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海上的事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他们利用其臣民中 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 来实现这一目的。

波斯人还计划从尼罗河到红海开一条 运河 ,似乎还为这一计划的实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波斯人的工作,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又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在 红海沿岸 建造了一连串的港口;
货物可以通过港口、由陆路运送到 尼罗河 ,装上船,再顺尼罗河运到 亚历山大港

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贸易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 印度 诸港口启航,紧靠海岸线西行到 阿拉伯半岛 ;再西绕半岛,抵达目的地 亚丁或穆哈 。在那里,他们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后者用自己的货物交换前者的东方货物,再将东方货物经由 红海沿岸 请港口运往 亚历山大港

罗马和平时期的“罗马”商人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发展的序幕。真正的东西方贸易大发展是从公元前不久到公元 3 世纪的两百年。一个原因是中国大力打通西部的路上商路。另一个原因就是 罗马和平

整个地中海区域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 罗马和平” 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绝迹,关税壁垒也几乎全都消除。
此外,帝国的富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富裕的罗马统治阶级喜爱奇特的外国货,又有钱购置。

罗马人和所有邻近地区——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贸易关系都很兴旺。

希腊水手或者阿拉伯水手发现,季风可用来加快轮船来回横越印度洋的速度。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东北季风即冬季风从印度吹向东非,六月至九月,西南季风即夏季风以相反风向从东非吹向印度。现在,水手们可以顺风直接横渡大洋了,再也无须化费很多时间紧靠宽阔、弧形的海岸航行。一个商人从罗马旅行到印度,包括陆上穿越埃及的时间,只需 16 个星期就够了。

“ 罗马” 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他们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安居下来;这已为印度的文献资料所证实。” 罗马” 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 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诸港口的中国丝织品。

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 罗马” 商人,即他们时代的马可波罗,还进一步东越印度,于公元 2 世纪和 3 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终于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

罗马失利,贸易中断

人们也许会以为,在公元 3 世纪和 4 世纪时,欧亚大陆周围诸海上的贸易量会空前增加。但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因为这时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内部动乱迭起,外部遭到了蛮族进攻。

中国

商文明的出现,不是缘于大规模地移植外来成分,相反,是由于本士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入侵者只是赋予了某种变革性的力量,起了促进的作用。侵入中国北部时,与他们侵入希腊和印度时的情况不同,没有造成明显的文化中止。

在西周,中华文明被连续下来。在东周,周王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只履行少数宗教职责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

虽然东周时期政治不稳定,但文化大发展。这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

中国汉朝

中国汉武帝,为了寻找盟友攻打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去寻找、联络数十年前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

大月氏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中最东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后,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腊人的大夏王国(亚历山大帝国分崩后留下的一个王国),在那里定居了下来。

大月氏不愿意攻匈奴。汉武帝自己派大军攻打匈奴。正是中国人的胜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迁徙、最终冲击罗马帝国、导致其崩溃的连锁反应。

中国人大破匈奴后,派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张赛报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国。有两个从前留下的希腊王国贾尔干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与中国之间远隔一个帕米尔大高原,颇为安全,故大胆地辱骂了中国使者。但是,中国军队其军事威力惊人,竟翻越帕米尔高原,迫使它们降服汉皇帝。这样,汉帝国以一个巨大的楔形物插过中亚,最后于公元 1 世纪,与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组织的贵霜帝国建立了联系。

在丝绸之路的中外贸易中,中国丝织品是世界各地最为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 90%; 剩下的 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流浪,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印度和东南亚大印度

虽然埃及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在 2 世纪以后衰落下去了,但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并未因此受挫。在罗马和中国因陷于困境而软弱无能时,印度情况正相反,在笈多王朝(公元 320-647 年)统治下,正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文明也进入全盛时期,在宗教文化和政治经济方面,影响周边。

公元一世纪时,由于受香料和矿物资源的吸引,前往东南亚诸岛屿和沿海地区的印度商人很多。商人们航海到黄金之地。当地没有高级的政治和文化。印度人传播印度宗教和习俗,控制经济,并建立了很多印度王国。在相当于今日柬埔寨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印度王国——坎布贾王国。当时的中国人称它为扶南。

这一印度化的过程并没有深深地渗透基层。一般村民们除了须交纳新王国统治者强征的苛捐杂税外,他们的生活仍一如以往,没有多大变化。虽然印度的影响有点儿表面化,但范围极其广泛。

东南亚大印度,就像希腊人希腊化地中海地区一样,传播了文明。

中国和罗马的贸易

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它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即今日伊朗)的中间人。中国人和罗马人对建立直接的联系都很关心,但是,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帕提亚人对阻止这一联系的建立也同样很关心。中国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当他到达波斯湾时,帕提亚人哄骗甘英回去。不仅夸张取道海路的种种危险,而且也不提前往叙利亚还有更为直接的陆路可走。

中国人记载,罗马人” 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国来,但安息人帕提亚人想用中国的丝织品和他们做买卖,因此,就切断了罗马人前往中国的交通”。

罗马人对此进行了报复,为了将牟取暴利的帕提亚中间商排除在外,他们积极开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贸易。于是,愈来愈多的商队不再取道西去的丝绸之路,而是向南经过和田前往印度西北部诸港口。

这一贸易其规模之大,竟使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宣称:” 昔日仅限于贵族使用的丝织品,现已不加区别地扩大流传到社会各等级手中,甚至包括最低的等级。” 无疑,这话言过其实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身居要职的罗马人见到大量黄金因支付受人欢迎的中国丝织品而东流,大为惊恐。

东西方贸易的崩溃

5 世纪时,拜占庭帝国 政府对丝织品的进口实行了国家垄断,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集体谈判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中间人。到 6 世纪中期,这一问题终于由拜占庭人予以彻底解决,他们成功地将一些放在桑叶上孵化的蚕卵从东方偷运回国;于是,丝绸工业在叙利亚开始发展起来,并传播到希腊和地中海西部地区。西方不再依靠来自中国的进口货,丝绸之路渐被废弃。

穆斯林阿拉伯人 的突然兴起,给陆上贸易以最后的打击。7 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整个中东,随后,又扩张到中亚,并在 751 年的怛逻斯战役中击败了中国人。于是,中亚成为穆斯林的天下;而且,在以后好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

直到 13 世纪, 蒙古人 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时,才有了再一次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

文化联结

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 13 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 23 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形成 希腊字母

亚历山大帝国

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传播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亚历山大帝国仅在亚历山大生前维持了数年。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去世,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后来,希腊士兵在军事上的优势,保护希腊商人和希腊文明的进一步扩张。

  • 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 有许多希腊移民和当地妇女结婚,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一名波斯贵族女子为妻,并于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 3000 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
  • 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还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礼仪。
  • 虽然地统治下的居民多数没有希腊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腊化了,都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
  • 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柯因内语成为整个中东的共同语。这种语言比古典时代的希腊语简单,所以,那些已希腊化的土著学起来也比较容易。小亚细亚的一些民族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本族语而使用柯因内语。
  • 在其他地方,希腊的生活方式、娱乐活动、铸币和各种艺术也已为城市的上层阶级所采用。

希腊人的世界主义

希腊人的世界主义日渐发展,他们开始尊重过去一直称之为蛮人的外国人。早先,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浦国王入侵亚洲,主要是受了希腊学者伊索克拉底的怂恿,想把亚洲诸民族” 从野蛮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臵于希腊的保护下”。而亚历山大死了几十年后,情况大为不同,希腊的另一位学者埃拉托色尼撰文批评了那些” 把人类划分为希腊人和蛮人两大等级” 的人,他说:” 较好的做法是根据善与恶来区分人类,因为希腊人中也有许多卑鄙小人,而蛮人中也可找到不少高度文明的人;只要看看其政治制度极其完善的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即可明白。”

希腊化时代的艺术

希腊文化对一个被称为犍陀罗的宗教艺术流派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犍陀罗原是印度西北部一地区的名宇,该地区曾在希腊统治之下。犍陀罗艺术的主要作品是佛陀像和描绘佛经中各种场景的浮雕品。犍陀罗的佛陀像酷似希腊的阿波罗神,与印度其他宗教的佛陀像有显著差别。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强调精确地表现人体解剖上的各种细节,如描绘各块肌肉、添上胡子等。后者是理想主义的,更注重精神的表现而不是外表的相似。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的情况,可以沿着早先由商人以及佛教朝圣者踩出的丝绸之路了解到。佛教雕刻在移植中国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自然,变得简朴、抽象;但原先的希腊现实主义仍表现在如衣服的裙子一类表面细节上。

希腊化时代的微弱影响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更不用说亚洲其余地方了。其根本原因是,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仍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当中世纪穆斯林征服者前来时,他们没费多大事就将小岛似的希腊文化制服了。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

罗马人的希腊化

早在公元前 6 世纪,罗马人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直到 3 世纪起,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

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适度改变,然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

奴隶老师,希腊人

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柔软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主厨。

当上层阶级的罗马人听到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雄辩和演说时,眼界大开,一个新的知识世界在他们面前展现。

希腊人给那些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 1 世纪,送年青的罗马人到雅典或罗得岛的哲学学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

罗马文学

希腊文学作品有极为强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罗马人在文学方面未能有重大建树。开始时,受过教育的罗马人给优美的希腊诗歌、戏剧和散文所迷住,满足于翻译或模仿希腊原作;渐渐地,罗马贵族要求文学作品能以罗马人的生活为主题,能表现罗马人的生活理想。于是,一个民族文学开始产生,不过,无论是在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的” 黄金时代”,还是在塞内加、塔西伯、老普林尼和小普林尼的” 白银时代”,这一民族文学始终带有源自希腊的印记。

建筑艺术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外观有最明显的影响。希腊建筑的特点是设计简单、比例相称、装饰完美。虽然这些特点已由巴罗克式的富丽堂皇和庞大的规模所取代,但希腊的陶立克、爱奥尼亚和科林斯这三种石柱的形式仍被采用。建筑物都用雕塑品装饰,这些雕塑品最初来自希腊,是作为战利品用货车运回国内的,以后由本地的艺术家仿制。

基督教和大乘佛教

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前者争取到了整个欧洲,后者赢得了大部分亚洲。这两大宗教获取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新特点中找到。
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
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
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之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信徒的日常生活施加有力的影响。

这些特点在古典时代较后几个世纪里特别吸引人。在那几个世纪中,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中心大城市,情况更是如此。城市里许许多多人感到无家可归、漂泊无定;对这些人基督和大乘怫教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道” 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它们也给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残、无所归依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是在中国,在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令人满意、适合时宜的特点,正是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赖以发生的犹太教,或者后来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均没有这些特点。

基督教

犹太教是约公元前 12 世纪崇泰耶和华为民族之神的犹太人的地方性宗教。”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别的神”。这是耶和华的《十诫》中的第一条。这一条的原意,不是说耶和华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说,他是以色列孩子的唯一的神。这一时期犹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说是神秘的、超俗的,不如说是社会的、注重道德的。用一位犹太先知的话来说,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只是,人类应该” 追求正义、援救被压迫者,识别生父不明的人、为寡妇辩护”。

犹太人长期受希腊文化的熏陶,试图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解释犹太教。因而,犹太教徒逐渐汲取了有关来世的信仰——顺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将堕入地狱,遭到永久的惩罚。

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保罗是一个希腊化的犹太教徒。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上帝派他唯一的儿子耶稣是为了要他替全人类赎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是一个新宗教。

尽管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迫害,仍稳步发展起来。公元 313 年,基督教终于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受到宽恕,399 年,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官方国教。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由传教士在 600 至 800 年期间,传布到英格兰和日耳曼诸民族中;在 800 至 1100 年期间,传布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诸民族中。

佛教

是在印度人明显地反对不公平的种性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过程中产生的。佛教的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约公元前 563-483 年)原属释迦族,贵族出身,因苦恼于在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而舍弃优选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飘泊的苦行者生活。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澈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佗,意即” 觉悟者”。

佛教的四大真理是:(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 八正道”。” 八正道” 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译意为” 无为”、” 寂灭”。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佛陀死后,他的弟子们布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支配宗教信仰的教团。这些教团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虽然僧侣们对此很满意,但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感到难以做到。因而,与” 希那衍那” 即小乘佛教相对立的” 摩诃衍那” 即大乘佛教逐渐发展起来。

它和原先的偏好默祷有点不同,采用了一些较易于领会、奉行的训条。于是,只要信仰,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义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世故不深的信仰者来说,涅槃仅指天国中的来世,而天国是很有可能进入的,只要乐善好施便行。

由于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得救,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在国外都赢得了皈依者。

佛教取得这些成功后,在许多国家里衰落下来。在中国,约 700 年时,佛教臻于极盛,但此后,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政府的敌视,很快衰歇了。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民族经济,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从而招致官方的迫害。据官方记载,841 至 855 年期间,有寺院 4600 余所和祠庙 40000 余个结拆毁,有僧尼 26 万余人被勒令还俗,和寺院奴隶约 15 万人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后,再也没有复兴过,以后,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 三个宗教” 中的一个。

中东的文化衰落

在古典时代,除了宗教和教派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有位权威人士写道,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的入侵浪潮之后,” 古代近东的创造力似乎缩小了……大体上,我们看到的,(那时的古代近东)只是在整理和巩固已获得的知识。”

第八章 希腊罗马文明

雅典的学生已成为其他人的老师;雅典已使” 希腊人” 一词不再表示一个种族,而表示一种精神面貌。

——伊索克拉底

在新石器时代,铁制工具为农业扩大到森林茂密地区,为商业和殖民地拓展扩大到新的海岸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使文明的扩展成为可能。到了古典时代,印度和中国的新兴文明地区通常仍从属于原先的文明核心地区,而西方则不同,罗马由于发展起军事上的优势,因而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土。从而扩展了希腊文明。

一/ 形成时期,公元前 800-500 年,部落变城邦

公元前 12 世纪,随着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腊堕入” 黑暗时代”。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限于爱琴海区域。

到公元前 6 世纪末,这一切都改变了。部落组织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等级起来向贵族阶层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逐渐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

多山造成小城邦制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需的。

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使得小城邦彼此隔绝。

到 5 世纪,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出现了很多希腊殖民地,海外城邦。

海外城邦和贸易

大规模的海外城邦和贸易,使得希腊本国不需要种植麦田,希腊土壤较适于经营橄榄园和葡萄园。由于多岩石的山坡能用来种葡萄树和橄榄树,土地的开垦面积大大增加。因而,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从前经营自然农业时增长二至三倍。

海外贸易也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希腊的商品不是奢侈品,而是日常用品。

经济革命

经济革命促进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革命。希腊从公元前 8 世纪起也发生了相同情景。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度日。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时常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使群众吵吵闹闹地要求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

同样,城市里新的富裕家庭也起来要求获得与他们经济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们取得了手工业工人、码头装卸工人和水手这些城市贫民的支持。于是,所有这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一道奋起反对由拥有土地的贵族掌权的传统政治制度。

军事革命

6 世纪时,改革运动大大加强了。这是由于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贵族骑兵这时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装起来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缘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执长矛,以密集队报排列成坚固方阵,作战时步调一致,因而与以往战无不胜的骑兵对阵时,能以密密的阵势将他们打败。这一新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

政治革命

经济变革和军事变革一起,导致了相应的政治变革。在黑暗时代,各城邦开始时实行君主政体,后来渐渐地转向贵族寡头政治,到 7 世纪时,各城邦已由称为僭主的独裁者进行统治。这些雄心勃勃的领导者一般都是贵族出身,他们支持民众的要求,因而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夺得个人权力。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

希腊的经济思想

摘自管理思想的演变

  • 希腊的经济哲学是反商业的,贸易,手工业和商业被认为是有损于希腊理想的尊严。
  • 对贵族式的或有哲理的希腊人来说,劳动是可耻的。
  • 政府管理来自民主和公民参政,而不是公众事业的职业化。雅典的军事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轮换过于频繁,效率低下。当雅典遭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和斯巴达政府的组织良好和专业化的军队时,无法对抗。
  • “管理私人事务和管理公共事务仅仅在量上有所不同。”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好他的私人事务,他肯定不能管理好公共事务。

商业的复兴使十字军东征诞生。同时,十字军东征既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还让欧洲人深深地感受到中东的文化在各个方面都远胜于欧洲的教会文化。使欧洲的生活更加世俗化。人们开始对探索产生了兴趣。

斯巴达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是与其他希腊城邦发展趋向正相反的典型。

斯巴达人的祖先是多里安人,占领了肥沃的流域土地,把土著居民变成奴隶,称为希洛人。8 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附近麦西尼亚的肥沃平原,从而排除了向海外扩张的需要。不过,因此付出的代价是沉重且无法避免的。斯巴达享受不到因与外国交往而带来的经济和智力上的促进,只能过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

为了控制大批受管辖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国家组织得象一个军营。一切都得服从军事需要。体弱多病的婴孩遗弃于荒野等死,只有体质好的婴孩才许抚养。男孩从 7 岁起就住到兵营里受训练。所有年不满 60 岁的男子都得受军纪约束。

奢侈品不受欢迎,个人生活几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欧罗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匮乏、用斧砍制成的木头房子十分粗糙,这一些在整个希腊都已出名。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进餐、公众事务、军事训练和执勤,这一些几乎构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制度使斯巴达人成为整个希腊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们对写剧本、雕刻头像或系统地阐述哲学,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做。

雅典人

在此期间,雅典人发展起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社会。雅典人不是扎营住宿在怀有敌意的居民中的一伙人侵者,他们自夸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

同其他城邦的希腊人一样,他们最初是实行君主政体,以后让位于由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九个执政官是主要执政官,全部属于贵族。

雅典后来朝民主化方向发展。急速发展的贸易创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中产阶级,他们同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

公元前 594 年,所有各派别一致同意任命梭伦为首席执政官,执掌政权,施行改革。梭伦采取的减轻社会痛苦的措施是简单而又严厉的。他将债务人失去的全部土地所有权归还债务人,让因负债而变成奴隶的所有平民都重新获得自由,并永远禁止债务奴隶制。

在政治领域,第一次准许没有财产的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不过,公民大会拥有的权力仍旧很有限。另外,还规定富裕商人可担任执政官;还设立新的、更受欢迎的陪审法庭来代替贵族最高法院的一部分权力。总之,梭伦的贡献在于,在组织上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

梭伦改革之后的 30 年里,由于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因而充满了斗争。虽然奴役这时已是非法的,但贫民们发现谋生仍很难。同样,贵族们虽然多少受到些约束,但仍能阻拦人民立法。

约公元前 5 用年,庇西特拉图使自己成为雅典第一个僭主。在他统治的 30 年间,他将贵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并让城市贫民参加大规模的美化城市的公共工程以获得帮助。

约公元前 506 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为止。克利斯梯尼取消了原有的部落,建立了十个实际上是按地区划分而不是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新部落。这一改革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克利斯梯尼还建立五百人会议,所有年满 30 岁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当代表;五百人会议除了为公民会议准备议案外,并握有最高的执政权和行政权。由于克利斯梯尼的这些改革,到公元前 500 年时,雅典已出现民主政治。

二/ 古典时代 公元前 500-336

希波战争,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 (雅典帝国),伯罗奔尼撒战争

伯里克利在那篇著名的、为悼念公元前 431 年在和斯巴达人的战斗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而致的追悼辞中宣称:” 我们的城市向全世界开放。……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这番自我夸耀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公元前 5 世纪时,雅典使斯巴达和其他所有的希腊城邦黯然失色。这是伯里克利时期雅典的黄金时代。

雅典当时之所以能居有令人目眩的卓越地位,是因为它在 打败波斯帝国 这场重大战争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此外,跟雅典人在希波战争前不久幸运地发现 劳里昂银矿 也多少有关。他们得到这笔财富后决定建立海军,建造了 200 余艘最新式的三层划桨战舰;这支舰队在随后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战争开始

公元前 6 世纪中期,波斯人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波斯人强力干涉城邦的内部事务,使它们于公元前 499 年发动反波斯起义。它们向希腊本土的城邦求援,并得到响应。波斯帝国非常强大,整穿越俄国南部,从北面威胁巴尔干半岛各国。

尽管小亚细亚各城邦得到希腊城邦的海军支持,还是失败。

波斯皇帝大流士决定对希腊本土的抵抗进行惩罚。征服小亚细亚十年后,于公元前 490 年在雅典西北面的马拉松登陆。虽然希腊城邦各自为战,但是他们的方阵战术还是重创波斯人,大大鼓舞希腊人的士气。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 在希腊人中,看到波斯服装、看到穿波斯服装的人而敢于勇敢地对付,这些人当属最早;在那时以前,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

十年后,波斯人重新开始,集结了更强大的部队。一支由斯巴达人统率的混合部队为阻击波斯人,在温泉关英勇地力战至死。虽然波斯人攻入并洗劫了雅典,但雅典海军在附近的萨拉米斯湾击溃了波斯人;当波斯人从爱琴海撤退时,希腊联合舰队尾随其后,赢得又一次海战的胜利。不久,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陆续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希腊人成为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战胜者。

希腊人的胜利

维护希腊文明

使希腊人免于遭到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得以保持自己的特点。否则“希腊人混同野蛮人,其处境与眼下生活在波斯暴政下的那些民族差不多,被拆得七零八落,或者可怜地杂聚在一起”

海军促使民主政治发展

希腊人的胜利,特别是雅典海军的胜利,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为划船投入战斗的划手都是无财力将自己装备成重甲步兵的公民,所以,城市贫民这时在军事上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财产的重甲步兵还要重大。这自然加强了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时期(公元前 461-429 年)达到最高潮。

伯利克里时代

伯里克利 虽然出身贵族,但是一个热心诚挚的民主主义者;他将权力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一年召开 40 次例会,如果需要的话,还召开临时会议;不仅解决一般政策问题,而且还为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活动作出详细决定。

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

由陪审团作最后决定的民众法庭,陪审法官由抽签产生,所有公民都可担任。

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 431 年因与斯巴达人作战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礼演说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称: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但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确可以称为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在少数人手里,而是握在多数人手中。当法律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公正地调解人们的私人争端时,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也就得到确认。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这是作为对他优点的奖赏,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多黯淡。

希波战争后的雅典帝国

原因:

  • 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 斯巴达由于其固定不变的经济和经常受到希洛人起义的威胁,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 雅典利用提洛同盟和波斯人的威胁控制希腊城邦。

雅典带头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一个同盟;因同盟总部原先设于提洛岛上,故称 提洛同盟

提洛同盟

  1. 宗旨是防备波斯人有可能进一步发动的进攻,以确保盟邦的共同安全。
  2. 原则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开全盟例会时,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决权。
  3. 实际上,从一开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将军,掌握行政领导权
  4. 没有战舰或不愿提供战舰的盟邦须向雅典交纳贡金。
  5. 同盟金库从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铸币成为共同的交换媒介物
  6. 入盟各邦不得退盟

公元前 450 年,同盟已变成了一个帝国,用欧里庇得兹的话来说,雅典的权力已从爱奥尼亚“向外扩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 开明仁慈帝国主义

  1. 事实看出: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对雅典保持忠诚,直到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真正结束为止
  2. 反叛的都是些主张寡头政治的不同政见者,当它们真的发动叛乱时,因为广大人民通常并不认为雅典的公民大会是压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对他们本国压迫者的保护人。

伯罗奔尼撒战争

由于雅典不断向外扩张,并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公元前 431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

一方是海上强国,另一方是陆上强国,战争连绵十年之久。斯巴达军队虽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连接雅典和大海的长城,也不能保证后继物资的供给。

雅典人一方,由于公元前 429 年遭受到祸害严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连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乱地攻击伯罗奔尼撒沿岸一带。

公元前 415 年,雅典决定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切断斯巴达的粮食供给,结果以惨败告终。修昔底德写道:“舰队和军队统统从地球表面消灭掉,什么也未能保全下来。”

于是,雅典盟邦纷纷叛离,斯巴达人终于击毁长城;而雅典于公元前 404 年因受到围困、饥饿逼迫,只好宣布投降。

雅典仅保留了一个城邦的地位,舰队和帝国统统丧失,甚至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胜的斯巴达强加一个短命的贵族寡头政权而失去。

战争的结果,希腊失败,希腊化时代开始

  1. 毁灭性战争使整个希腊世界陷入经济困境
  2. 而存在的问题一个也没得到解决
  3. 斯巴达专横跋扈,底比斯和雅典为求相互保护而结成新的联盟
  4. 不断变动的联盟和小规模的战争,使希腊地区陷入混乱和衰落,再无崛起。
  5. 公元前 335 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大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他剥夺了希腊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希腊地区的古典时代结束。
  6.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一年后遇刺身亡,继承人是 亚历山大大帝
  7. 古典时代结束,希腊化时代开始。

古典时代的雅典黄金时代

“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希腊的奇迹”、“希腊的光荣”——这是人们提到 5 世纪希腊文明时通常所用的一些夸张的说法。

远离中东又靠近中东

天才不是字面意义上所指的天才;因为迁移到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印欧人不会恰好在遗传方面优于那些移居中东、印度或西欧的印欧人。

对希腊人的非凡成就提出了两点解释。首先,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处,但是,还没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地步。实际上,希波战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战争的结果使希腊人能同时做上述这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

长达几个世纪的城邦制度

城邦的出现并持久地存在,是促成希腊人取得成就的第二个因素,因为城邦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需的制度上的保证。

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例如,在印度,处于较早发展阶段的雅利安移民也在某些地区建立过相当于城邦的组织。约公元前 302 年希腊塞琉西王国派往华氏城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曾承认,在他当过大使的孔雀帝国有一些“自由城市”。但是,这些自由城市最后都给并入开始控制印度半岛的地方君主国。只有希腊人能保持他们的城邦达数世纪之久。

一个原因是,希腊地区山峦重叠,不能建立地区性帝国。另一原因是,希腊多数城邦都享有直接通达大海的便利,使它们不仅在智力方面受到外来促进,而且能维持并发展自己的经济。

确实,希腊人为各自为政的城邦付出了沉重代价:城邦间彼此征战不休,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强加的统一,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
但是,作为回报,他们在各自的城邦内享受到好几个世纪的自由;而这,似乎至少是希腊 5 世纪迸发出巨大创造力的先决条件。

虚心学习富有常识的理性主义

大量借用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教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的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旅行时,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

柏拉图在《辩诉篇》中写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自己的理智所宣判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不应该去做,哪怕受到当权者或任何法庭的强迫,也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抵制——“„„未受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自由辩论对社会的重要性。他在受审时为自己性命所作的申辩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他说:

现在,雅典人,我要争辩,可不象你们想的那样,为我自己的缘故,而是为了你们。因为你们要是杀死我的话,就不易找到另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假如允许我用一个可笑的比喻,我就象一只牛虻,总是整天地、到处地钉住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我要让你们知道,要是杀死象我这样的人,那么,对你们自己的损害将超过对我的残害。

世俗的人生观的现实主义

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希腊人所独有的;他们坚信,人活着,最主要的事是完满地表现此时此地人的个性。

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有关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在伟大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希腊宗教的独特性,机械唯物主义

希腊人把他们的神看作实际上是和他们自己很相似的,区别仅在于神更有力量、更长寿、更美丽。由于信奉这样的神,希腊人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由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而感到无忧无虑、安适自在。希腊人和诸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他们祈祷和献祭的目的,是指望诸神能对他们表示好意。

希腊宗教从未系统地提出过共同的宗教教义或编出一部宗教经典。

希罗多德所说,这种宗教关系是通过“普通的神龛和祭品”而不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

拿希腊宗教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宗教相对比,希腊宗教的这一特点显得非常明显。

据美索不达米亚人对事物起源的解释,人类是主神特地创造出来、为诸神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的。因而,建造庙宇和奉献祭品等责任实际上也就构成人类存在的理由。

公元前 6 世纪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的观念:人认为,神也是生出来的,会说话,有形体,穿戴和人相同。如果牛、马或狮子也跟人一样,有手,能用手画画,能从事艺术活动,那么,马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马,午会把神的模样画得象牛,每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身体描绘得跟自己一样。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是黑皮肤、扁鼻子;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

希腊宗教是生活方式

古典希腊的宗教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渗透到城部生活的每一方面。它解释了物质世界、日常献祭活动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激起诗人和艺术家创作灵感。

每一座希腊庙宇都是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中心。

宗教与机械唯物主义科学

著名的希波克拉底写的医学论文极度客观,他对每一病例的诊断都以客观观察为根据,避免将疾病的起因或治疗与巫术混为一谈。在论及“圣”病羊癎疯时,他写道:“我觉得,这种被称为圣病的疾病并不比其他任何疾病更神圣。它和其他疾病一样,有自然的原因。人们之所以认为它神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它。„„实际上,所有事物在这方面全一样,都有前因可找。”

宗教是戏剧创作的灵感

演员是在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先是演戏似地表演崇拜酒神的祭仪,进而渐渐地创作出意义深远的悲剧和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这种文艺只有在公元前 5 世纪的雅典才能发展起来,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雅典城每逢宗教节日,便由国家出钱上演剧本,并组织公民集体观看。雅典戏剧发展的平衡和正常状态应归于剧作者与观众的密切联系。

埃斯库罗斯在取得萨拉米斯战役胜利的公民面前上演他根据该战役所改编的《波斯人》一剧。

索福克勒斯对传统的宗教很不感兴趣。索福克勒斯在他的悲剧中常常提到诸神,可是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各式各样的人——高尚而可钦佩的人、面临自己所不能驾驭的力量的人、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严厉惩罚的人。俄狄浦斯面临大难时勇于受苦的英雄主义就是索福克勒斯所创作的悲剧的实质,它多少揭示了人生的意义,提出了所有人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欧里庇得斯则是持积极怀疑的态度。他毫不留情地刻划诸神的缺点,讽刺那些相信神出人高明的人。他长于批评,是个一心一意为那些不受欢迎的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他支持奴隶和外国人的权利,极力主张妇女解放,抨击对战争的颂扬。

阿里斯托芬就更是如此,他的喜剧充满对社会的讥讽。他本人是个向往美好的旧时代的保守主义者,所以他嘲笑民主派的领袖和政策。在《吕西斯忒拉忒》一剧中,他描述了一群妇女,因被没完没了的杀戮吓坏了,拒绝和他们的丈夫同房,直到他们放弃战争为止。在《骑士》一剧里,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个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民主派的领袖克里昂的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

和谐平衡的希腊人品味

希腊的一切艺术都体现了希腊人平衡、和谐和中庸的基本思想。若将帕台浓神庙与埃及的金字塔、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庙,或者比较原始的希腊雕像和那时以前中东各族的浮夸的雕塑品作一比较,这一点就显得更加明显。

脱离宗教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

公元前 6 世纪。他们提出了“世界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根本问题。泰勒斯推测万物始源于水,因为液体、固体和蒸汽都是水的存在形式。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因为火非常活跃,能转变成万物。阿那克西米尼主张气为万物的始基。

希腊人采用了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天文学方面的观测资料,并将其中的占星术成份加以清除。在中东仍处于经验主义阶段的数学知识,希腊人对天文学进行逻辑化和系统化。


主观客观唯物唯心

主要世界观唯心和唯物。
唯心主义是相信有个神,主观是自己是神,客观是别人是神如耶稣等。
唯物主义是相信世界由物质构成,机械唯物,世界是个体构成的大机器,不变化。辩证唯物,世界变化和关联。历史唯物是辩证唯物的分支。


人的问题

公元前 5 世纪中叶,随希腊社会的情况日渐复杂,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中心从物质世界转移到人和有关人的各种问题上。

智者派支持民众

其最杰出的代言人是普罗塔哥拉。他有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切事物皆因人的需要而异,所以,世界上决没有绝对真理可言。

对人的强调使智者派遣责奴隶制度和战争,并支持民众的大部分事业。

保守派苏格拉底

但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希腊人,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对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很顾忌,担心它会危及社会秩序和道德。苏格拉底是保守派的主要代表。当时腐败的政治和没有任何明确的生活准则使他深为忧虑。他永无休止地和朋友们谈话,发展起一套辩证科学,即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查一切已有见解,直至确立普遍公认的真理。他坚持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发现有关绝对真理、绝对善或绝对美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与成为个人放纵不羁、公共道德败坏之借口的智者派的相对主义大不相同,将为个人行为提供永久性的指导。

柏拉图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公元前 427-374 年)出身贵族,他和他的朋友们引雅典为自豪,可对雅典人民并不信任。当雅典民主政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时,这种不信任加深而为仇恨。因此,柏拉图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既能维持贵族特权、又可为贫苦阶级接受的社会。

“理想国”把人分为四等:护国者、哲学家、士兵和劳动群众。这种等级划分是永久的;柏拉图用一则神话即“高尚的谎言”作为其理论根据,这则神话说,这四个等级是神用金、银、铜、铁四种金属创造出来的。

亚里土多德

他开始时是柏拉图的弟子,但是,老师去世后,他创办了莱森学院。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收集者和理性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

作为一个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寻求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秩序。他认为,整个自然界,最低级的是矿物,位于矿物之上的是植物,位于植物之上的是动物,人类处于最高级。

他将人类社会的各个阶级与自然界的各个等级相对应,从而证明,人类划分为天生的主人和天生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他说:
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战争的艺术是一门关于获取的自然艺术,因为它包括狩猎;是一门用来对付野兽和那些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愿服从的人的艺术。这种战争当然是正义的。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

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历史。

希罗多德早先生活在曾沦于波斯人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以后来到使波斯人遭到破天荒的惨败的雅典。希罗多德把雅典人的这一重大胜利归因于他们的民主政体,所以,他的《历史》一书是最早讴歌民主政体的一篇伟大的领辞。这部作品隐含的意思可以用他赞同的某希腊人的几句话来说明。那位希腊人在对波斯国王谈及自己的同胞时说: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战逃脱,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

修音底德撰写的历史是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经过 27 年的苦战,最后屈膝投降了。希罗多德颂扬了雅典的胜利和荣耀,而修昔底德则分析了雅典的失败和苦难。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同情雅典的;他曾任雅典将军,领导过雅典军队。但是,他坚决抑制自己的情感,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实事求是地弄清这场灾难的原因。虽然他从未用过社会科学一词,不过,他的某些话实际上已表明,他正在试图创造一门社会科学。他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希腊人无关大局的缺点

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奴隶们受到剥削;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留的外邦人构成居民的大多数,但他们绝无雅典公民权。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真实的,但无关大局。

在公民权这一问题上,希腊人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同一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公民,外邦人居留时间再长也不行。但许多外邦人还是长期地居住在雅典,为收养他们的这座城市慷慨地贡献自己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雅典的满意和忠诚。

奴隶制度尽管造成许多不好的后果,但并没有象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广泛。绝大多数公民——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公民——没有奴隶,靠当农民、工匠、店主或水手谋生。常有人说,普通雅典人因有奴隶来养活,能够整天看戏、担任公职、讨论哲学和政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评价古典希腊,不应看它哪些没做到,而应看它做了些什么。如果这条标准可以确立,那么古典希腊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极其明显而突出。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多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

希腊化时代,公元前 336-31 年

亚历山大统治 13 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古典希腊文化普及整个中东,形成一个新文明。公元前 336 年,亚历山大继承其父亲腓力二世的王位后,巩固对希腊城邦的统治;前 330 年征服波斯;前 329 年征服大夏和兴都库什山;进攻印度。公元前 323 年去世,终年 33 岁。

之后的三个王国

亚历山大病逝后,到公元前 3 世纪初 (前 280 几年),形成三个王国。一是马其顿王国一个疆域不大、希腊化的民族王国基本上控制其南面的希腊诸城邦;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它自然资源丰富,又有大海和沙漠作坚固的屏障,是三个王国中维持最久的一个。一个是塞琉四王朝统治下的王国,它由帝国的亚洲诸行省组成,是三个王国中疆域最广的一个。

三个世纪后被罗马消灭

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旧帝国遗留下来的行省,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从而结束了希腊化时代。开始了罗马时代。

亚历山大的帝国是短暂的,生存了三个世纪。

与古典希腊不同的希腊化时代

移居埃及和亚洲

在这期间,中东也希腊化了。埃及和亚洲诸行省土地富饶,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机会;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教师、专门职业者和雇佣兵受这些机会的吸引,从各自的城邦移居那里。

公民精神丧失

与古典时期的城邦不同,希腊化时代的城市无能为力保护城市居民,公民的命运由战争或统治阶级而不是公民大会掌控。城市居民因此全力以赴聚集财富贪图享乐,让贫民和奴隶自己设法谋生。旧城邦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内聚力被自私自利和阶级斗争所取代。

希腊经济衰落

经济衰落。过去,它依靠出口酒、油和各种制造品来换取海外殖民地的各种粮食和原材料。但是,到公元前全世纪时,这些殖民地已扎根下来,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前所述,这些母邦曾与 19 世纪的欧洲相似,经历过早期的繁荣;而现在,它们的发展已受到它们从前殖民地的阻碍,正象 19 世纪以后,欧洲的发展受到美国和苏联的阻碍一样;而且,这两种情形实质上都起于同一原因。

总之,这是一个不仅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冲突日渐加剧的时期。伊索克拉底写道:“那些占有财产的人宁可将财产抛入大海,也不愿资助穷人。那往最贫穷的人不满足于夺取富人的财产,而要剥夺他们的全部财富。”

心理不知所措

希腊化时代的普通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受到冲击。随着许许多多的人被逐出传统的环境,他们在新的大城市感到不知所措。过去,在旧城郊,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统治者采用诸如救世主和保护人一类的称号,努力培养个人效忠的神秘气氛。但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持久地解决问题。每个人都仍然面临着面对当时压倒一切的非人力量该如何处世立身的问题。

知识分子摆脱俗务转向神秘主义

知识分子的反应倾向于摆脱俗务,由理性转向神秘主义。这反映在当时颇为风行的传奇式的冒险活动和乌托邦的文学中。作者们描述理想社会时,描绘的不是希腊多石地面上的城邦,而是世界尽头五彩缤纷的仙境。这一时代的小说中,描写印度洋岛上的乌托邦社会的小说特别受欢迎。这些乌托邦社会有幸享有能满足一切物质需要的天然财富,居住在岛上的人过着“简单而有节制的生活 „„没有妒嫉和斗争”。这种逃避现实的倾向也反映在当时诸如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一类哲学中

通常关心的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不是社会福利。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政治上软弱无力的人能顺从这个经济不稳定、充满战争的世界中的变化无常的生活。

宗教

如果说哲学是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宗教,那么下等社会的宗教则很不相同。下等社会信奉源自东方的宗教——密特拉教、诺斯替教、埃及的母亲神伊希斯和加勒底人的星界宗教。所有这些宗教都允诺来世的灵魂得救;都令人宽慰地保证天国的到来,以满足遭蹂躏的群众的感情上的需要。因而,古典希腊的现世主义和理性主义现在让位于神秘主义和修来世。

科学进步巨大

考虑到哲学和宗教的这些趋向,会使人吃惊地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在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 17 世纪以前任何别的时期。

这部分地是由于亚历山大征服提供了经济良机。大大扩展的市场激发人们改进技术、增加产量。后起诸王国间以及它们与外部强国间连继不断的战争产生了对较复杂的武器的需要。希腊科学与中东科学(不仅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印度科学)间的直接交流也同样起了促进的作用。

最后,希腊化国家的马其顿统治者是在希腊学问享有盛誉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埃及的情况尤其如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博物馆实际上是历史上最早由国家供养的研究院。它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和一个藏书达 50 万至 70 万册的图书馆。当时,曾发生早级“人材流失”的现象,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由于受适意且激励人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水的吸引,纷纷来到埃及。

数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欧几里得。他的《几何原本》从公理和公设出发,用演绎法叙述平面几何学,使大部分数学知识系统化。

在天文学方面,希帕恰斯发明了一直使用到近代的大部分仪器,并编制了最早的星座图表。托勒密根据希腊化时代的天文学知识编辑而成的书,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前最有名的一部权威性著作。最有独到见解的是阿利斯塔克,他第一个了解到宇宙的宏大规模,认为居于宇宙之中心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

主持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埃拉托斯特尼计算地球的周长,得出地球圆周为 24700 哩;这距实际数值仅相差 250 哩,直到 18 世纪才得到订正。他还画了一张标明纬度的世界人口居住图,根据大西洋和印度洋潮水的涨落推断出诸海相连,欧洲、亚洲和非洲组成一个巨大的岛屿。

博物馆鼓励人们从事解剖学研究,因而医生们现在首次了解到心脏在血液循环中的作用、脉搏的重要性、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功能以及人脑的脑回。

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医学家加伦传布开来;他的著作给人以深刻印象,以致医生们不敢对他表示疑问、也不敢朝新的方向努力,直到近代。

力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是阿基米德,他是流体静力学即后用来检验金属纯度的浮体定律的创立者。他还发明了精巧的战争中用的机器,制定了螺旋、滑轮和杠杆原理;关于后者,据说他有一句豪言:给我以支点,我能翻转地球。”

罗马早期共和国,至公元前 264 年

公元前 217 年,希腊举行一次和平会议,试图结束诸城邦间连续不断的战争。一个代表在谈到罗马和地中海西部迦太基之间的巨大斗争时警告说,无论谁获胜,都会成为对希腊的威胁。“因为即使对于我们中间那些不很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来说,也是很明显的:在这场战争中,不管迦太基人打败罗马人,还是罗马人打败迦太基人,战胜者绝不可能满足于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统治权,他们肯定会来这里。”

罗马击败迦太基,转而东进,先是强迫马其顿和希腊城邦,最后是强迫整个希腊化东方,接受它的统治。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相似之处

两者均起于同一种族,印欧语系的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进入希腊;印欧语系的拉丁人抵达罗马。

早期罗马受外来文化影响

主要的外来影响来自从海外移居意大利的两个文明民族——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埃特鲁斯坎人可能来自小亚细亚,征服南面的拉丁人。他们将自己的习俗传给罗马人:

  • 所信奉的男、女诸神
  • 有关拱门和拱顶的知识
  • 通过检查动物内脏来占卜的典型的东方习俗

希腊人出现于埃特鲁斯坎人之后不久,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建立起若干殖民地广包括塔伦坦、叙拉古和那不勒斯。对拉丁人的贡献:

  • 字母表
  • 艺术和神话,宗教观念和习俗,罗马神和希腊神——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赫耳墨斯和阿耳忒弥斯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墨丘利和狄安娜。

早期罗马采用希腊政治制度

公元前 500 年,罗马驱逐埃特鲁斯坎人,开始独立城邦。

罗马城邦形成时期的制度与早期希腊城市的制度相似。最初,国王拥有帝权即最高权力,由贵族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和仅能对立法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民众大会对国王具有一定约束力。

后来,如同在希腊那样,君主政体被废除,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从前由国王掌握的帝权这时转到两名执政官手中;执政官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总是由贵族担任。元老院是主要立法机关,也是贵族团体,在接纳若干平民元老后其性质仍然不变。

罗马人与希腊人的不同

第一,罗马人统一了意大利半岛。

第二,对待意大利其他民族非常开明。

早先,雅典征收贡物,且从不扩大其公民权的授予范围。而罗马,则准许半岛约四分之一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即一种大而不充分的特权。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唯一不足仅在于不能控制外交事务,不能强征人们服兵役。

这一政策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拔在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性几年里,罗马的意大利诸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

第三,罗马人拥有优势的兵力,发明了优势作战策略。他们认识到,传统的由 8000 人组成的方阵过于庞大,难以指挥,尤其在多山地区作战时。所以,他们将军队组织成 120 人一支的“支队”;30 支支队,即 3600 人,组成军团。军团还配有骑兵保护其侧翼。除传统的头盔、盾、长矛和剑之外,罗马人还用有效的进攻武器即铁尖标枪装备军团。作战时,军团士兵先从远处将标枪掷向敌人,然后巧妙地利用敌人队形的缺口进攻逃跑者。

两次皮洛士胜利

到公元前 295 年,罗马人赢得了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进,兵临繁荣的希腊殖民城市塔伦坦城下。塔伦坦人向皮洛士求援,皮洛士是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被汉尼拔誉为其将才仅次于亚历山大。皮洛上获得两次“皮洛士胜利“,但是他承担不起为此付出的重大损失,而罗马人虽然损失更为惨重,却有 75 万意大利战斗人员作其后备。

皮洛士于公元前 272 年撤退,临走时,他颇有见识地说:“我为罗马和迦太基留下一个多好的战场!”仅过了八年,也就是公元前 264 年,罗马和迦太基在西西里岛交战。

罗马制度的某些民主化。由于平民们曾为得胜的军团提供人力,所以他们处于要求政治上得到让步的有利位置。当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时,他们就采取罢工这种新颖而有效的方式,即一起撤出城市,直到全部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平民们运用这一方式率先取得的一个好处是,有权选择被称为保民官的官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保民官由新的平民大会选举产生,平民大会还关心有关群众的其他事务。政治上得到的其他让步包括:写下法律条文,公诸于众;限制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土地的数量。

因而,到公元前 265 年,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可以想象,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民族国家。不过,这种可能性即便实际上是存在的,由于现把罗马卷入其中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也会被有力地消除。战争将罗马改造成一个伟大的帝国。不过,战争也深刻地改变了罗马国内的制度,民主化趋向的夭折是许多灾难中的一个。

后期共和国,公元前 265-27 年

罗马从一个意大利共和国转变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是突然而惊人的,这使人联想起亚历山大的征服。确实,马其顿和罗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可用来解释它们的暴发性扩张。它们都发展起优良的军用器械和军事技术,而且,与波斯帝国和清后起的希腊化国家不同,后者社会衰微、四分五裂,而前者却都享有社会生气勃勃、团结成一体这一极其重要的优势。

劲敌迦太基

罗马的劲敌迦太基原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但是当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32 年击灭提尔时,它已发展为一个独立国家。由于迦太基垄断了地中海西部的运输贸易,强大起来。它倚仗活动范围广阔的舰队和雇佣军,控制了非洲西北部、西班牙南部、撒丁、科西嘉和西西里岛西部。

最初,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冲突,原因很简单:一个是陆上强国,另一个是海上强国。但是,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南部时,冲突发生了:西西里岛距罗马人新获得的殖民地非常近,迦太基对西西里岛的影响日渐增长,使罗马人深为忧虑。

第一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 264—241 年

因腓尼基人的拉丁名词叫布匿克斯(punicus),故名。

迫使罗马人第一次转向海上。他们建立起一支海军,通过变海战为甲板上的战斗,顽强地挫败迦太基人,夺取了西西里岛。

罗马花了 20 年时间征服波河流域的凯尔特族部落,从而增加了农民士兵的后备军。迦太基为了补偿西西里岛的丧失,就加强对西班牙的控制。

第二次布匿战争

以西班牙为基地,迦太基伟大的战略家汉尼拔干公元前 218 年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大胆入侵意大利,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8-201 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尤其在伟大的坎尼战役(公元前 216 年)中,击败罗马人。

可是,罗马同盟军对罗马的忠诚使他未能获得最后胜利。当罗马军在迦太基附近登陆时,所向无敌的汉尼拔奉召从意大利返国驰援,在本国终遭失败。罗马又一次耗竭了它的对手。

公元前 201 年,迦太基被迫缔结和约,结果,仅保留一小块本国领土、城墙和十艘舰只。

第三次布匿战争

迦太基人尽管道到这一灾难性的失败,可在经济上却获得非凡的复苏。但是,这只能使罗马惊恐。结果,迦太基被攻占,城市遭到彻底的毁灭,残存人口悉数沦为奴隶。

征服导致进一步的征服

随着这三次布匿战争,罗马进入一个连锁反应:征服导致进一步的征服。一个原因是罗马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后,它成了地中海头号强国。此外,征服能带来明显的好处,从每个新行省可获得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奴隶和贡物。最后,挑战和投入战斗总是不可避免地与辽阔的帝国疆域相联系。例如,马其顿的腓力五世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援助汉尼拔,所以,罗马灭掉迦太基后。就转而攻击马其顿。接着而来的马其顿战争只是罗马人在中东几大强国——马其顿、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希腊城邦的埃托利亚同盟和亚该亚同盟——之间巧妙地挑拨离间所引起的一系列战争中的头—场。

凯撒有很高的声威,他(于公元前 58 一 49 年)征服了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之间的整个高卢。最后,公元 1 世纪时,罗马开始对不列颠的长期占领,并在克莱德湾和福斯湾之间修筑一道防御工事,巩固占领地。罗马人在北欧的统治范围大抵如此。

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敲诈勒索

罗马对待新获得的行省并不象早先对待意大利同盟者那样宽宏大量。元老院任命的诸行省总督只要向罗马本国送交大量的贡物、税款、谷物和奴隶,就可以为所欲为。结果,引起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敲诈勒索。

通过新的、无原则的管理,从农民钱袋中榨取无数的金钱;对待我们最忠实的盟友,就象对待民族之敌一样;折磨和处死罗马公民,好象他们是奴隶一般;罪大恶极的罪犯可以用钱买得无罪释放,而最正直、最诚实的人却未予审问即被判罪、受到放逐;听任设防港口和城市遭受海盗和冒险家的攻击。让西西里士兵和水手、我们的盟友和朋友给活活饿死;尤使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耻辱的是,装备精良的舰队被击毁,化为乌有。著名的古代艺术品,其中有些还是富有的国王们的礼物 „全被这位总督劫夺、掠去。他不仅如此对待城市的雕像和艺术品,而且还掠夺最神圣、最受崇拜的圣殿;如果一个神,其神像的制作工艺超过古代一般水平,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那他就决不会留给西西里人民。

罗马本国公民破产

罗马本国几乎和外部属地一样,受到这些政策的不利影响。意大利许多小农由于汉尼拔多次征伐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战争期间长年在海外服役,而遭到破产。

廉价谷物和成群奴隶又源源不断地从征服地流入罗马,故农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卖给新的极其富有的阶级。

在意大利,公元前 2 世纪时,为不在地主所有、由奴隶们劳作的大庄园不断增加。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住在肮脏的屋子里,再一次与奴隶们竞争可能得到的工作。

官方关心的只是向他们提供“面包和马戏”,以免发生骚动。城市生活尽管也不安稳,但至少是令人兴奋、有吸引力的。虽然诗人们大声赞美乡村生活的种种美好,可农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仍继续成群结队地涌向当时的历史学家萨卢斯特称之为“公共厕所”的罗马。

罗马政治腐败

新的城市下层民众也不再成为民众政府的基础,因为他们总是乐于出卖自己的选票或支持那些答应解脱他们困境的煽动者。

军队改革,忠于指挥官

军队的性质也起了变化,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帝国的职责要求建立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征召有产者服短期兵役已不再能满足帝国的需要。所以,凡是志愿当兵的皆可入伍,破产农民开始长期服兵役。结果,罗马军团由平民军队变为职业军队。

士兵们首先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指望从指挥官那里分得一份战利品和可供大家分配的土地。将军们愈来愈开始把交给他们指挥的军团看作自己的附庸军,利用附庸军来大发个人之财。

市民文化消失

罗马人传统的美德也就是贫穷、勤勉的农民所具有的美德。但是,当大量财富开始源源涌入首都时,有关节俭、禁欲和勤劳的古老说教很快给遗忘了。疯狂地争夺金钱,暴发户故意炫耀的挥霍浪费,以及对人类一切社会准则的冷漠无视,成为共和国末期的主要特征。当时有人曾抱怨说:“罗马已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于耕地人。”

格拉古兄弟改革运动

充满危机——阶级斗争、奴隶起义和不断增多的军人对政治的干预。

格拉古兄弟勇敢地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他们试图利用店已由竞选获得的保民官的地位来实施温和的土地分配方案。可是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坚决反对,并不惜使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公元前 133 年提比留连同他的支持者约 300 人一起被杀。过了 12 年,盖约 (弟弟) 也被迫自杀。

马略与苏拉

格拉古兄弟的结局说明,任何领袖人物若无优势力量供其支配,就不能获胜。因而,现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那些在边境战争中赢得民众喝采和实力的将领们。

战胜北非的将领马略与在小亚细亚的苏拉相对立。两大派展开事实上的数年内战。苏拉成为罗马唯一的主人。苏拉于公元前 80 年引退,引退以前,他一直力求恢复元老院在历史上充当的政治裁决者的角色。实际上,此时的元老院已势力强大、大权独揽,使罗马仅仅是名义上的共和国。

斯巴达克奴隶起义

公元前 73 年,伟大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爆发,并一时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不过,最后还是财力雄厚的帝国获胜。斯巴达克在战斗中阵亡,通向罗马的大道两旁是打死在十字架上的斯巴达克的追随者。

罗马及其帝国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建立了能吸收社会各分子的力量的个人独裁统治。

凯撒,他的养子和继承人屋大维

屋大维与马克·安东尼进行了一场长达 13 年的战争。在亚克兴角的海战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从此他一人总揽政权。那时他才 33 岁,伟大的亚历山大在这一年纪时已与世长辞,而屋大维则又活了 44 年;在这期间,他为帝国的黄金时代、长达 200 年的和平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早期帝国,公元前 27 年-公元 284 年

公元前 27 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和大元帅”的尊象。

穷人生活

在贫民居住的拥挤的住房里没有任何卫生设备,替代它们的是精心设计的设有大理石座位、饰以诸神或英雄雕像的公共厕所。结果,带来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便壶都放到街上。街上没有任何照明设备,遇到没有月光的夜晚,整个首都使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穷人们住房缺乏、房租高、工资低。他们那挤满人的住房都是些东倒西歪、易遭火灾的建筑物,尤其是楼上,虽然房租较低,可得不到水。供给罗马大量水的渠道有 11 条,可是大部分水都由管道输送到富人的住宅、公共澡堂和喷泉。

由于白天禁止运输车从街上通过,太阳一落,立即出现一长列由运货马车、驮畜和起马车人组成的队伍。据尤维纳利斯说,这一夜间运输使罗马人注定要永久失眠,除非他们住到与世隔绝的别墅里去。

有节制的富人生活

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悬殊差别。另一方面,通常认为罗马富人贪婪、腐化的看法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上流社会传统的行为规范和礼仪是谴责那些公开炫耀其生活腐化、行为无节制的人。实际上,当时上流社会最普遍信奉的是斯多葛哲学,这种哲学强调忠于职守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相处、因而,罗马上流社会的普通成员并非老是沉湎于纵酒宴乐之中,而是追求奢侈、欢乐而又不失理智的比较恬静的生活。

公共娱乐活动

这种环境下的生活所以尚过得下去,是因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娱乐活动。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赛车和角斗赛。罗马大竞技场有 14 万个座位,是罗马六个赛马场中最大的一个。虽然驾驶赛马的人出身微贱,通常是奴隶,但如果他们能一直得胜,也可获得巨大声誉和大量财产。街道和住房墙上贴着他们的无数张画像。角斗赛在有 5 万个座位的罗马大斗兽场进行

特别使人震惊的是规模空前的大屠杀。在提留斯为罗马大斗兽场举行落成仪式的那一天,杀死了 5000 头牲畜。图拉真曾让 10000 名达契亚俘虏互相角斗至死。

公共浴室

罗马豪华的公共浴室也为较好地度过闲暇时间提供了条件。这些公共浴室是精心建造的,戴克里先时期的公共浴室占地 32 英亩,它们除提供热水浴、温水浴和冷水浴以外,还没有锻炼身体的设备、休息室、花园和图书馆。总之,它们是规模宏大的“运动俱乐部”,它们令人钦佩地促进了“健全的头脑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思想。

罗马人的实践和务实

在工程和法律方面,罗马人因为爱好实践,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比较典型的是,罗马人虽在理论科学上没什么建树,可在开挖沟渠、铺设下水道网、建造桥梁和公路方面是很出色的。公路筑得极好。

同样,罗马的建筑物也和希腊的大不相同,主要是些世俗建筑物,如浴室、圆形剧场、运动场和凯旋门等。

法律观念

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 450 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

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外国人在罗马可能遭到关押,他的财产可能被没收,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

罗马人设立专门法庭来审理这类案件。多次审理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罗马人发展的最终的法律观念也就是自然法的观念。自然法不是起源于司法实践,而是从斯多葛派关于有一个理性之神统治宇宙的思想中产生的。或者,用西塞罗的话来说,自然法超出于单纯的风俗习惯或公众舆论之上,“是由大自然确立起来的,通过健全的理智方能发现,而且对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都一样有效”。

罗马法是后来公元 6 世纪中期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系统化的,从而构成欧洲拉丁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魁北克省和路易斯安那州现存法律制度的基础。

后期帝国,公元 284-467 年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 180 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告结束。他的前任们有一段时间是将继承权传给确有才能的养子们,这一制度使极有才能的统治者得以一个接一个地上任。但是,马可·奥勒留让他的亲生儿子康茂德作继承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康茂德无视其作为帝国首脑应尽的职责,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观看车赛和角斗赛。

奥古斯都为保护首都安全而创立的训练有素、报酬优厚的禁卫军已不受控制,皇帝只有在得到禁卫军支持时才得以掌权。从公元 235 年至 284 年这一段时期里,有过近 24 个皇帝,可只有一个是因年老或患病而死。中央的分裂必然会削弱边境的防御。西方的边远行省遭到诸日耳曼部落的蹂躏,东方的边远行省受到萨萨尼亚人的重新崛起的波斯帝国的侵犯。

公元 3 世纪时,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公元 284—305 年)和君士坦丁(公元 312-317 年)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

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

公元 3 世纪时,帝国的衰微由于坚强而有才干的皇帝戴克里先(公元 284—305 年)和君士坦丁(公元 312-317 年)先后即位而一度中止。他们为加强帝国统一采取了不少政策。

经济改革

  1. 由于某些农田无人耕种,帝国就要求村庄为这些被放弃的土地交纳集体税。
  2. 由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就颁布有名的物价敕令(公元 301 年),规定数千种商品和劳务的最高价格价格根据商品质量和劳务种类的不同而不同。
  3. 由于利息率不断猛涨,就将利息率限制在 6—12%之间,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所冒风险的大小。
  4. 某些产品的短缺引起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如各种粮食和诸如铁、青铜、武器、军队装备以及马等“战略物资”。
  5. 君士坦丁要求每个士兵的儿子继续当士兵,除非他不适宜服兵役。同样,农业劳动者须永久地、世世代代地务农。

分区治理

帝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证明这样做是必需的。戴克里先将国土一划为二,东半部归他自己管辖,西半部由他新任命的共同皇帝分掌。当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所在地建立一个新都时,这一划分进一步强固了。

君士坦丁堡的新城由于海峡两端狭窄而易于防守,并为抵达地处边区的极其重要的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提供了便利的通路。

宗教政策 米兰敕令

君士坦丁作出了通过与基督教合作而不是镇压基督教来谋求稳定和统一的重大决定。这表示历时数世纪的对宗教的一贯态度和做法已告结束。帝国后阶段,多变的日常生活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向各种救世宗教以寻求安慰,就跟早先在希腊化东方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对皇帝和官方多神教的崇拜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赞美神秘的东方诸神的各种宗教性团体为世界、行为准则以及如何免除罪恶和死亡,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解释。

诸新宗教中,基督教最为成功。它提出了“一个上帝”即“全能上帝”的教义,来代替多神教的希腊、罗马诸神和广为传播的一种教的东方崇拜对象。基督教带来了救世主耶稣——耶稣不是神话中提到的迷宫里的暧昧人物,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令人惊叹地过着尘世生活——的安慰:“我给你们带来了所有人都将获得极大欢乐的消息。”基督教还保证拯救信徒的灵魂,但是,它不是通过许诺一个星光灿烂的来世,而是通过基督本人复活所预示的个人的复活,使信徒醒悟过来。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基督教在一个混乱不宁的时代,在老百姓感到无家可归、为生活所抛弃之时,提供了友谊。所有基督徒都是兄弟,他们的聚会常被称作阿加比”,意为希腊语中的“爱”。他们相互帮助,用自己的虔诚和克己树立了一个能鼓舞人的、富有感染力的榜样。在旧秩序的法律和哲学日益落后于潮流、日益行不通之时,基督教为弱者和地位微贱者提供了顺应潮流的东西和希望。

一开始罗马皇帝多次敌视基督教徒。公元 64 年罗马城遭大火,尼禄谴责基督徒为祸患、开始历史上对基督徒多次迫害的第一次。

在 4 世纪初对基督徒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迫害之后,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313 年),承认基督徒不再为异教徒,准许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自由。

皇帝狄奥多西(379-395 年)使基督教实际上成为国教。

皇帝权力来自神而不是公民

象皇帝们采纳基督教是为了促进社会统一那样,他们采用华丽盛大的东方宫廷礼仪也基于这同一原因。戴克里先与授自己以“第一公民”称号的奥古斯都不同,替自己取名乔维安,意即朱庇特在尘世的代表,而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也摆出付神圣的架式。自此以后,皇帝们的权力被认为是从神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公民们授予的。

现在的朝廷仪式使皇帝显得遥远而不可接近。皇帝头戴饰宝石的皇冠,身穿镇金的紫绸长袍,所有臣民都须拜倒在皇帝面前,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可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高级官吏也同样享有荣华富贵——掌管财务的人成为“负责神圣的赏赐物的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神圣的参议会”。

西罗马帝国灭亡

从 406 年起,西罗马的皇帝们已无力阻止高卢、西班牙和非洲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长期的大规模入侵。他们也未能制止 410 年和 450 年蛮族人两度洗劫罗马这一最大侮辱。最后,也就是 476 年,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在日耳曼即匈奴雇佣军军官奥多亚塞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

罗马为什么会“陷落”

没有重大生产力进步

“虽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 „„但帝国的机质性病是经济。”实际上,这一“机质性病”不仅在罗马帝国,而且在诸希腊化国家、古典希腊甚至更早的古代文明中,都可见到。它们都为生产率低下这一基本问题所折磨。生产率低下是因为,在取得诸如冶金术、犁、轮子、帆和太阳历这些核心发明的新石器时代之后,未能大大地促进技术的发展。

技术阻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象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自然是正当的”。

奴隶制度失去进步积极性

奴隶制度使奴隶失去改进技术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当在令罗马圣皮特罗广场坚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可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 1 世纪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 4 世纪奴隶来源枯缩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

从事体力劳动有损自由民尊严

占有奴隶的社会自然倾向于把体力劳动与奴隶相联系,从而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有损于自由民的尊严。

伟大的阿基米德并不认为发明各种军用机械是值得他认真研究的,而仅仅把它们看作是他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因为锡腊库萨国王希伦一再恳求他,要他将自己的学问从抽象运动转向实际事物,并要他通过将自己的推理应用于日常生活中,使它们更易为大多数人所理解。

当力学出现,并被力学学家应用于实践和工具改进时,柏拉图却极为愤怒,痛斥他们,说他们贬低、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实用的东西,迫使几何学去利用物质,从而需要有大量体力劳动介入,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结果,力学与几何学相分离,并长期受到哲学家们的鄙视。

阻碍购买力

奴隶制度对国内市场也起了抑制的经济影响,因为奴隶显然无力购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限制了国内购买力。

大帝国的困境

帝国结构上这些根本的缺点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帝国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的战利品、贡物、粮食和奴隶而得到遮蔽。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帝国的扩张受到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后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决定的。罗马同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那一限度一经达到,帝国疆界就固定下来,甚或开始缩小,于是,从前隐藏的帝国结构上的缺点渐渐显露出来。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到了收缩时期,证明是难以忍受的。过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

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单位

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货币变得毫无价值,在某些场合,又回复到物物交换。物物交换的趋向随工业不断向农村和外省传播而加速。工业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国交通工具的恶化和奴隶供给量的下降,后者使发掘新的劳动刀来源成为必需。工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而且有各种工匠,因而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大厦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这一因素促使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不顾一切地努力以帝国的法令来支撑帝国大厦。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危机先于严格管制”。

第三编 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公元前 1000 年 - 公元 500 年)

第九章 印度文明

完全不同于希腊罗马和中国的特质

绝对差异

希腊罗马和印度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差别要根本而广泛得多。在西方,根本不存在与印度的诸如种姓、杀戒(非暴力主义)、再生和因果报应等基本观念和制度。

中国的与世隔绝

这种独特性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不过,这是在假设中国在地理和历史上都空前未有的与世隔绝的条件下才这样说的。而印度,其早期阶段似乎与西面雅利安入侵者所定居的地区——伊朗高原、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早期阶段基本相似。

相互影响 印度雅利安人

约公元前 1500 年前后入居印度的雅利安部落拥有与诸如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同样的生理特征、同样的畜牧经济、同样的社会制度、同样的诸神和同样的史诗。此外,印度雅利安人在他们的次大陆上与外界隔绝的程度也远不及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印度西北部的山脉不是不可逾越的,所以军队、商人和朝拜圣地者来来往往地翻山而过达许多世纪。实际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印度北部与中东和中亚之间的相互影响超过印度北部与半岛南部之间的相互影响。

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

现可得到的证据很少,不足以提供一个具体或明确的回答。但是,最简单而又似乎可能的解释是,印度雅利安人印度化了。印度雅利安人与定居不太开化地区的亚该亚人、多里安人或拉丁人不同,他们在印度河流域遇到了一个拥有大的都市中心和密集的居民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已遭到征服、受到鄙视,但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文化又很先进,所以不能被灭绝、赶走或同化,使原先的文化留存无几。相反地,当雅利安畜牧者在那里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不得不与原先的居民靠得很近地生活下去。这样和平共处和互通婚姻达救世纪之后,其必然结果是文化融合。

早期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河流域后,集中居住在旁遮普。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史诗《梨俱吠陀》中,旁遮普的河流经常给提到,而恒河仅被提到过一次。

渐渐地雅利安人开始扩散到森林茂密的恒河流域。他们的扩张最初很缓慢,因为手头可用的工具只有石斧、青铜斧和铜斧。但是,约公元前 800 年时,铁得到采用,扩张的步子大大加快了。这时,主要活动由畜牧业改为农业。此外,恒河流域的季风气候也使栽稻成为可能。在旁遮普,栽稻比种小麦和大麦时的产量要高很多。因而,人口密度的中心从西北部转向东部,东部成为最初的强大王国的所在地。

在这些早期国家中,恒河下游区的摩揭陀王国由于地处两条主要的商队路线上,又控制铁矿丰富地区,故很快强盛起来,超越其他国家。

有必要提一下孔雀王朝最初两个皇帝的首席大臣考底利耶说的一段名言。他说:“宝库建立在开矿的基础上,军队建立在宝库的基础上,拥有军队和宝库的人可以征服整个地球。”

社会结构

最初,印度雅利安人跟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划分为武士贵族、祭司和平民这三大等级。他们没有与社会等级有关的种种限制,如世袭职业、限于同一等级内通婚的规定、宴请同伴时的禁忌

关于种性等级制度的起源,虽然现已提出许多种理论,但普遍同意,肤色是一个基本因素。其实,梵文中的种姓——瓦尔纳一词,意即肤色。

雅利安移民非常清楚自己和当地黑土著在肤色上的差别,称土著为达塞人,即奴隶。由于雅利安人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故极力阻止与受他们鄙视的臣民混合,从而发展起四大世袭种姓的制度。前三个种姓由雅利安人自己的职业等级即签上(婆罗门)、武士贵族(刹帝利)和农民(吠舍)组成。第四种姓(首陀罗)留给达塞人。达塞人不得参加宗教仪式,也没有其征服者享有的种种社会权利。

今天,印度南部黑皮肤的婆罗门同样具有贵族气派,而印度北部某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贱民也不再因为他们的白皮肤而地位有所提高。为了切合这些现实,商人和某些地主被归入吠舍,而耕种者和一般劳动者则成为首陀罗。

它们都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特征是具有独特的职业,所以银行家和商人常属于吠会种姓。另一特征是有世袭的原则,这体现在对婚姻的复杂的规定和限制中。此外,种姓对食物、水、接触和礼仪的纯洁还有更进一步的种种限制。最后,每一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法”,即道德准则,用以规定各种义务和责任,如赡养家庭,履行为结婚、出生和去世定下的仪式

在这一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是贱民,即不可接触的人,今天约占印度人口的七分之一。他们注定只可从事商业或那些被认为是不洁的行业,因为这些行业或是沾污了某些仪式,或是获取人或动物的生命。这些职业包括猎人、捕鱼人、屠夫、刽子手、掘墓人、承办丧葬者、制革工人、皮革工人和清道夫。从事这些职业的结果转而导致社会隔离。贱民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材庄或城镇外面的住房里,只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寺院和水井.他们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沾污各种姓中的成员,也就是说,不可与后者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可进入后者的视线。因此,直到最近几十年,每当他们走出自己的住处或村庄时,就必须敲打一对拍板,警告他人,他们正在走近。

贱民们今天还进一步遭受心理上的伤残,这种伤残同身体上的伤残一样使人残废和退化。按照因果报应的学说,一个人在现世中的地位是由其前世的行为决定的。因此,贱民们应由于他们过去的罪孽而对他们现在的苦境负责。改善在来世中的地位是贱民们唯一的希望,而这只有通过恭敬地履行现世中的责任和义务来实现。

种姓制度还有关于相互帮助的种种规定,使一个人只要遵守其规定便可获得安全。所以,种姓制度现在仍是印度社会钢铁般的框架。

印度宗教

最初,雅利安人信奉的典型的部落神都是自然力的化身,如因陀罗为雷和战争之神,阿耆尼为火神,苏摩为神圣的令人致醉的苏摩液之神。这些自然之神对畜牧者是很适合的,但是,当雅利安人定居下来改营农业时,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新的神。

出现了印度教的“三大神”——造物主梵天、仁慈的保护神毗湿奴、强大的毁灭之神湿婆。

婆罗门与印度文明中的土著宗教领导人发生交往,学会了后者的巫术和习俗;祭士集团统制一切的浓烈气氛。婆罗门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精通的《吠陀经》即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在举行宗教仪式和献祭时被大声朗诵。它们通过口头代代相传而留传下来,由于它们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以被逐词逐音地熟记。作为这一宝贵遗产的保管人和传送者,婆罗门能够以高于世俗首长刹帝利的印度社会领导人的身分,宣称并实施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婆罗门甚至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在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的一些散文手册《梵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常常是不成熟的思索与支持祭士种种权利的精明方案相结合的产物。

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则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世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除此之外,婆罗门还免交各种捐税,因为人们认为,婆罗门以自己的虔诚行为清偿了这种债务。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刑。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也为婆罗门控制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手段。

宗教改革原因

婆罗门的种种要求和强征勒索是公元前 6 世纪和 5 世纪印度进行宗教改革的一个因素。

另一因素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造成一个富裕的商人等级即吠舍种姓,吠舍种姓对在它之上的两个种姓享有种种特权极为怨恨。

佛陀所属的尼泊尔山区的释迦部落属于蒙古种族。

最后,婆罗门与非雅利安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虽然非雅利安人可以被吸收为印度教信徒,但始终弱势。

这些因素相结合,促成了那些世纪里印度宗教界和知识界的动乱。对自由的要求提出了——自由是一种比规定的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

宗教改革表现

动乱的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在最有活动能力、富有才智的人中间,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展了种种训练(瑜伽修习)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修行方法。那种出神或入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

只有两个改革运动一直存留到现在,这就是耆那教和佛教。这两个宗教的创立者可能开始时都是苦行者,后来以较重实际、更有组织的方式向婆罗门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 7 世纪就已传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并成为一个有制度的组织的,是教主大雄(约公元前 540-467 年)。他出生于一个非雅利安人的贵族家庭。

耆那教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而且还有“木石和树”,都各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因此,他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的祭士去履行职责时,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虫。虔诚的耆那教教徒还要用布盖住鼻子,以防止小虫吸入鼻孔。今天,大约有 100 万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但是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比其人数所预示的要大得多。杀戒即非暴力主义这一主要教义的提出,应归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这一教义最后为印度教的一般团体所接受。圣雄甘地虽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员,但他受该教教义的影响极深。

耆那教从未传播到印度以外的地方,但是佛教则不同,在欧亚中部、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古典时代欧亚核心区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就印度而论,佛陀教义的意义在于,它比起耆那教,向印度教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挑战。佛陀不能容纳种姓或婆罗门,而且象后来的新教徒那样,认为圣典也应为俗人所理解。因此,他用恒河平原的方言传教,并避开巫术、献祭和晦涩难解的经文。

佛教除了在外部世界获得惊人成功外,在印度本土也成为印度教的重要对手达数世纪之久。但是它从未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渐趋衰落。它仅存在于少数几个地方,并处于没落状态。

这一伟大的宗教运动从其诞生地反常地消失的一个原出是,它未能为应付通常的生活中的危机作好准备,未能为出生、结婚、去世和俗人生活中其他一些关键性的转变提供种种仪式。对比之下,婆罗门则准备好自己的种种礼仪。

更重要的是,婆罗门自己也从事改革。他们在富于哲理性的经典《奥义书》中,提出了他们自己的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弥漫宇宙的最高精神是婆罗门——一个具备一切知识和知觉的生命体。他是宇宙灵魂和无孔不入的精神,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幻觉。个人灵魂——“自我”,是上帝的一为火花。它通过轮回不断地变换状态,直到经重新吸收为婆罗门而获得解放。识别个人灵魂和宇宙灵魂是献身于宗教的人通过修行、反省和退出感觉世界而试图达到的最终目标。因而,印度教信徒中追求真理的人能够抛弃世界。

虽然佛教作为一个在从事活动的宗教信仰已在印度消失,但由于它的基本信条已为印度教所吸收,所以它至今仍存在。印度教的反改革所以获得胜利,正因为它接受了佛教的思想。实行自然崇拜、献祭和权力赎罪的原始印度教已为《奥义书》的哲学、杀戒的怜悯以及法的精神戒律和道德戒律所改变。

孔雀帝国

难陀王朝和孔雀帝国

公元前 4 世纪的难陀王朝是最早为建立国家而有条不紊地开发摩揭陀资源的王朝。他们开筑沟渠,织组灌溉工程,建立有效的征税管理制度。为帝国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实际建成第一个帝国。名叫旃陀罗笈多·孔雀的青年冒险家,他于公元前 321 年夺取难陀王位,建立了孔雀帝国。

当雅利安人迁居恒河流域时,也就把重心转移到该地区,特别是转移到该地区的摩揭陀王国。当时,西北地区正独自行动,凭借同波斯文明的密切联系而与印度其他地区相分离。实际上,约公元前 518 年时,大流士皇帝已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第二十块辖地

依照希罗多德的看法,这样做是大有好处的。他说:“印度人的人数比我们所了解到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要多,所以他们交纳的贡物也超过了别的每一个民族。”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公元前 480 年,当泽尔士入侵希腊时,他的军队里还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铁头竹箭”的印度人。

一个把整个物质世界看作不过是一种幻觉的文明,对如时间和地点一类细枝末节是不会感兴趣的。印度历史关心的仅仅是能否使印度哲学中的永恒真理清楚明白地显示出来。因而,在现能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印度原始资料中,历史、神话和想象思是难分难离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较注重唯物主义和历史发展的外国来客留下的叙述也就显得分外重要。

亚历山大

波斯人入侵之后,历史的迷雾又降临了,直到二个世纪以后,也就是公元前 327 年亚历山大到来之时。亚历山大的入侵与其说是一次正式的侵略,不如说是一场袭击。他在印度仅待了两年,而且在他去世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旁遮普的希腊政权就完全消失了。

对印度历史来说,最重要的是亚历山大在印度西北部废除当地的几个王国和共和国、造成政治真空地带方面所起的作用。旃陀罗笈多·孔雀迅速填补这一真空,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帝国。亚历山大撤离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 322 年,旃陀罗笈多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青年将领,他夺取了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的王位,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

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他的国土。因而连塞琉古作为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之一而当上中东的国王,并试图重新获得亚历山大的印度地区时,旃陀罗笈多毫不费力地击退了希腊军队。
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 304 年,塞琉古被迫媾和,把印度地区让与孔雀皇帝,并将一位希腊公主嫁给他。作为回报,塞琉古得到 500 头象,他利用这些象,成功地击退了他在希腊化世界中的对手。塞琉古与孔雀皇帝之间的媾和标志着孔雀帝国已作为当时的一大强国立足于世。

阿育王

养护很好的公路上,成群的商人、士兵、王室信使和行乞的托钵僧往来不绝,车辆众多,使正式的公路法成为必需。对东海岸羯陵伽的征服促进了贸易,一个海事部专门维护航道和港口。许多寺院的题词证实了向寺院捐款的商会和行会的富有和慷慨。

所有这一切全靠“国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来供养,不过,国王提取的收成实际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给农民的仅够维持生存。法律是严厉的,维持秩序的手段也是无情的。

阿育王通过特别残忍的战争征服羯陵伽王国之后,内心经历了一番变化,他在刻于岩石上的第十三条敕令中这样写道:

15 万人作为俘虏被带走,十万人被杀死,许多倍于这个数字的人死去。„„为诸神所爱的羯陵伽的征服者,现感到很懊悔,感到深深的悲伤和悔恨,因为征服一个以前未被征服过的民族,包含着屠杀、死亡和放逐。„„即使那些躲过灾难的人也由于他们始终热爱的朋友、熟人、同伴和亲属所遭到的不幸而极度痛苦。因之,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不幸,而这,使国王的心情十分沉重。

从此以后,阿育王致力于促进和实现佛陀的教义。他渴望有一个“安全、理智、所有人内心都很平静、温和”的未来。他仿效波斯的统治者,将自己的敕令刻在岩石、山洞和专门建造的柱子上。这些敕命与其说是正式法令,不如说是具有国家训诫的性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告诫人们发扬伟的美德——朴素、同情、相互宽容和尊重各类生命。阿育王与首先考虑国家利益的考底和耶不同,他更关心的是人民。所以,他兴办了许多并不给国家带来直接利益的公共事业——医院和国家公费治疗,大路两旁的果园和休息场所,分配施舍物给各个教派,派佛教传教团去外国。

阿育王并不象现在某些时候所宣称的,是印度的君士坦丁。他没有使佛教成为国教,也没有迫害其他教派。相反,他对婆罗门和耆那教也予以慷慨的捐助,并帮助各教各派的杰出人士。这不是宗教上的变革,而是一般态度的改变。他最强调的是宽容和非暴力主义,不仅因为这两者是道德上合乎需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它们会促进他那庞大且复杂的帝国的和谐。这在阿育王统治期间证明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在民众的欢呼声中统治了长达 41 年的时间。但是,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他的王朝被推翻,他的帝国被消灭。

印度与中国不同

印度与中国不同,在中国,是长期的帝国统一间隔以短暂的分裂;而在印度,则治恰相反——是短暂的统一和长期的分裂。这并不是说印度就没有统一。印度有统一,但这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印度文化强调的是忠于社会秩序而不是忠于国家,正如种姓等级制度的地位比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高这一点所证明的。因而,在一个范围里增进了统一的文化又在另一范围里破坏了统一。

长达 500 年的混乱和黑暗

公元前 2 世纪初,随孔雀帝国溃灭而起的是长达 500 年的混乱和黑暗。不过,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日趋增长。

最初是来自希腊人的影响,在亚历山大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仍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接着来的是取代希腊人,并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向南推进的一批批入侵者。帕提亚人,最早发源于里海地区,他们先从塞琉西王朝手中夺取对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然后渗入印度西北部。

继帕提亚人而来的是西徐亚人。最后到来的是贵霜人。贵霜人原是月氏中的一支,他们成功地统一了月氏游牧民族;然后于公元前 1 世纪时,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旁遮普。

3 世纪时,贵霜帝国渐渐衰微。其直接原因似乎是由于在波斯出现了强盛的萨珊王朝(公元 226 年)。萨珊王朝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展到阿富汗,这就割断了贵霜人原在中亚的根据地与他们在印度诸行省之间的联系。3 世纪末,贵霜帝国土崩瓦解,于是,在恒河流域与波斯边沿地区之间留下一个权力真空地带。这就为印度第二个伟大帝国笈多王朝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正象早先与此相似的真空状态曾是孔雀帝国的先导那样。

印度佛教传教

印度佛教传教士也在这些世纪里将他们的教义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以乞讨为生的祭司们可以泰然地周游于彼此敌对或秩序混乱的诸民族中间,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值得抢劫,而且,他们周身又为一种超自然的献身气氛所环绕。抢劫或伤害这种人的动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唯一的报答只是有可能遭到来自上天的惩罚。因之,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传播到周围所有的国家。

笈多王朝古典时代

公元 4 世纪时,伟大的笈多时代——个前几个世纪中的入侵者被同化、各种文化潮流结下丰硕成果的时代——开始了。这是印度文明的古典时代,可与西方的早期帝国或奥古斯都时代相比。笈多帝国同孔雀帝国一样,以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为根据地。这一国家在孔雀帝国崩溃后设法维持了自己的独立,然后乘贵霜帝国溃灭,开始再一次将势力扩张到由贵需帝国溃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地区。

分裂又统一

在政治上,笈多帝国是一个北印度帝国,并未包括整个半岛。实际上,当时的南印度在许多方面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温迪亚山脉仍是将半岛一隔为二的有效屏障。南方诸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用语。这样,形成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牢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经济繁荣政治温和人民幸福语言进化

笈多帝国似乎享有过引人注目的繁荣。贸易量均达到新的高度。这在对外贸易贷款的利息率的降低这一点上反映出来:孔雀时期,贷款的利息率为 240%;笈多时期,降为 20%。最重要的一个工业是纺织业。纺织品包括丝绸、平组细布、印花布、亚麻布、毛织物和棉布。

从中国佛教朝圣者的报告判断,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温和。法显曾在 401 至 410 年间在印度逗留,周游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礼仪周到的服务和普遍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虽然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乡村是—派安宁、繁荣的景象,不象在孔雀帝国统治时,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骚扰。

法显还注意到:
人民众多,都很幸福;他们无需登记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们订下的规章制度;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纳(一部分)收益。如果他们想去,则去;如果他们想留,则留。国王的统治不依靠砍头或(其他)肉刑。罪犯只是被处以罚金,罚金的多少视罪行的轻重程度而定。即使遇上一各企图进行万恶的叛乱活动的人,也只是将他们的右手砍去。国王的警卫人员和随从都有薪水。„„市场上没有肉店和卖酒的商人。

这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从前婆罗门学者使用的颇为陈旧的语言——梵语,现又卷土重来,传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诗歌和散文由于王室的慷慨资助而欣欣向荣。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亚”迦梨陀婆的著作,他把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和抒情诗。将《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这两部史诗的早期改编本虽然在公元前的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但现在已完全失落。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赋予的样式出现的编定本。

在科学方面,笈多时代的成就也是很杰出的。与希腊人的交往使双方的思想发生有益的交流。生于华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教导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它围绕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阳年的长度为 365.3586805 天——这一计算的误差极小。

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了“ 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而古代希腊人则不同,对他们来说,888 中的每一个 8 都是不同的。对罗马人来说,888 就是 DCCCLXXXVIII。若应用这些进位制,要进行乘、除法运算显然是很困难的。。尽管这些数字具有明显的优点,却长期受到藐视,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而且太易伪造了,因为短短的一划可以把 0 变成 6 或者 9。直到 15 世纪后期,印度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现在回顾起来,印度的这一贡献是很突出的,可与轮子、杠杆或字母表这些发明相媲美。

第十章 中国文明

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中国较与世隔绝,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

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 14 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 13 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

中国文明的现世主义

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国王与臣属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

过渡时期 东周

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变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样,是由于铁得到采用。铁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 600 年前后才大量出现。

铁发生影响

新的、更有效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原先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流域地区大批的排水工程、为长距离施运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灌溉工程。

生产率增长又转过来促进贸易和工业,并最后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

政治变革 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

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当时还新开垦了不少土地,这些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这一点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源。

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其结果是,诸俟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

现世哲学

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于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

孔子虽然承认鬼神和上帝,但在其学说中基本上对它们持置之不理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未知生,焉知死?”

它们最终流行了,并成为国家的正式教义。其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接受现状,这自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欢迎。另一原因是,他强调道德原则,坚认道德原则是恰当地行使权力的先决条件。最后,孔子为在他去世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帝国政府的建立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门官场哲学。正如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在提醒汉朝的缔造者时所说的,“你可以在马背上赢得天下,但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

秦帝国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革命,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 221 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 1911 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民国;第三次在 1949 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地处边远地区的位置也使秦军队由于经常要对蛮族作战而处于战备状态。事实上,秦人是最早用钢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的中国人。秦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公元前 318 年,秦占领了四川的产粮大平原;这大大地扩大了秦的地盘、增强了秦的力量。秦统治者是些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现实主义者,率先应用法家学说,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

尽管西方人可以把“ 5”念成 five、funf、cinque 或 cinq,但所有西方人都知道符号“5”的意思是什么。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有意义而无声音。它们和数字一样,可以表示既念,但每个读者念的时候却可以根据自己的方言发音。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能阅读并理解的,尽管他们所操的方言常常彼此听不懂。

汉帝国

继秦而起的汉皇帝更重实际且谨慎,他先略微恢复一点分封制,然后再将其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汉皇帝又下了一道法令,规定嫡长子只可继承封地的一半,余下的封地分给其他子弟。于是,封地不断缩小,其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仅仅成为大地产。

汉帝国繁荣了四个世纪,约相当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时间。

游牧匈奴在骑兵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取之不尽的马匹。事实上,中国人为了他们骑兵部队所需的马匹,也只好与游牧部落进行贸易交往。但是,中国人拥有一种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式武器,那就是他们在封建战争后期发明的弩。弩上装有钩弓弦的机括,一板扳机,就射出矢来。比起普通的弓,弩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由于这种武器和大帝国可调度的种种资源,汉朝时期的中国疆域已开始初步呈现现在所具的规模。

不仅在领土范围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汉帝国也可与罗马帝国相比较。公元 1 年的人口调查(据说是比较准确的)表明,汉帝国有 1220 万户人家,总人口是 5960 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 27-公元 14 年)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据估计是,在欧洲有 3000 至 5000 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 2000 万人。

公元 1 世纪时,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 13 万名,平均每 400 或 500 个居民仅摊到一名。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够小的;在中国整个历史上,这也很典型,可以解释为帝国政府所起的作用颇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治理国家犹如煮一条小鱼:不宜过分”。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职责可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汉时期,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

虽然中国跨入近代以后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落后而受到极大损害,但在汉时期,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

帝国的衰落

人们历来把中国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

不过,比王朝循环更为根本的是所谓的经济管理的循环。这种循环是从每个重要王朝刚建立时所共有的安宁和繁荣开始的。社会安定的恢复导致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相应地使收入增多、国库充实。但是,个人野心、家族影响和制度的压力这三者的结合必然迟早会使皇帝们去承担过多的义务。他们将人力和财力分散到公路、运河、防御工事、宫殿、宫廷铺张和边疆战争上。因而,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 100 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提高赋税,赋税大部分沉重地压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自耕农头上。每个朝代开始时,自耕农总是占农民的大多数。但是,随着赋税的增加,他们愈来愈被迫将自己的小块土地让与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地主凭借与他们的财产相当的政治影响,只交纳微不足道的税,所以他们占有的土地愈多,政府的岁入愈下降,落在数目日趋减少的自耕农头上的赋税愈增加。这样,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赋税增加,岁入下降,公路和沟渠的整修被忽视,生产率下降,最后是饥荒、盗匪活动和全面的农民起义。在这同时,边防可能也被忽略,招致游牧部落越境前来劫掠。常常正是这种内乱和外侵的结合,使摇摇欲坠的王朝溃灭,为新的开端扫清道路。

当时的形势与罗马最后阶段的情况颇为相象。自耕农的大批死亡也毁坏了原先的农民应征军,使其为职业军队所取代。职业军首先忠于的是他们的将领,因而将领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大地主们也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躲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的实际上的农奴,以求得经济和人身的保障。大的家族把庄园改变为要塞,实际上在各自所在地接管了政府的统治。他们的庄园基本上自给自足,所以贸易相应地衰落,城市相应地缩小。公元 222 年,汉朝在纷乱的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中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正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相似。

第十一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罗伯特·洛佩斯

破坏产生崭新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核心区后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使古典文明在 3 至 6 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游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因地而异。中国北部和印度北部虽遭蹂躏,但仍保持了各自独特的文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因与游牧民族相距遥远而幸免于难;拜占廷和波斯帝国势力强大,足以击退侵略者;而西方却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札尔人和维金人的侵略,因此,其旧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远为严重。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中,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

统一的专制政治

赌客遇到农夫:

炎暑盛夏,你却在种地;瞧你满身汗碱,腿如烧焦的树桩,皮肤如皮革。

说你是树木吧,你的身体和四肢还能动,说你是禽兽吧,你分明生就一张人脸。

生来如此卑贱

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尽管在细节上彼此不同,但总的社会结构还是相似的。专制君主统治。在这一般模式中,希腊最初是个例外,它由各小城邦组成,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和以市民大会及议会为基础的共和制城邦政府。

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城邦的胜利,因为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采用了波斯专制统治的方式、方法和制度。同样,在罗马,专制君主取代了共和派,他们通过希腊化王国,以波斯和埃及为模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君士坦丁时期,罗马帝国与其说象伯里克利的雅典或西塞罗的罗马,不如说更象波斯帝国。

衰落的根源,进步多是改良式

诸古典文明之所以能保持其同一性,是因为它们都是农业文明。或换句话说,几千年来,它们始终处于生产技术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约翰·梅纳特·凯因斯察觉并着重强调了这一停滞状态:史前至近代初期,使本上缺乏重要发明的情况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开始时,世界拥有的每一项重大成就,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 „„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而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不复存在。

事实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已明显成熟。以后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字母和铸币。除这三大发明外,这一时期的进步都以早期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意味深长的是,这三者都不是发明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发明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帝国衰落的原因,技术无法支撑帝国势力

帝国的发展动力:由于技术没有突破,无法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帝国发展的方式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增加财富。
但未开垦的土地有限,帝国原有的富饶土地在过度开垦后收到大面积的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产粮地。

帝国扩张受阻,一方面来自地理界限的阻碍,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另一方面,庞大的帝国造成军事和官僚机构急剧膨胀,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扩张和掠夺来缓解国内经济危机。形成恶性循环。汉王朝和罗马帝国正是被这种恶性经济循环拖垮的。两个帝国末期,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人民暴动又招来蛮族入侵。

不应忘记,罗马帝国技术上比中世纪更为落后。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担负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中世纪,没有一个王国家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一支专业常备军和拿薪水的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

  1. 采用双田制,土地利用率低
  2. 只牛耕地,比马耕地效率低
  3. 水磨少,多是手推磨或畜力推磨

为什么技术无法进步,奴隶制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没有动力开发新生产力。

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存在。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下层工匠缺乏动力。

手舌并驾齐驱。但所有这些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她并不训练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她决不是一个仅仅为生产日常必需品而制造工具的工区。

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 75%,甚至 75%以上的劳动力。而富人将绝大部分剩余劳动力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或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和葬礼上。

两个阶级,两个生活

两个阶级有截然不同的生活水平和文化:

  1. 这时所有文明中心的高雅文化核心都是圣书,伊朗《亚吠陀》经解合刊、印度的《吠陀》、佛经、中国的诸子经典,以及基督教的《旧约·新约全书》。
  2. 上层阶级并不像普通百姓那样信奉神灵

地区独立性

这几个世纪中,它们依旧保持了各自的特征,从未有过一种文明统治另一种文明,或一种文明将其特征永远强加于另一种文明的
情况。事实证明,希腊文化对中东的影响是短暂的,佛教在中国也未能取代儒教,相反,在其传播过程中却被汉化了。

造成地区独立性的原因是,近代之前,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缺乏技术和经济资源,无法将其控制扩大到外部地区。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到来之前,地区间的霸权是行不通的;科学和工业革命赋予西方不仅控制欧亚大陆,而且控制全球的能力和动力。由于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农业基础相同,因此,谁也没有占绝对优势的能力和组织来战胜各地所形成的地区自尊心和自我意识。

蛮族的入侵

3 至 6 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人侵的时期,这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二千纪使用青铜和铁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二千纪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 至 6 世纪的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预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

自东向西入侵

游牧民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的原因。他们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

游牧民族同周围文明中心的互相影响日益增进,是导致入侵的基本原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而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帝国边境邻近地区,是导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这种经济、军事力量,当帝国的弱点为入侵提供获胜希望时,总是被采用。侵略还常常是一个冲击力所产生的连锁反应的最终结果。中国长城前的失败,或蒙古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的形成管往往使游牧民这支具有平缓的冲击力的队伍向西编斜,最终形成了渡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的蛮族入侵。

世界范围的入侵

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猛袭。罗马帝国因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时常遭受沿线各民族及周围蛮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 -斯拉夫人、维金人以及突厥人和蒙古人。

蛮族在中国被同化

在中国,公元 222 年,汉王朝最终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败分裂成三个王国。从此,中国出现了两部分割的局面,直到 589 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中国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南半部由中国皇帝相继统治;北半部则由各突厥 -蒙古征服者管辖。中国人视南方皇帝为汉朝的合法继承者,而否认北方统治者的帝王称号。北方由于长期连遭蛮族侵略,受到的破坏最为惨重。“在蛮族的冲击下”,一位权威人士说:“不难想象,牧畜经济可能代替中国北方的农业经济,阿尔泰语可能取代汉语。”

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确实经历了这一根本变化。不过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因为这里的中国人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即使游牧民大批涌进,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逃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由北方移居南方。因此,不但北方仍是中国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国化了。这样, 589 年,当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即同汉代一样独特的中国式的历史进程。

蛮族在印度被同化

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在鼎盛时期。然后, 5 世纪,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到达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 6 世纪前半叶崩溃。

这几个世纪的特征是侵略和分裂一再发生。象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那样拥有庞大官僚机构的帝国没再出现,只有过一些以个别人物所作所为为基础的昙花一现的氏族霸权或王国。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集团。其中最突出的是拉杰鲁特人,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杰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杰普特人属军事贵族,不久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

拉杰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尽管印度经受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出现在历史进程中,她在古典时期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的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然而,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不是轻微的变动。

日耳曼人

欧洲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

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听懂。

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象反对罗马人一样,相互之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

从畜牧业向农业的过渡

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风俗,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注定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

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定居莱茵河沿岸的法兰克人,最早完成了从畜牧业向农业的过渡,因此,人口和总实力的增长也最快。相反,分布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较大程度上仍以畜牧为生。不过,这给他们以更大的机动性,至少最初弥补了人数不足的缺陷。

部落的社会结构

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中层是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单独出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先驱。

部落的主要权力来源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的产生亦如此。塔西陀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据继承权选举“王”,但选举军事首领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

军事构成

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仪式,便获得了佩剑的权力,中世纪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此。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守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有助于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民俗

塔西陀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又盛赞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罗马人的典范。

他还强调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情景,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

日耳曼人知道织布,制造金属器具和带轮子的车,但不知道书写,这就是他们的一般文化水平。

日耳曼人的实际活动

与罗马的关系

早在公元前 1 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

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只得采取外交手腕,挑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但出于无奈,还得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边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4 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新侵略者——匈奴人

进攻由欧洲人前所未闻的、令人畏惧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他们可怕的外貌及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象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

一支新崛起的联盟,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 372 年渡过伏尔加河。

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

西哥特人洗劫罗马城

匈奴人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

两年后,即 378 年,西哥特人认为他们受到了罗马官员的虐待,在阿得里安堡战役中击败罗马军,杀死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从而,打破了罗马人战无不胜的神话。

随后数十年,日耳曼和匈奴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意大利、高卢以及巴尔干半岛。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于 410 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当时轰动整个帝国,不久后再度发生),最后,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

匈奴人阿提拉兵临罗马城门

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后尘,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诸省。452 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匈奴人的这位首领,罗马城万幸免于难。这虽不足为信,但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匈奴人从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

汪达尔人

这时日耳曼部落可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境内。汪达尔人迁渡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此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新建的基地出发,他们转而由海上进攻, 455 年,一支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

其他三支日耳曼人

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讷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深深扎根于那里;407 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侵占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士山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

欧洲事态的发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罗马帝国同汉王朝和发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 6 世纪时,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相同。589 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法兰克人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 5 世纪由此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

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 年),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廷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结合在一起,形成王国。

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罗马人的援助。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东罗马帝国

君主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天然力量而安然无恙,它的首都位于欧亚两大陆间的海峡的岬角上。

在 1453 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生存了 500 年。这几个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拜占廷帝国,命名是因为,首都君主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查士丁尼大帝

西部诸省成为各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廷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眼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 年)所不能接受的。查上丁尼血统上更是伊利里亚人,感情深处却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文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经过 18 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20 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授我们以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

新的侵略浪潮 阿瓦尔人

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廷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又是蒙古的一个联盟,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这些阿瓦尔人开始为西方所知晓,他们象前匈奴人那样,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

阿瓦尔人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人赶到了意大利(568 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廷人从亚平宁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

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把那里拉丁化了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赶进了孤立的山区。

被赶走的伊利里亚人和达基亚人则湮没无闻,直到近代,才作为阿尔巴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作为罗马尼亚人重新出现在多瑙河北岸。

7 世纪时,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分布已形成现在的格局:希腊人在南部,阿尔巴尼亚人在西部,罗马尼亚人在东北部,斯拉夫人则居住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加洛林王朝

8 世纪,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

“马特“意即“铁锤”,他从 714 到 741 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并已挺进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

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不甘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宫相,于 751 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国王,在 765 到 814 年的长期统治中,他不断征战,扩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

到 8 世纪末,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斯拉夫人诸国,查理曼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800 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书记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

又一轮侵袭

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没了整个欧洲。

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给海上贸易以严重破坏。

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扎尔人,于 895 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周围各国。

北欧人,即维京人的侵略范围最广,他们是与陆上游牧民相同的海上游牧民。

到 10、11 世纪时,维金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法兰克国王为进一步防止维金人的劫掠,于 911 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

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 1066 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

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 10 世纪为最不佳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从未有过如此悲惨的现状。

西方历史的独特性

这些标志着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的侵略活动。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这与其他欧亚地区的文明不同。中国印度拜占庭波斯等都最终抵御住了蛮族破坏。

拜占廷帝国因擅长外交,财源丰富,海军强大,几个世纪内成功地击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公元 226 年,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人王朝。萨萨尼亚人唤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复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组织穿戴沉重的铠甲的骑兵部队,统一了全国。但同拜占廷的战争,弄得双方两败俱伤,使即将到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掠夺易如反掌。

一个生活在公元前 1 世纪汉代的中国人,若在公元 5 世纪初复活,他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他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致相同,他会注意到两朝民族相同、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

这使西方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显得更为突出。如果公元前 1 世纪的罗马人,于 1000 年、1500 年或 1800 年在欧洲复活,他会为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大吃一惊:

  1. 古老帝国的许多地区居住着日耳曼人。
  2. 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了拉丁语。
  3. 上装和裤子代替了古罗马人的宽外袍。
  4. 新兴的基督教替代了古罗马诸神。
  5. 罗马的庞大帝国机构被新兴的日耳曼人民族国家替代。

西欧被彻底摧毁的原因

古典时期,西欧不像其他地区那么富饶。中国有庞大耕地,充足的夏季降雨和水稻。欧洲降水集中在不长庄稼的冬季,纬度高光照少,只能种植效率低的小麦黑麦和燕麦等。单位面积水稻产生的热值是小麦的五倍。而欧洲很多地方连小麦都无法种植。所以中国生产率更高,人口更多,帝国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强大。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

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几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进攻中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邻近的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

结果意义重大

大规模的消亡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能获得新生,出现一个崭新的开端。

第四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 500-1500 年

蛮族入侵猛烈但各地保持文化

7 世纪初,伊斯兰教武士的侵略,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发源地整个中东地区,而且最终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印度、东南亚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更为广阔,1000 年至 1500 年的 500 年中,他们占领了自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大半陆地。

这些巨大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规模宏大,却并不象前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

例如,在中国,汉族的明朝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整个国家又完全回到老路上来。
在庞大的穆斯林世界里,土生土长的希腊 -罗马人、
伊朗人、闪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传统,非但未被湮灭,反而溶汇成一种综合的伊斯兰教文明。
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廷帝国的名称继续生存了整整 1000 年。

西方文明中心被蛮族摧毁

在这一般格局中,西方是个例外。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起。因此,唯独西方为新文明的形成彻底扫清了道路;这一新文明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完全不同,沿着崭新的道路自由发展。

西欧的海外扩张和全球殖民地的建立,宣告中世纪历史的结束。

中世纪时期与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不同,不是以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为结束,而是以西方的海上冒险宣告终止的。

第十二章 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更辽阔的帝国势力

正如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把古典时期和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又把中世纪和古典时期区分开来。

古典时期和古代时期的过渡,是技术进步,铁器使用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形成的。这次过渡,更多的是政治原因,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帝国,横亘数个地区,占据欧亚大陆大部分陆地。(古代占据某些大河流域,古典时期占据整块地区)

古典时期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端,对对方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直接联系。而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 8 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13 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帝国。

这种更大的帝国势力让东西方开始产生直接联系,并逐渐消除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

海上贸易

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东西两端穿梭贸易。

穆斯林与中国的贸易

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 9、10 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季风航达广州。在广州渡过夏季,然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时需一年半。

671 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享有自治。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象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到 758 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 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缎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 878 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宋元时期中国海上贸易强势

到了宋朝(960-1127 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 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 1368 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

1291 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 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明朝时达到鼎盛,1405 年到 1433 年,郑和七下西洋,从此结束。这一切发生时,葡萄牙人只是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直到 1445 年,才到达佛得角。

中国人走后的真空

日本倭寇骚扰抢劫中国沿海

穆斯林阿拉伯人又恢复了以往在印度洋上的优势。尽管阿拉伯人善于经商,但他们一盘散沙,缺乏资源,没能发展成中国人短期内就建立起来的强大海军。

因此,1498 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时,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便建立起他们的西方海上霸权。

陆上贸易

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

据来往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你可能认为,从塔那到萨莱(位于伏尔加河岸)的这段路,没有其他任何地段安全。然而,即使这段路最糟的时候,如果 60 个人同行,也会感到如呆在家里一样安全。

1264 年,蒙古统治中国,无意中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最早到忽必烈新朝廷的欧洲人就是两个威尼斯商人。

第三航道 俄罗斯的兴起

然而,首次到达香料发源地印度和东印度群岛,比到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香料向来由两条路线运往欧洲;或经由红海和埃及,到黑海或地中海东部各港口;或进抵波斯湾,再由商队将货物防运到这些港口。

第一条路由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阿拉伯人用船将香料运到埃及,威尼斯人再从亚历山大港将货物运往欧洲销售。第二条路由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蒙古统治者和热那亚人控制;热那亚人在港口转运站等候香料。

然而,热那亚人并不满足仅仅在黑海航行。他们乘小巧的轻舟从亚速海沿领河而上,或许是坐牛车穿过狭长的地带,到达伏尔加河,再从这里前往里海和波斯。这样,热那亚人便可到达波斯湾,直接去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在那里他们发现,香料在原产地非常便宜,而过去几个世纪中,一批批经纪人在东南亚生产者和欧洲消费者之间撮合经售,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

最后的航道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非常短暂,欧亚大陆间的陆路贸易瓦解,伊尔汗国改宗伊斯兰教,无意之中切断了欧洲人去香料群岛的运输路线。从此,几乎所有的香料都是沿红海至尼罗河航线,用船运输,使阿拉伯和威尼斯经纪人获得巨额利润。但有些欧洲人不愿继续支付昂贵的价款,尤其是他们现已知道香料的产地及其价格,从此开始寻找避开穆斯林这一障碍的新道路。

技术传播

三角帆船的技术传播

三角帆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却使用一种横帆帆船;这种帆船气候恶劣时较易于驾驶。

而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一直为阿拉伯人所使用。操纵更加灵敏,能逆风航行,并能在河流和狭窄的水域里抢风转变航向。它不久便在地中海东部诸地区代替了横帆帆船。到 11 世纪时,它已成为正式的运输工具,遍及地中海。尽管这种三角形的帆船是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传入地中海的,但今天却被称为“拉丁”或‘三角”帆船。后来,这种帆船又从地中海传到大西洋。

15 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它可以在任何天气里航行;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穆斯林的巴格达作为文化中心向中国交流文化

有叙述所描写的情况较为独特,因为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的确,早些时候的情况则相反。古代和古典时期,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埃及的握杆和曲柄;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等,从各自的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但在公元后的 14 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算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

中国人是怎样从穆斯林那里得知加伦;加伦(公元 130-200 年)是希腊一位名医,他的许多著作早被译成阿拉伯语。

一位中国学者来到我家,并在镇上住了大约一年。五个月内,他学会了用阿拉伯语说话、写字,而且,的确达到了口才流利、书法精通的程度。后来,他决定回国。临行前一个月左右,他对我说:“我要走了。走之前,如果有谁愿口述加伦的 16 部著作,让我笔录下来,那我将非常高兴。”我告诉他时间不够,顶多只能笔录一小部分。他却说:“我恳求你在我走之前,用你所有时间,以最快速度为我口述。你将看到,我记录得比你口述还要快。”于是,我和一个学生一起,以最快速度为他口述加伦的著作,但他记得更快。我们不相信他记得都对,后经核对,才发现完全正确。我问他为什么能记得这么快,他说:“在我国,有一种书写方法叫速记,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当我们想要快速记下某些东西时,使用这种写法,事后,可以随意将它们整理成原来的文字。”但他又说,即便是位敏于学习的聪明人,要掌握速记,至少也得 20 年。

中国向西欧转播技术

在欧洲,1423 年,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 年,用活字印刷了第一本书——《谷登堡圣经》。

约公元前 240 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提到了磁铁。但以后几个世纪中,指南针仅用于泥土占卜者的巫术活动。1125 年,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显然是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使用这种仪器。并将其传入欧洲的。

115O 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到之处,羊皮纸被取代。事实证明,它的价值十分显著:过去,用羊皮纸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 30O 张羊皮。

传遍整个欧亚大陆、具有深远影响的其他中国发明是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等。船尾舵大约于 1180 年与指南针同时传入欧洲;马蹬使中世纪欧洲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胸带挽具与过去的颈环挽具不同,是套在马身上,使马能全力拉东西而不会被勒死。最后,中国人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它们通常由阿拉伯人传遍欧亚大陆。这些水果和植物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桔子等;桔子至今在荷兰和德国还被称为“中国苹果。”

欧亚大陆的宗教

伊斯兰教传播

中世纪,最为著名的宗教革新运动则是伊斯兰教的出现。除其教义外,这一新宗教在公元 632 年穆罕默德死后,突然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广泛传播,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传播(详情以后叙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632 到 750 年,伊斯兰牧首先传遍中东地区,然后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中亚地区;最终结果,实际上是把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第二阶段,从 1000 年到 1500 年,在这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进一步传播,传入印度、东南亚和非洲,使印度洋也变成了穆斯林保护区。

争夺蒙古人的宗教

欧洲人的惊恐

伊斯兰教领土的巨大扩张,自然使被围困的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他们这时实际上已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的西端。这一点,也是 13 世纪蒙古人崛起时基督教世界统治者的反应颇为矛盾的原因。蒙古人的劫掠和屠杀使他们丧魂落魄;这些屠杀、劫掠显示了蒙古骑兵的挺进好象是不可抗拒的。1260 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他的训令(Clamat in auribus)中,呼吁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团结起来:“„„采取有远见的行动,抵抗日渐迫近、显然要降临的危险 „„愤怒的上帝将惩罚这些野蛮的鞑靼人,这些犹如从神秘的地狱里突然冒出来的鞑靼人。„„”

然而,如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情景并非一片漆黑。蒙古人虽征服了基督教俄罗斯人,即希腊正教教徒,但给伊斯兰教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打击最具毁灭性。当绝望中的穆斯林请求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提供援助时,温切斯特的主教的话,表达了人们通常的反应:“让这班畜牲们互相残杀去吧!”有些西方人还认为,蒙古侵略者是支持基督教事业的天赐的干预者,是反对宿敌伊斯兰教的有力的同盟者。他们甚至希望,新蛮族能象前马扎尔人和维金人那样皈依基督教。由于对文明一无所知,没有高级的宗教信仰,缺乏有组织的教士的支持,这些蒙古人皈依和同化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争取蒙古人皈依天主教

天主教徒派出了两个传教团,前往设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个传教团(1245—47 年)由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道士约翰·卡皮尼·皮阿诺率领;第二个传教团(1253-55 年)由佛兰德方济各会的修道上威廉·鲁伯鲁克率领。两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并发现可汗们对所有外国宗教都很感兴趣。威廉修土应邀以西方方式吟咏赞美诗,并解释《圣经》中的插图。但是,几天后,他发现大汗正专心致志地研究被烧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们完整无缺,大汗就认为他可以筹划发动一场肯定能获胜的战争。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纹,他则会按兵不动。传统术士,即巫师,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修道士们不可能争取皇家任何成员。“我们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蒙哥汗对威廉修上说,“但如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手指一样,他也赐给人类各种不同的方法。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基督教徒不应违背。„„上帝赐给我们占卜者,我们就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和睦相处。”同样,要组成反伊斯兰教联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需要别人向他们屈服,而不是和他们合作。“毫无例外”,蒙哥汗声明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为我们服务,并效忠于我们 „我们所告知给你们的,就是上帝的诫命。”然而,传教团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关这一新蛮族的形成、习惯和军事战术等第一手可靠的资料。

威廉修士刚刚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 -蒙古胜利联盟、永远结束伊斯兰教威胁的希望再次出现。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助长了这一希望。旭烈兀是个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古亚王国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于 1258 年到 1260 年间,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随后又侵占了叙利亚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区。人们满怀信心地期望,他将轻取埃及和北非,然后同天主教国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终从地球上灭绝可恨的伊斯兰教。

但事与愿违, 1260 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鲁特(缴利亚发源地)的决定性的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这次失败显然给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促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不但没有消灭伊斯兰教,反而使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

另外三个宗教的争夺

伊斯兰教最富有侵略性;他们从波斯渡过奥克苏斯河,扩张到中亚,争取到某些突厥部落的支持。佛教在从发源地印度没突厥斯坦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已为蒙古人所熟悉。最后是聂斯脱利斯派教徒;他们的起源要追溯到以弗所会议(431 年),当时他们被指责为异教徒,于是,聂斯脱利斯教徒从罗马帝国撤回波斯,后来,在不断挺进的伊斯兰教的逼迫下,沿陆路穿过中亚进入中国。因此,他们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当蒙古帝国扩张时,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员、文字或口头翻译和使节,为蒙古人服务。

天主教争取中国人

在西方,对伟大而又神秘的中国仍抱有希望;众所周知,中国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皮尼和鲁伯鲁克都没到过中国,但他们听说,只需 20 天便可以从哈拉和林到达中国,而且,这是一个无比富饶的国家。

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给他们以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为他的朝廷派 100 名传教士,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就提出这一要求而言,说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激发,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材,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确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不论忽必烈请求派教士的动机如何,罗马教室只派遣了两名多明我会修道大但因路上动乱不定,他们只到达小亚细亚使返了回去。

1259 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约翰·孟德高维诺前往蒙古朝廷,到达大都(北京)。他被允许留在首都说教,结果,在 1292 年到达大都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拥有一支 150 个男孩的唱诗队。罗马教皇得知成功后,又派出了一些传教士。到 1328 年修士去世时,已在中国争取到几千名皈依者。

这一进展的取得,主要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态度。他们深思熟虑,鼓励所有外国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传教士从皇帝的金库里获得大笔津贴,从而建立了一座带有“高级教土房间”的修道院。然而,外国教徒意外的汇集中国只是短暂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 „他将所有权力交给鞑靼人,萨拉森人或基督教徒。这些人依附于他的王室,为他服务,是中国的外国人。”因此, 1368 年,当蒙古人被赶出中国时,受他们保护的所有外国人,也一起彼赶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

16 世纪,达·伽马的航行,开辟了一条直接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航线,为耶稣会的到达铺平了道路,直到这时,天主教才又在中国获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外面的世界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对欧亚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中世纪早期的认识完全不同。当时,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崩溃,隔断了古典时期欧亚大陆间的联系。教区制度开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条又着重强调了这一制度。《圣经》成为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于是,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恒河则被认为是发源于同一源头伊甸园。

马可·波罗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马可·波罗。于 1275 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在中国待了 17 年。于 1295 年回到了阔别 25 年的家乡威尼斯。不久,在与热那亚的战斗中被俘,于狱中口述了他的旅行见闻。

下面这段话便是书的开头,它对当时人们十分惊奇的事物作了介绍:

皇帝、国王、公爵、侯爵、伯爵、骑士和市民们,以及其他所有的人们,不论是谁,如果你们希望了解人类各种族的不同,了解世界各地区的差异,请读一读或听人念这本书吧!你们将发现,在这本书中,正如梅塞·马可·波罗所叙述的那样,我们条理分明地记下了东方各大地区– 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地方、印度以及其他许多国家– 的所有伟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市民,聪明而又高贵,被称为” 百万先生”。他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 所有读或听人念这本书的人,都应置信不疑,因为这里所记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的确,自上帝用他的手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亚当以来,直到今天,从未有过任何人,基督教徒或异教徒,鞑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家这位海塞·马可那样,知道并考察过世界各地如此众多、如此伟大的奇闻轶事。”

书中的一切仿佛离奇古怪,言过其实,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别号叫“百万先生”,因为“他开口闭口总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其实,他向 16 世纪中叶的欧洲人提供了有关中国最为全面可靠的资料。

第十三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的地方而来,象南方的旋风猛扫而过。 ——《以赛亚》

我们把阿拉伯《古兰经》降给你,好教你警告“城市之母”麦加及其周围的人们;好教你警告他们“末日审判”无疑来临。那时,一些人将永居天堂,一些人则堕入火狱。 ——《古兰经》第四十二章

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罗马人最终强行统治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使中东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部由伊朗和伊拉克构成,是波斯文明的中心;西部包括巴尔干诸国、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北非,成为拜占廷文明的所在地。7、8 世纪,伊斯兰教的征服结束了这种分裂状况,在伊斯兰教的星月旗下,统一了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亚的所有地区。

伊斯兰教阿拉伯人不仅征服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中心,而且将广大地区阿拉伯化。新出现的伊斯兰教文明是前犹太教文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独创性的综合体。

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半岛

穆斯林入侵前的中东由两大帝国统治:拜占廷帝国和萨珊王朝。前者以君士坦丁堡为都,控制着地中海东部地区;后者定都泰西封,统治着底格里斯河 -幼发拉底河流域和伊朗高原。两帝国长期不和,一个是具有希腊-罗马文化的基督教国家,另一个是具有波斯-美索不达米亚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国家。603 至 629 年,波斯和拜占廷之间爆发了一系列战争,使双方两败俱伤,无力抵抗阿拉伯沙漠聚集的风暴。

这时的阿拉伯半岛,在文明邻邦的眼中,是游牧蛮族的偏僻之壤。然而, 6 世纪后半叶,由于商路的改变,它已成为经济要地。埃及的混乱和拜占廷-波斯战争,使传统的红海至尼罗河流域和波斯湾至红侮的道路无法通行。商人们因此转向更加艰难,但却较为安全的道路,即从叙利亚经阿拉伯半岛西部到也门,再从也门用船只往返于印度洋之间运输货物。麦加因商路的改变而获利,它地处商路中段、阿拉伯半岛沿岸,是北往叙利亚,南通也门,东到波斯湾,西至红海吉达港和走水路前往非洲的交通枢纽。

除从事农业和实行君主专制的南方外,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都处于游牧和部落状态。酋长,即当选的部落首领,只是具有平等地位的年高德望的人,受统治一切的传统习惯的约束。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战时指挥打仗和领导人们保卫圣地。大多数部落信奉多神教,崇拜树,泉水和石头;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无形的诸神的居住地。他们还信仰更多的属于个人的神;并认为它们从属于一个称为“安拉”的更高级的神。

犹太教和基督教曾从北面传入阿拉伯半岛,争取了边界地区所有部落以及半岛其余地区的孤立的部族。同这些宗教信仰相比,阿拉伯半岛的多神崇拜、部落战争和政治分裂,对富有思想的阿拉伯人来说似乎太原始,是一种耻辱。据说, 7 世纪初,确实出现过几个“先知”,反映出当时正在朝发展本土的神教方向努力。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中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生于 569 年,是麦加一位商人的遗腹子。六岁母亲去世,先由祖母,后由伯父抚养长大。

传说他 12 岁曾随伯父跟商队去过叙利亚,在这次旅行中,可能获得一些有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识。穆罕默德 25 岁同一位富孀结婚,她为他生了几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儿子都早年夭折了。

穆罕默德 40 来岁时,经历了一段精神极度紧张的时期。在此过程中,他开始相信上帝选他为先知,选他当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的继承人。有人要他描述默示经过,他回答说,《古兰经》的全部经文在天国里,每次他所得到的只是一部分,通常由天使加百列传授给他,并让他一字一句地重复。而这时在他身边的其他人,既看不到这位天使,也听不见他讲的话。穆罕默德的痉挛可能是癫痫病发作,尤其因为他说他听到了铜铃般的声音,一种通常在癫痫病发作时才能听到的声音。无论如何,穆罕默德这时认为,他已接受了神的感召,要去证实安拉的唯一性和超然存在,去警告人们“末日审判”终将来临,去告诫他们忠实的报答是上天堂,邪恶的惩罚是下地狱。

麦加的富商开始感到惊恐,害怕穆罕默德的教义将削弱过去的宗教信仰和阻止朝拜者对麦加圣物“黑石”的礼拜。由于反对势力的增长,穆罕默德应邀前往麦地那。这里杂居着阿拉伯部落和犹太部落的居民。

由于他的教义主要基于犹太教的教义、传说和经典,穆罕默德希望他能作为麦地那犹太人的先知的继承者受到他们的欢迎,但麦地那犹太人嘲弄了他的要求。于是,穆罕默德转而反对他们,最终将他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的财产分给了他的信徒。从此,伊斯兰教具有更加鲜明的阿拉伯民族的色彩,麦加取代耶路撒冷,成为穆斯林必须朝拜的方向。穆罕默德渐渐说服了麦地那的阿拉伯人接受他的宗教信仰,并以他的教义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神权政治国家。

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基地,组织了对麦加商队的袭击。这种袭击是阿拉伯游牧民普为接受的经济活动。如今,他们聚集在“先知”的旗帜下,希望获得战利品,并顺便得到灵魂的拯救。到 630 年时,穆斯林已十分强大,完全可以占领麦加;在麦加,穆罕默德使收藏在天房克尔白中的黑石成为伊斯兰教的朝拜圣物。于是,他实现和解,以此维护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并使其扎根于传统的阿拉伯习俗之中。到 632 年穆罕默德去世时,大多数阿拉伯部落——虽不是全部——已承认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向他进贡。

五功

穆罕默德更没有建立教士组织,也没有确定专为拯救灵魂的具体圣事,但却要求信徒们履行一定的仪式,即伊斯兰教“五功。”它们是:(1)念功:信徒一生必须完全理解、绝对接受地背诵“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2)拜功:信徒应每日礼拜五次,分别在晨、晌、晡、昏、宵五个时间内举行:脱掉鞋子,跪在一张地毯上,头叩地,面朝麦加万向祈祷。(3)课功:穆斯林应慷慨施舍,作为献给安拉的贡品和虔诚的行为。(4)斋功:穆斯林必须在赖买丹月,每日自日升前到日落,斋戒禁食。(5)朝功:穆斯林一生如条件允许应朝觐麦加一次。

征服时期

正因为穆斯林社会是穆罕默德天才的结晶,所以他死后,这一社会的各组成部分报可能分裂。部落酋长认为,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已随他的死一起完结。于是,他们停止纳贡,恢复行动自由。这一撤回,伊斯兰教历史上称为“变节”,即叛教,引起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战争。这些战争制服了“叛教的”部落,迫使他们回归伊斯兰教社会。但是,被征服的部落成员愠怒不满,显然一有机会还会叛离。理想的瓦解办法是,以每个贝都因人所喜爱的战利品为许诺,实施对外袭击,故这些袭击开始时并非宣传教义的宗教战争。穆罕默德并没想到,伊斯兰教会成为世界性信仰,也不认为上帝选派他向阿拉伯人以外的其他人传教。确切地说,让骚乱的贝都因人一心忠于麦地那这一需求,是导致阿拉伯人袭击的原因。

率领这些袭击的首领为哈里发,即代理人,他受选代替先知的世俗地位。哈里发无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但主要还是社会的世俗首领。因此,穆罕默德的岳父艾卜伯克尔当选为哈里发,只意味着他是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而不是宗教领袖。正是在艾卜伯克尔的领导下,叛教的部落被迫重新回到信徒行列中,阿拉伯人开始了最早的对外侵略。

整个的部落被有关财富的迷人传说所吸引,从阿拉伯半岛各地向北迁移时,穆斯林军队也就由小股袭击队变成大规模武装部队,任何想让他们返回贫瘠的家园的企图,都将引起新的、很可能是致命的“变节”。结果,穆斯林首领率领贝都因军队进入叙利亚。因此,随之而来的巨大征服表明,它们并非是伊斯兰教的侵略,而是阿拉伯部落的扩张。最初几个世纪中,这些扩张多次向北进入“肥沃新月”地带。当时,这一扩张规模空前,部分是因为两个帝国异常虚弱,部分是因为新的伊斯兰教信仰所促成的团结和力量。

阿拉伯人一旦开始侵略,便充分利用他们沙漠作战的经验。他们不象拜占廷人和波斯人那样骑马作战,而是骑骆驼作战。这样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正如后来的维金人,因控制着海洋而能劫掠欧洲沿海一样,这时的阿拉伯人则利用他们的“沙漠之舟”,进攻富庶的帝国。无怪乎阿拉伯人在被征服的省份里都选择沙漠边缘的城市,作为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当形势安定的时候,他们就利用现成的城市,如大马士革;在必要时,他们就建立新的城市,如伊拉克的库费和巴士拉,埃及的伏斯泰特,这些军事重镇满足了正在形成的阿拉伯帝国的需要,就象后来的直布罗陀、马尔他和新加坡满足了不列颠海上帝国的需要那样。

636 年,阿拉伯人在约旦河支流耶尔穆克河谷,决定性地大败拜占廷人。他们乘迷眼的沙暴发动进攻,几乎全歼希腊、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基督教混合部队。皇帝希拉克略逃进君主坦丁堡,将整个叙利亚丢给了胜利者。哈里发欧麦尔随之转而进攻富裕的邻邦伊拉克。那里的闪米特人已部分地皈依基督教,他们对波斯和琐罗亚斯德教统治者不满,这有助于阿拉伯人的胜利。637 年夏,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波斯皇帝仓量撤离位于卡迪西亚附近的首都泰西封,向东逃窜。

耶尔穆克和卡迪西亚的惊人胜利,给穆斯林带来了前所未闻的财富,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大批来自南部沙漠的贝都因人。边境的压力不可抵抗,阿拉伯军队如洪流滚滚向前,他们向西进入埃及,向东进入波斯。两年内(639-641 年)他们占领了整个埃及,但在波斯,首次遭到顽强抵抗。尽管帝国统治软弱无能。不得人心,然而,全民族人民为了自由,为了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已做好准备,决心同始终被视为“沙漠之害”的阿拉伯游牧民作战。随着穆斯林的推进,当地的抵抗力量组织起来,迫使侵略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 651 年,波斯才被征服。而在此之前,即 644 年,欧麦尔被一个波斯俘虏暗杀了。

欧麦尔的哈里发继承者们,在宗教热情和游牧民贪婪之心的驱使下,继续举起伊斯兰教的旗帜,乘胜对外征战。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得到当地柏柏尔皈依者的增援,迅速进入摩洛哥,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 711 年,他们战胜西班牙的最后一个西哥特国王罗德里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然而,732 年,在法国的图尔,他们却被查理·马特打败。这场战斗通常被认为是西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过,即使穆斯林取胜,他们是否继续向远离家乡的地区挺进,还值得怀疑。穆斯林向东面的扩张也是如此。715 年,他们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但直到几个世纪以后,当信奉同一宗教的突厥人从北面入侵印度时,才得以进一步推进。同样,751 年,穆斯林在中亚的怛逻斯,战胜了中国人,但也未能再向中国进军。于是,怛逻斯、信德和比利牛斯山,便成为穆斯林在其当时的军事技术水平下所能达到的扩张的最后界限。

这清楚地表明了阿拉伯人围攻一年(717—718 年)未能占领君主坦丁堡的特殊意义。由于君士坦丁堡紧挨帝国的中心,如果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势必有可能占领东欧大部分地区。当然,15 世纪时的穆斯林土耳其人正好做到了这一点。但如果这一事件约早 800 年发生,那么东欧大部分地区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教化,并成为今日穆斯林中东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有这些失败,事实仍然是:开始于沙漠中的一个宗教,在短短一个世纪内,已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强大帝国。到 750 年,伊斯兰教统治了从比利牛斯山到信德,从摩洛哥到中国边境的广大地区。

从阿拉伯王国到伊斯兰教帝国

第一阶段的扩张完成之后,阿拉伯人便安顿下来,享受胜利果实。他们实际上是其属国的占领军,大多数居住在军事重镇里,由此控制着周围的乡村。由于哈里发欧麦尔曾有规定,他的追随者不应在被占领的行省里享有封地,因此,他们这时享受政府津贴。

支付这些津贴的资金来自伊斯兰教国家没收的土地和征收的捐税,向非穆斯林征收的捐税比向穆斯林征收的高。除此之外,非穆斯林其实并未受到干扰,也没有被迫改变信仰。实际上,皈依伊斯兰教极不受欢迎,因为这意味着降低税收。因此,信奉伊斯兰教,其实是统治绝大多数属国臣民的阿拉伯骑士贵族享有的特权。

不久,日益增长的“麦瓦利”,即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况。这些新教徒成群结队涌入城市,充当雇员、工匠、店主和商人,为阿拉伯责族的需要服务。作为穆斯林,他们要求与阿拉伯人平等,但未得到承机。“麦瓦利”在伊斯兰教军队中服役,通常只能作为步兵参加战争,因为步兵得到的薪俸和战利品低于阿拉伯骑兵。

随着帝国的扩张,以及财富从属国行省源源不断流入城市,“麦瓦利”的人数和财富也不断增长,但他们仍被拒绝在统治集团之外。于是,他们成为城市中的不安定因素,决心取得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等的社会地位。人们开始理由充分地认为,阿拉伯伍麦叶哈里发王朝是征服战争完成后毫无作用的一个寄生集团;伍麦叶王朝曾于 661 年,从麦地那迁都大马士革。因此,对阿拉伯贵族的抵抗运动,既是民族的,又是社会的反抗运动。

波斯人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

为争夺王位而突然爆发的十年内乱,以 750 年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建立宣告结束;阿拔斯王朝建立的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改朝换代。“麦瓦利”,尤其是波斯人,这时代替了过剩的旧贵族。阿拉伯军人不再是享有薪俸的特权阶层,而被皇家常备军所取代;皇家常备军开始时主要由波斯人组成。从前的军事重镇,如今在“麦瓦利”的控制下,变成了巨大的商业中心。一部分阿拉伯人开始加入市民和农民的行列,另一部分则重新返回到游牧生活。

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开始放弃地中海,接受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哈里发不再是阿拉伯部落的酋长,而是一个神权君主,即“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他的权力并不依赖于部落的支持,而是建立在享有薪俸的官僚和常备军的基础上。

伊斯兰教文明

哈里发曼苏尔选定巴格达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所在地,一个世纪内,巴格达的人口约达 1O0 万。如此繁荣的经济,遍及辽阔的阿拔斯帝国,激发了地区间空前广泛的贸易。如前章所述,穆斯林商人,或走陆路经过中亚,或从水路同印度、锡兰、东南亚和中国经商

奢侈生活

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阿拔斯哈里发们便在其奢侈豪华的宫殿里纵情享受。《一千零一夜》描写了最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786—809),作为放荡而又有文化素养的统治者,他的身边簇拥着一批诗人、乐师、歌手、舞女、学者和才子。室内常见的游戏是象棋、骰子和十五子棋;室外的运动有打猎、鹰猎、放鹰、马球、射箭、击剑、掷标枪和骑马比赛等。哈伦与查理曼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们各自的首都,巴格达和艾克斯拉沙佩勒简直无法相比,如同今天的巴格达无法同巴黎相比一样,不过两者的位置需颠倒一下。

宗教信仰自由

阿拔斯王朝不仅以富裕和豪华著称,而且以一段时期内宗教信仰较为自由闻名于世,很明显,这在当时的西方是绝对没有的。伊斯兰教教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说明这一点。这一神圣法律承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是《圣经》的信徒,就象穆斯林是《古兰经》的信徒一样。两者都有一部圣典,即成文的启示书。他们的信仰被认为是真实的,不过还不完整,因为穆罕默德已代替了摩西和耶稣基督。因此,伊斯兰教尽管宽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允许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但却带有某些限制和处罚。

例如,哈里发哈伦命令,所有在穆斯林征服后建立的教堂必须拆毁,所有非穆斯林,即迪米人必须穿规定的服装。哈伦的孙子也颁布法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必须把木制的魔鬼像贴在住房墙上;只能骑配备木鞍的骡子。伊斯兰教法官还规定,拒绝接受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反对穆斯林的证词。迪米人交纳的税额总比穆斯林重很多。显而易见,他们是二等公民。不过,他们的地位,同西方相类似的异教徒相比要优越一些。他们可以保持原有的信仰,享有正常的财产所有权,属于一定的行会。他们常常受命在国家高等机构中任职,并与在基督教征服西班牙后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遭遇不同,无须参加圣战,也不会被流放。

科技发达

阿拔斯王朝还以科学领域的成就享有盛名。诚然,这方面的趋势是保存和发展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最伟大的科学家比鲁尼(973-1048 年)曾说过:“我们应限于从事古人所从事的事业,完善可以完善的东西。”然而,帝国的庞大规模,它同欧亚大陆各地区的实际联系,它从几大文明中心获得的极为丰富的遗产,都大大有助于伊斯兰教科学的真实成就。例如,以“智慧之城”自誉的巴格达,就拥有一批翻译,一个图书馆,一座天文台和一所学校。那里的学者们翻译并研究了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以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论文。

在天文学方面,穆斯林一般接受了前希腊人的基本原则,理论上没有什么重大突破。但他们未间断地延续了古人的天文观察,从而使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们获得了约 900 年的记录,为他们的重大发现提供了依据。穆斯林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因为天文学和商业都需要数学。由于巴比伦和印度的影响,他们在数学上,尤其在推广印度十进位算法方面

被欧洲人尊称为“拉齐斯”和“阿维森纳”的穆斯林著名医生穆罕默德·拉齐(844—926 年)和艾布·阿里·侯赛因·伊本·西拿(980—1037 年),是从天文学到植物学、化学等方面知识渊博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著作在 17 世纪以前,一直被用作欧洲医学院的教课书。

诗歌的奇怪之处

阿拉伯人自认的最高成就是诗歌。但是,阿拉伯文学丝毫没有借鉴希腊 -罗马文学,这也就是它一直为西方人所陌生、不知的原因。穆斯林科学家渐渐为西方人所熟悉,但穆斯林诗人却无人知晓。不过,直至今日,阿拉伯人仍能在他们的诗歌中,得到许多欢乐与灵感;这些诗歌韵律单调,具有令人陶醉的语言效果和催眠力。

保存古希腊知识

“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翻译家,其中著名的一位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809-573 年〕则是基督教徒。他曾出访希腊语国家;收集手稿,同助手一起翻译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希波克拉底、加伦、欧几里得、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另一大翻译中心在穆斯林西班牙的托莱多市。12、 13 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这一活动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恢复他们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

两条基本纽带,即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

两条基本纽带,即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的各不同民族连在一起。阿拉伯语的传播,比阿拉伯人的征服成绩更为显著。到 11 世纪时,它已代替古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和阿拉术语,在从摩洛哥到波斯的广大地区盛行,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伊斯兰教也是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一条比基督教更有力得多的纽带,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社会的和政治的体系以及生活的总方法

哈里发统治的衰落

阿拔斯王朝达到鼎盛,随即便衰落下去,其情景使人联想起罗马帝国的崩溃。首先存在着帝国疆域广阔这样一个问题,这在用马和船只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边远省份远离首都达 3000 英里,因此,不足为奇,西班牙于 756 年、摩洛哥于 788 年、突尼斯于 800 年,首先摆脱了帝国的统治。

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阿拉伯帝国也存在着开支问题;就当时的经济和技术而言,帝国的开支显然过大,无力补偿。巴格达朝廷的极度奢侈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的浩大开支,超过了技术的发展,结果,财政危机迫使哈里发委派各省总督为当地税务的包收者。这些总督用他们征来的税收,支付地方军队和官员的薪俸,并向国库交纳指定的款额。这一情况使总督兼包税人不久便和军事将领达成协议,两者一起成为各省的实际统治者。到 9 世纪中叶,哈里发已失去对军事和行政的控制,并逐渐被土耳其雇用军随意废立。

13 世纪,穆林斯历史学家邦德里,清楚地描述了由中央集权制帝国向封建自治国家过渡的情况:

历来的习惯,都是从全国征收赋税,以供养军队,在此之前谁也没有采邑。尼扎姆·穆尔克 [ 11 世纪的官员] 已明白到,由于国家动荡不安,再要征收税款已不可能;生产也因社会混乱而毫无保障。因此,他将土地分封给士兵,指定产量和税收。这样,他们开发土地的兴起大大增加了,很快便恢复了繁荣的景象。

西西里叙利亚和西班牙失守

毫无例外,帝国的衰弱导致了蛮族的入侵。正如罗马帝国遭到来自莱茵河和多瑙河对岸的侵略一样,哈里发统治这时也遭受了来自北部、南部和东部的进攻。十字军由北入侵占领了西班牙。西西里和叙亚利,而这三个地区穆斯林的不和却便利于这一入侵。在西西里岛; 1040 年,当地王朝灭亡后爆发了内战,这对诺曼人从意人利南部入侵该岛十分有利。到 1091 年时,整个西西里岛被征服,混杂的基督教-穆斯林居民沦于诺曼底国王的统治。

在西班牙,伍麦叶王朝于 1031 年被推翻,整个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由各“党派”即代表各民族的宗派统治。这些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当地前穆斯林伊比利亚人和“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即欧洲奴隶,主要来自中欧和东欧。他们同突厥人受阿拔斯王朝雇佣一样,被伍麦叶王朝雇来充当雇佣军,并象突厥人那样,最终统治了他们的主人。穆斯林西班牙的分裂,使北部基督教国家能向南扩张。到 1085 年,他们占领了重要城市托莱多。到 13 世纪末,穆斯林只剩下半岛最南端的格拉纳达。

萨拉丁的进攻

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失陷于基督教国家是长期的,但叙利亚的情况则不同。这里,几个穆斯林国家自相残杀的战争,使十字军从 1096 年起迅速向前推进,抵达叙利亚海岸,进入巴勒斯坦,建立了四个国家:埃泽萨伯国(1078 年)、安条克公国(1098 年)、耶路撒冷王国(1O99 年)和特里波利伯国(1109 年)。这些国家都以西方封建方式建成,然而,它们缺乏根基,从未同化穆斯林阿拉伯臣民。它们的存在依靠欧洲零星到达的援兵的支持。而且,这些国家都位于沿海地区,很容易遭受内地组织的抵抗运动的袭击。但只要周围的穆斯林世界处于分裂状态,这些国家就能生存下去。萨拉赫丁,即西方人所称的萨拉丁,结束了这种分裂状态。他统一了穆斯林叙利亚和埃及,包围了十字军公国,于 1187 年开始反攻。他在 1193 年逝世以前已收复了耶路撒冷,把西方人从所有地区驱除出去,只剩下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区。随后一个世纪中,这一地区也被占领,穆斯林的再征服宣告完成。

南面和东面的进攻

除北面这些十字军的猛攻外,哈里发统治还遭到了来自摩洛哥南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地区的柏柏尔人,以及上埃及地区的希拉勒和苏莱姆两个阿拉伯贝都因部落的进攻。

第三股侵略军是来自东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他们的入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所侵略的地区实际上包括整个欧亚大陆

第十四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箭,除了最终爆发的歌革和玛各之战外,人类不可能看到与这相类似的灾难。因为,即使是假基督,也会宽容跟随他的人,只是消灭那些反对他的人。然而,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别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伊本·阿西尔(穆斯林历史学家, 1160-1233 年)

1000 年至 1500 年的 500 年中,最显著最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广阔的原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这些游牧民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

游牧民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 年)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作为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廷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

第二阶段(1200-1300 年)蒙古人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

最后一个阶段(1300-1500 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伊斯兰教突厥人再度进入基督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突厥人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优势

突厥人操同一语系的语言,但不是同一种族集团,他们因都说一种或另一种突厥语而共同联结在一起。尽管他们种族上是一个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象高加索种人,而不象蒙古种人。从 8 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逻斯打败了中国人(751 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取代阿巴斯波斯人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的伟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物质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教义。与此同时,如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由于他们是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因此,很快就表现出优于他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由原先的仆人变成了主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 970 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通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这里的政权。1055 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君主”时,这一政权被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

突厥阿拉伯攻击拜占庭

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廷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农民因不满拜占廷官吏的腐败和剥削,虽不信任,但却屈从地接收了他们的新主人。因此,11 至 13 世纪,小亚细亚的大分部地区,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此外,拜占廷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如今就象一个架在枯瘦的躯体上的大脑袋;因此,1453 年其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 1071 年。

马里克沙(1073—1092 年)在位时期,塞尔杜帝国达到鼎盛。但塞尔杜的优势只是短暂的,马里克沙死后,继承人之间你争我夺帝国开始分裂。使 12 世纪十字军征服圣地成为可能。另一个结果是,小亚细亚西部出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继续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帜,兵临维也纳城下,并在 20 世纪前,统治着整个中东地区。

突厥人进攻印度

正当塞尔柱人向西挺进,追求名望,寻找战利品时,其他突厥人也在东部扩张,向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 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慈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成为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们被狂热的伊斯兰教一神论所激发,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冲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的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1192 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的首都。在这次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突厥人不甚费力地在一个人口绝对超过他们的国家里安置下来,之所以能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印度古老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同 1500 年前反对亚力山大时的战术一样,是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的。其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它使能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之所以能象前突厥人苏丹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成吉思汗

在突厥人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生于 1167 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 12 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它需要将忠诚、狡猾、无情的背叛及自身的勇猛等各种因素创造性地混合在一起。

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

成吉思汗的军事策略

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题颇为吸引人,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收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 100 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 125000 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成吉思汗从各游牧武士所具有的内在优势入手。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作战演习的不断训练。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吃饭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 13 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 270 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在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居民生活,然而,如有必要,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这时,敌人很可能会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以及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 600 呎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他们能在骑马飞奔时射出所配备的 30 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有一支带挂钓的长予和一把钉头锤。

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这虽使得它们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即使今天”,一位权威人士说:“在牧区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马,装上马鞍,不需要再喂食,能连续骑 100 多英里,这是常见的事。但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好几天才行。”这对蒙古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备有大批新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

成吉思汗为游牧民族传统的技术增添了新的技能和装备。这些技能和装备,绝大多数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其中包括强有力的石弩、攻城槌和坑道工兵;坑道工兵能将地道挖到城墙底下,然后用火药把城墙炸掉。这样,成吉思汗为无与伦比的骑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这种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战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战斗中,他们采用残酷的恐怖战术,以削弱敌人的土气。战俘被迫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攻城时稍遇抵抗,便将全城居民屠杀殆尽。

最后,成吉思汗的伟大战略独具一格:他在进攻强大的帝国之前,十分注意征服他的游牧邻邦.他非常熟悉中国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战略,或如中国人所说的,“以夷制夷。”过去,许多游牧部落的酋长,因同时遭到帝国军队和敌对部落的进攻而被消灭。因此,成吉思汗的战略是,首先联合“所有住在毡制围墙的帐蓬里的人们”。

早期征服

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团结强大的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然而 13 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花刺子模和阿披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蒙古人并不满足在中东和印度取得的这些惊人的胜利。他们转而向北进攻高加索,在那里打败了格鲁吉亚人。随后,继续向乌克兰挺进, 1223 年,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 80000 俄罗斯军人。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

蒙古帝国

1240 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 12 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 3 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利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 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汙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这些来自东方的陌生的骑手影响甚大,以致在遥远的、伦敦附近的圣奥尔本斯,马修·帕里斯修立在其编年史中这样记叙道:

象成群的煌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与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经过萨拉森人的国度后,他们铲平城市、伐光林木、推倒堡垒、拔掉蔓藤、捣毁公园、屠杀市民和农民。如果他们偶尔饶恕了某些哀求者,还要强迫这些沦为最低层的奴隶站在队伍的前列,去同自己的邻邦作战。那些假装打仗或幻想逃跑的人,被鞑靼人追回后统统杀个掉;而〔为他们」勇敢征战的人,却也得不到任何酬谢。可见,他象对待牲口一样虐待俘虏。他们野蛮残忍,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鬼;他们酷爱喝血,撕吞狗肉人肉,身穿牛皮,手持铁盾;他们身材矮胖,体格健壮,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他们的背后毫无遮盖,胸前披挂铠甲;他们非常喜欢喝纯羊血,骑高大健壮的马;这些马吃树枝树叶;他们由于腿短,只有借助于三级阶梯才能骑上这些马。他们没有人类的法律,不懂得任何安慰,比狮子熊罴还要凶猛;他们拥有牛皮船,一般 10 至 12 人一条;他们会游泳,又会驾船,因此,他们能无阻碍地渡过最宽、最急的河流;他们在没有血 [作饮料」时,就喝浊水、泥水。他们配有单刃剑和匕首,是出色的弓箭手,当遇到敌人时,不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一概不予饶恕。他们除本族语言外,不懂得其他任何语言,而他们的语言也无人知道。因为时至今日,没有任何途径可接近他们,他们也未曾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所以,无法通过人类的普通交往,了解他们的习俗或人们。他们同妻子一起,带着羊群到处游牧;妻子们也象男人一样学习打仗。因此,他们闪电般地攻入基督教世界,烧杀抢掠,使每个人胆战心惊,无比恐惧。

与此同时,旭烈兀已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 1258 年,阿拔斯首都巴格达沦陷,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外,该城的 80 万居民被屠杀殆尽。按照成吉思汗的禁令,为了不让皇族的血沾污战刀,不幸的哈里发被裹在一张地毯里被马活活踩死。在以同样的方式攻克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以后,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蒙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完成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征服。

1260 年,埃及马木鲁克军队在那里大败蒙古人。失败的一个原因是,1259 年,蒙哥大汙的去世使团结的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旭烈兀支持他的哥哥忽必烈继承空缺的王位,但却遭到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的反对。实际上,别尔克已皈依伊斯兰教,对旭烈兀消灭哈里发政权极为愤慨,以致两人渐渐开始公开对战。作为防御措施,旭烈兀再次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波斯,而在巴勒斯坦只留下一支精疲力尽的部队,其中绝大多数是非蒙古人。这支军队的失败挽救了伊斯兰教世界,标志着蒙古帝国衰亡的开端。

蒙古帝国的衰落

使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蒙古人,这时也发现他们正陷入困境。除在歌利亚发源地的失败之外, 1285 年至 1303 年,蒙古人对印度的进攻也被德里的突厥人苏丹所击退。在缅甸和越南,蒙古人还发现森林作战完全不同于平原上的骑兵袭击。蒙古海军的海外征服也未能奏效。 1291 年,派去进攻琉球群岛的舰队甚至连这些岛屿都没有找到;一支派往爪哇的远征部队,两年后,损失惨重地撤了回来。最大的海外征服是进攻日本,1274 年和 1281 年,蒙古人向日本派遣了大批远征军。日本人顽强抵抗,最后被一股西南台风所营救;这股台风吹毁了敌人的船只,日本人感激地称它为“神风”。这样,在海上如同在森林里一样,蒙古人的扩张受到了限制。

更严重的是他们发现无法保住已经征服的地区。首要的问题是:同属国人民相比,他们人数太少,太不开化。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从马上下来,在征服的地区居住,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你为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穆斯林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因此,他们源源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著的地位,与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所占据的地位相同。为了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这时一批批军事冒险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塔米兰。

帖木儿占领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尔汗国,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印度。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 1405 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得多。

穆斯林突厥人在东西两端取得胜利

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结果形成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 16 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1299 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的相互竞争,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基督教国家已经分裂,它们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和东正数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它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

1384 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而,1402 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05 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终于在 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15 世纪末,除几座由威尼斯控制的沿海堡垒外,他们已统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

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印度洋是内湖

15 世纪后期,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而且,伊斯兰教正向欧亚大陆核心区的遥远的边缘地带推进。在非洲,伊斯兰教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内地。它从北非沿岸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阿位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

阻隔亚欧贸易

7、8 世纪,在初期扩人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湖;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穆斯林湖。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 1995 年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是沿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水路运输的。

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还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

文化的停滞

在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这一点意味着经院哲学的胜利。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后,这种经院哲学在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统治了文化生活,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侵略,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济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机。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追到驳斥并被取代,而在穆斯林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 19 世纪末。

物理学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所以我们对此不必理会。„„任何研究它 [逻辑学] 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宗教科学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事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有害面的侵蚀。

因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极度活跃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 800 至 1200 年,穆斯林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 16 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面这段话生动地描写了这两个世界间的差别:“白昼逝去了,伊斯兰教医学和科学却反射出古希腊文化的太阳的光芒,它象一轮明月,照亮了欧洲中世纪漆黑的夜晚;有些明亮的星星也闪烁着各自的光芒。但在新的一天——文艺复兴——的黎明,月亮和星星却都变得暗淡无光。”

第十五章 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拜占廷的 1000 年产生了灭绝;中世纪 1000 年的努力 [在西方] 产生了文艺复兴、现代社会,最终产生了自由世界。 ——威廉·卡罗尔·巴克

爱德华·吉本认为,拜占廷生存 1000 年的历史,“始终是一个衰弱、悲惨的故事”。这 1000 年应描写成罗马帝国历史的尾声,还是斯拉夫文明的背景,或奥斯曼帝国的序幕呢?

从全球的角度予以观察,那么显而易见,东正教拜占廷是欧亚大陆的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从古典时代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一。

拜占廷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扩张的西方的进攻,以及复兴的东方的袭击;蛮族的侵略同威胁中国的侵略相类似,西方的进攻是以威尼斯商人和诺曼底骑士为形式的进攻,而东方的袭击首先指波斯萨珊王朝的入侵,然后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

拜占廷的出现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廷首都君主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公元 330 年,君士坦丁大帝重建此城为新罗马时,这里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应追溯到公元前 7 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廷是它的拉丁名字。尽管拜占廷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在以后的 1000 年中,它只是一座第二流的商业城市。只要蛮族色雷斯人的威胁还存在,并切断了它同内地的联系,它就不可能上升到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地位。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这种不利状况。

查士丁尼的罗马梦

即使意大利、高卢、不列颠、西班牙和北非全都丢给了蛮族,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仍认为他们是凯撒的继承人。落后、保守的查士丁尼(527-565 年)一心想将恢复帝国的梦想变为现实。因此,他征服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还编纂了罗马帝国的法典(见第十一章第四节)。查士丁尼宣称,“我们将重建过去的一切,尽管其价值现已降低到最低限度。„„我们要重视罗马人的名誉,确保过去的一切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查土丁尼在恢复帝国方面所做的努力是短暂且代价沉重的。他在地中海西部发动的战役使帝国的国库耗之殆尽,使巴尔干和亚洲各行省被忽略、易受攻击。他死后不到十年,一个新的蛮族部落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同样,在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同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臣民一起,进入巴尔干地区,削弱了帝国的控制。在东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波斯人因受贿曾与拜占廷媾和;现在,他们开始全面消灭东罗马帝国。到 615 年,他们已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安营扎寨。

希拉克略大帝的失败

伟大的希拉克略皇帝(610—641 年)的继位,使拜占廷得以调动一切资源,唤起人们的意志,以防止日益逼近的灾难。虽然阿瓦尔-波斯联军正在围攻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却采取攻势,并于 627 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大败波斯人;早 1000 年,亚历山大大帝也正是在这一地区战胜过波斯人。第二年,波斯人被迫取消所有征服活动,缔结和约。

在消除东方的危险之后,希拉克略才发现,斯拉夫人这时已占领并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他只得将就现实,为他们指定一定的地区。作为回报,他们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同意每年纳贡。于是,新来的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居者。

在单一性灵论的问题上,东部请省人民所表现的宗教上的不满,进一步削弱了拜占廷;单一性灵论认为,基督只有单一的神性,而正统的拜占廷教义则认为,基督既有神性,又有人性。当时的争论十分激烈,以致许多东正教教徒宁愿接受伊斯兰教的统治,而不愿受君主坦丁堡的宗教支配。

7 世纪较后阶段,就连拜占廷帝国的生存都受到穆斯林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进攻的双重威胁。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这是一支亚洲民族,最初受拜占廷人利用反对阿瓦尔人。但这时的保加利亚人,正占领着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威胁着君主坦丁堡。

利奥三世统治下的小而强拜占庭

拜占廷这次再度被受神启示的帝国首领,伊索里亚王朝的统治者利奥三世(717—744 年)所拯救。利奥原为叙利亚军事指挥官,趁阿拉伯人围攻君主坦丁堡之际,夺取了政权。他不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小亚细亚。在他统治末期,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同查士丁尼时期的疆界相比已大大缩小。意大利已丢失给伦巴第人;巴尔干北部丢给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丢给了阿拉伯人。

然而,这一缩小的帝国却是一个民族更加单一的帝国,因为东部诸省主要是单一性灵论者和非希腊人。在这种情况下,撤回到托罗斯山脉,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拜占廷;托罗斯山脉是希腊人的小亚细亚和正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中心的地区的分界线。这一分界线因穆斯林世界的内部骚动而得以加强。阿拔斯王朝的建立(750 年),伊斯兰教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巴格达,结束了这种骚动。但这时,伊斯兰教的扩张方向是向东,而不是向地中海。因此,在 11 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廷帝国和穆斯林帝国能和平共处。

拜占庭的非西方化

拜占廷和西方之间正形成一条同拜占廷和伊斯兰教之间相类似的分界线。由于伦巴第人的侵入,罗马教是曾向君士坦丁堡寻求保护,但未能成功,因为拜占廷当时正在全力对付阿拉伯人。因此,教皇又转向法兰克人,结果双方合作; 500 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举行世所闻名的加冕礼。而君士坦丁堡到 812 年才勉强给查理曼以“罗马人的皇帝”的称号,从而承认了西方的政治统一体。但以后几个世纪里,拜占廷与西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语言、教会事务和普通文化上也都疏远了。

拜占廷的黄金时代

9 世纪初至 11 世纪初,拜占廷帝国臻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础;各省由主管行政和军事事务的将军统冶。这一行政军事化,是作为外来危险迫近时的一项应急措施,由希拉克略予以实现的。帝国将各省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在强有力的皇帝们的统治下,由于农民承受着巨大的捐税负担,这种分省统治确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军需储备,填满了国库。

拜占廷的经济也牢固地建立在自由农民村社的基础上,这种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起发挥着作用。自希腊 -罗马古典时期以来,在残存的城市中心,工匠的技能水平很高。阿拉伯作家描写了拜占廷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质量,认为只有中国的工艺品能与之相媲美。

自欧亚大陆各地区经由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很重要,它们是黑海地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银、熟铁产品、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廷皇帝们能够发动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虽不象查士丁尼所发动的征服战争那样野心勃勃,却较为实际。他们重新收复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制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保加利亚人,一直是帝国的威胁, 1014 年,巴西耳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拜占廷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希腊语无论作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是帝国通用的语言。随着持异议的东部诸省丢失给伊斯兰教,随着反对崇拜偶像者和崇拜偶像者,即圣像破坏者和圣像崇拜者之间猛烈、持久的争论的消除,宗教的同一性也得到进一步的促进。解决争端的折衷办法是禁止宗教雕塑,但允许宗教绘画,这一点至今仍是东正教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被再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的皈依,以及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皈依,也使拜占廷教会显得生气勃勃。 865 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为报答帝国对他的征服的承认,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以后几年,拜占廷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将《圣经》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并筹备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象基辅公国的俄罗斯人那样,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

然而,再往西,罗马天主教却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中盛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仿效邻近的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皈依了天主教。

皇帝和主教之间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使帝国更加稳固。附属国教会的原则是因袭的、公认的,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按波斯特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 10 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选人的名单。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种候选人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能胜任其职才行。然后,在就职仪式上,“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同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的关系,拜占廷是稳定、强大、富裕。自满和相当注重内部的。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明朝的中国。实际上,拜占廷同中国一样没有大学,其主要任务是为官僚机构培养官员。6 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对有关神性问题的长期争论所作的儒教式的评论,也使人联想到中国。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神性的争论都是荒谬的、愚蠢的。人们连自己的本性都无法知道,因此,应该放弃对神性的一切评议。”

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

拜占廷的衰落

1025 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显得无可争辨的稳固,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该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但在巴西耳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 1204 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巴西耳二世十分强大,足以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军事领将带利用为保卫边疆而征慕的农民军来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当局。作为回击,官僚们遣散了农民军,让农民由服兵役改为交付现金。再用征集来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兵,其中包括诺曼人、日耳曼人、帕齐纳克人和亚美尼亚人。但与前农民军相比,这些外国雇佣兵显然不可靠,在支付给他们的军饷尚来筹得时,他们经常转而反对表面上由他们保卫的帝国。

社会封建化的政治问题,是帝国衰落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因。军事将领和地方地主们积聚起巨大的地产,使诸行省整个地落入少数家族的控制之中。这些赐地同服兵役连在一起,于是,开始形成了与西方的采邑相类似的东西,只是没有效忠和封地。

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危害了帝国。私人和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在巴西耳的继承者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的开支,使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骑兵袭击,危害也很严重,它使某些地区土地荒芜,颗粒不收。币值稳定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拜占廷金币索里达,这时也连续贬值。

失去意大利和小亚细亚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廷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在西方是诺曼人冒险者。他们最初是拜占廷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保留下来的意大利南部领地。

一个灾难发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在那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廷喉一残存的一个据点。另一灾难,也是更为决定性的失败,发生于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在那里,塞尔柱人在一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廷皇帝,这一战役使小亚细亚开始由希腊人的基地变成突厥人的根据地。这一战役之后,两位敌对的皇帝为争夺拜占廷王位而开战,他们各自雇佣了突厥军队互相争斗。于是,突厥人能随意进入小亚细亚,渐渐将小亚细亚从东正教拜占廷势力的基地变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十字军的摧毁

精明顽强的皇帝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1081-1118 年),挽救了似乎即将灭亡的拜占廷帝国。他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反对威胁要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诺曼人。他还向天主教国家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但他得到的不是所希望的数量有限的外国雇佣军,而是大批涣散的十字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十字军是由亚历克塞极有理由不信任的诺曼人领导。这两个社会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怀疑和公开敌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各自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

亚历克塞机敏地怂恿十字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在那里,阿拜占廷军队一起收复了塞尔柱人占领的部分领土。但第二次、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另外,在小亚细亚中部,当拜占廷人轻率出击,进攻塞尔柱帝国的首都科尼亚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一失败使拜占廷在小亚细亚东山再起的任何可能化为乌有。与此同时,威尼斯人由于早先从财政紧迫的皇帝手中获得的商业特权,正在破坏拜占廷的经济基础。他们获准在全国各地免交一切捐税,这一特权使他们对遭受苛捐杂税的拜占廷商人占绝对优势。因此,意大利人不仅束缚了帝国的贸易,而且使君士坦丁堡的国库失去了主要的税收来源。威尼斯人的富裕和拜占廷人的贫穷之间的悬殊差别,导致了 1183 年的暴动;暴动中许多拉丁人被杀死,其财产被掠夺。

这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背景。这次东征被恰当地称为“商人的东侵”。威尼斯商人的经济计划,西方冒险家对财富和土地的追求,拜占廷觊觎王位者的奉承,拉丁人心中对所谓的狡诈、柔弱、贪婪和异端的希腊人的长期不满,所有这一切,使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改变了方向,从解放耶路撒冷这一最初目的改为进攻君士坦丁堡。 1204 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它接连三日遭到冷酷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即使是萨拉森人”,一位拜占廷编年史家说,“也比他们仁慈。”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结果却是为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道路。尽管 1261 年拜占廷帝国得以恢复,但再也没能从拉丁人征服的创伤中复原过来,而是苟延残喘地生存下去,直到 1453 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拜占廷的灭亡

拜占廷帝国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从 1261 年米海尔·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开始,到 1453 年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同突厥人作战、在首都城门被杀结束。在这两个世纪中,恢复的帝国仅由君主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撤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雷比藏德。

皇帝们被迫使自己的货币贬值,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尼斯银行家。不断增长的捐税对政治上有权势的言人通货无效。为反抗出身高贵的富有贵族,穷人们举行起义,结果,社会冲突使城市四分五裂。

1342 年 1349 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派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他们减轻穷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寺院的土地,分给穷人;他们采取分享民主制,让市民参加民众会议,由公众选举官吏。他们的政治纲领似乎受意大利共和制城邦的纲领的影响。但垂死的拜占廷帝国,不能忍受蓬勃发展的西部所自然形成的这一政治和社会改革。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消灭了他们的共和政体。

帝国还因宗教纠纷而受到削弱。为了得到西方人的援助,反对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皇帝曾分别三次(1274 年在里昂联合王国;1369 年在罗马;1439 年在佛罗伦萨)许诺,让东正教会归顺罗马教皇。但这些许诺毫无意义,因为西方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而拜占廷则因民众激烈反对向可僧的拉丁人作任何让步而进一步四分五裂。“伊斯兰教比罗马教皇更好,这就是人民大众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暴行,对意大利商人的剥削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廷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 1453 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廷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减少到 50000 至 70000。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 9000 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摧毁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 80000 人。4 月 2 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主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却侵略者;但君主坦丁堡终于在 5 月 29 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纵兵屠掠,连续三日。当时的拜占经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写了拜占廷帝国 1000 年历史的结束:

城市沦陷三天后,他 [ 穆罕默德] 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数不清的东西和物品。在这些野蛮人中,只见一个人穿着大主教的法衣,另外一个人身着神父的金色圣衣,他们都领着狗;这些狗不象往常那样带着颈圈,而是身穿金色锦缎衣服(基督教教土制服)。其他人坐在宴席上,面前摆着盛满水果和其他食物的大圆盘以及大酒杯;他们吃着圆盘里的水果、食物,喝着酒杯里的葡萄酒。他们将数都数不清的各种书籍装上大车,运往东、西方各地出售。一个诺米斯马能买到十本书,这些书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著作、神学书和其他各种书籍.福音书多得数不清,都有各种装饰,他们撕下书上的金银饰物,有些书出售,有些书则扔掉了。他们将所有的肖像付之一炬,用这种火烤肉吃。

拜占廷的遗产

其一,它起到了保护盾的作用,使盾牌后面的西方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明。这一点的全部意义,在 1453 年君主坦丁堡沦陷后变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仅在半个世纪内便抵达欧洲的中心,包围了维也纳。

拜占廷还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廷一直是整个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动力,而它的货币则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品,对于使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对于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文化领域中,拜占廷挽救了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并将它们同她自身的遗产一起传给了子孙后代。拜占廷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传下了只是近来才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的一门宗教艺术。以及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和希腊文化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

拜占廷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伟大的引导者、宗教和文明的源泉。

拜占廷和斯拉夫人

尽管拜占廷的历史已经结束,但拜占廷的制度和文化,仍在北方的斯拉夫人中继续生存,正如它们很大程度上仍存在于已属土耳其人统治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中一样。斯拉夫人起源于今俄国和波兰的多沼泽的边境地带,他们以巨大的弧形向四周颇有吸引力的平原扩散。

向西迁移的矫拉夫人形成了今天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他们都称为西斯拉夫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他们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因此,他们信仰的是天主教,使用的是拉丁字母。

那些渡过多瑙河、移居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这些南斯拉夫人中的前两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而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文化发展,则受到了君士坦丁堡而不是罗马的影响。

最后,向东迁移的是苏联斯拉夫人的祖先,这些东斯拉夫人就是个苏联北部的大俄罗斯人、南部地区的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和西部边境的白俄罗斯人

这些东斯拉夫人,即今天所谓的俄罗斯人,从事渔猎和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因此,他们通常以分散的家宅和小村落,而不是以人口密集的村庄和城镇为单位。出现的城镇,很少发展成为主要河流沿岸的贸易中心。只有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和伊尔门湖畔的诺夫哥罗德是当时的贸易中心;前者担负着南北运输,后者控制着东西贸易。

正是这种长途贸易,为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提供了基础。据传说,彼此不和的斯拉夫诸派别曾邀请北欧人的首领留里克为其统治者。“我们的国家富饶辽阔,但却没有秩序,快来管辖和统治我们吧!”于是 862 年,留里克成为诺夫哥罗德的第一任王公;不久以后,他的追随者们南移基辅。基辅已成为沿漫长的第聂伯河航线的、俄罗斯各公园自由联盟的中心。基辅的卓越是建立在同南面诸古老文明中心——拜占廷、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穆斯林世界——所进行的繁荣贸易的基础上。

第聂伯河洗礼

据 11 世纪末至 12 世纪基辅僧侣编纂的编年史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认为,斯拉夫人的原始的众神崇拜很不合适。他—一考虑了诸宗教代表所阐述的各自的论点,甚至派使节前往信奉这些宗教的国家,听取他们的汇报。最后,弗拉基米尔拒绝了天主教,因为“我们在那里看不到荣誉”;拒绝了犹太教,因为犹太人的上帝太不强大,无法使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还拒绝了伊斯兰教,因为它戒肉禁酒,而他认为,“喝酒是俄罗斯人的乐趣。没有这种乐趣,我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弗拉基米尔决定赞成东正教;他的使者们为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看到的仪式而倾倒:“„„我们不知道是在天空,还是在人间。因为人间没有如此壮观、如此美丽的景象,简直叫我们难以形容。”

基辅公国的全体居民,都到第聂伯河去集体洗礼,如《编年史》所述:“„看到如此众多的人得救,天堂、人间一片喜悦。”同几个世纪前欧洲西北部的天主教一样,皈依是统治者及其顾问们的决定,人民大众只是服从命令而已。虽然信奉多神教的斯拉夫人过去没有教士阶层,避免了有组织的抵抗,但人民大众仍坚持他们的传统信仰,相信巫术和预兆。因此,1274 年,教会发现有必要颁布一条规定:不得任命过去从事巫术的人为司祭。

东正教为俄罗斯带来了丰富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在政治上加强了大公的权力。拜占廷及其皇帝被消灭后,东正教的这一顺从性在俄罗斯教会对俄罗斯皇帝的屈从中显现出来;这种情况具有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到拜占廷灭亡后的沙皇帝国。

对俄罗斯来说,拜占廷的影响显然是一大促进因素,但同时又是一种麻醉剂。俄罗斯人所借鉴的,不论是教义、仪式、音乐,还是建筑,都已完全形成且相对稳定。在这一意义上说,拜占延对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的影响是毫无价值的,它只能阻碍,而不是鼓励这一民族的创造力和独创性。此外,俄罗斯人在接受拜占廷的基督教的同时,还继承和维持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不和,从而,在他们和西方之间设置了一个障碍。

第三罗马

莫斯科大公国的伊凡三世统一俄罗斯,并迎娶了索菲亚。索菲娅是 1453 年在君主坦丁堡城墙上被杀的拜占廷末代皇帝的侄女,她曾逃亡罗马,皈依了天主教。因此,罗马教皇竭力赞同这一婚姻,希望这能导致天主教和俄罗斯教会的联合。结果相反,索菲娅立即恢复了对东正教的信仰;莫斯科宫廷的宗教仪式和信仰日益拜占廷化和东正教化。

早期的俄罗斯教会和宫廷,坚决反对在佛罗伦萨(1439 年)达成的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联合的协议。无疑,俄罗斯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最后落入土耳其人手中,是上帝对东正教向天主教无原则屈从的惩罚。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罗斯人将莫斯科视为真正信仰的中心。他们受上帝之命保卫它,维护它原有的纯洁。

在索菲娅的怂恿下,伊凡采用了拜占廷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廷的双头鹰为他的徽章。他效法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成为沙皇和专制君主,他的头衔也相应地变得崇高辉煌:“感谢上帝的恩赐,伊凡是全俄罗斯人的皇帝,是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特维尔、彼尔姆、乌格拉和波尔法以及其他公国的大公。”

拜占廷在作为第三罗马的俄罗斯领土上继续生存。这一第三罗马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坚固的根据地——它包括了辽阔的欧亚大陆平原及不久之后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地区。这完全不同于 1453 年前苟延残喘了几个世纪、缩小了的拜占廷。

第十六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从 6 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 16 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水路侵入中国,这 1000 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但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性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在这 1000 年中,中国社会比世界其他任何社会,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正是这种成就和舒适,使中国虽不是绝对静止,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但这一点不应抹杀:整整 1000 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

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

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的财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这一宗派强调默坐专念和信赖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一来控制甚至贿赂拉拢寺院和庙宇。

控制的企图结果失败了,政府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僧徒、尼姑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首先,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产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象在印度本上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结果,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的确,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不象基督教改造了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了中国社会。

唐朝的衰落意味着自卫军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资源相应减小。帝国防卫日益依靠外国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远没有过去的自卫军可靠。所以, 751 年,中国军队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亚的怛逻斯均遭失败。后一战役尤为重要,因为它使胜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够让曾是佛教的最早据点之一的广大地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

应该指出,唐、宋之间仅相隔短短半个世纪的分裂,已成为中国以后历史的模式。国家再也没有象在汉朝崩溃以后那样,经历长达数世纪的混乱局面。其原因是,自唐朝起,中国文明规模巨大,根深蒂固,不可能形成长期分裂的状态。如果帝国的统一被西方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所取代,或许这一文明会变得更富有革新精神,更具有创造力。这只是历史上必须加以思索的一个“如果”。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中国人自己认为分裂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反常的、不幸的。有句古话说道:“犹如一个天空不能有两个太阳,中国不能有两个国家或两个皇帝。”

宋朝的黄金时代

同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然十分被动。他们并没有发动大的战役,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

宋朝文化进步,科技发达,工艺先进,对外贸易发达。生产率显著提高,发动了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 11 至 12 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南宋的统治尽管只限于半个中国,但这半个中国却格外地安宁、繁荣。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生产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生产了爆炸性的影响。

元朝

元朝,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统治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性质和持续的时间较短,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记。可能选择北京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个贡献。
因为中国这时是地括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长。

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予以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收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

明朝的民族优越感

一种被称为“新儒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当时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出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许多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已明白地显示于世界。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新儒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兼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缺少使他们能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频繁的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在外省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见本章第三节)。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象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响。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述,是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 1912 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以新儒学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国统治集团的另一对内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对对外经营。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且慢慢迁移到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 1603 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邻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祖坟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马尼拉的中国人及其东南亚的中国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这样的屠杀。同样,1712 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 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的中国人将不许回国。

中国文明在日本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然而,日本诸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大陆 115 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只有五英里宽。 日本人在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 13 世纪受到外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借用的民族,但由于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6 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 645 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舍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需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第十七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中世纪后期主要可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综合文明的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这是史无前例的。 ——小林恩·怀特

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 年)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他富有洞察力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并没什么作用,相反,却在西方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西方社会的多样性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防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本质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

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封建制度政体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因此,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资金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的给养。当时选择的办法是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但接受者,即封臣们倾向于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

查理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政权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剥夺。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

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主应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 40 天。

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在迅速地进行。由于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名义上来自皇权,所以,封建主选择国王非常谨慎,即使他们无意尊重他的统治权。但是, 1000 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停止而安顿下来时,统治者渐渐能够维护他们的封建权力,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

采邑制度 经济

正如封建制度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采邑制度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因而,采邑是靠农奴经营的自足自给的村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并以其劳动养活教俗封建主集团。采邑的大小极不相同,其居民的人数少者二十,多者数百。农奴与奴隶不同,他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得到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息。作为回报,他必需耕种耕地中留给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杂活,并将自己任何来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他。

由于远距离贸易、中央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实际消失,采邑必须为自身提供几乎所需要的一切。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来邑的技术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相比,一点也不原始。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奢侈品生产、灌溉工程、沟渠和公路系统也遭受损失。但是,自给自足的村庄,恰恰因为它们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发挥作用。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铁匠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铁比以前更多。

教会

一个自相矛盾的发展,即恰恰因为罗马的灭亡,教皇变得更为强大。他无需象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德里亚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廷皇帝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492-496 年)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断言,“是主教,而不是俗权,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更重要的是,教皇进而声称神权优越于俗权:“两者之中,神权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他们甚至须对统治人们的君主们传达神意。”

查土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使他及其继承者们能控制罗马教皇的职位,结果, 678 室 752 年间的 13 任教皇中,至少有 11 位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但随着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和伊斯兰教征服埃及、叙利亚和北非,拜占廷皇帝干预西方的能力大大减弱。

罗马教皇的职位如今从受困的君主坦丁堡转入法兰克人手中,教皇还同法兰克人缔结了盟约,这最终导致 800 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与此同时,教皇的传教团改变了异教的北部地区的宗教信仰,使教皇的至高权力在西方得以进一步加强。由于他们的成功,新的教会相继成立:597 年成立了英格兰教会,7 世纪创立了伦巴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 世纪创建了德意志教会;这些教会都接受了教皇的“天主教的”即“全世界的”教规。

当时西方新的多样性社会的组成部分有以下这些:代皇帝的命令而起的独立教会,代替帝国当局的一群封建君主和封建主,取代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各自开垦荒地的自治的来邑,不久后以其来自城市的独特有效力而于贵族、高级教士、最终于君主颇为不利的新兴的商人阶层。

地理背景

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 1000 年后未曾遭受侵略。西欧相隔遥远的意义在 13 世纪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15 和 16 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攻北非等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免遭这种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当然,千万年来,这些自然资源一直是人们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例如,上个世纪,美国从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萨比岭铁矿区获得巨额利润,但印第安人在这个地区渔猎了几千年,却没有利用这些矿石,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如今在中东、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开发的贮量丰富的油田,情况同样如此。

技术的格外早的发展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而奴隶制往往阻止技术革新。另一原因是,边远地区的环境普遍地促进了节省劳力的发明。中世纪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术的发展。在这一制度下,社会阶层的范围并非从“神圣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隶,而是从具有一定权力和义务的农奴到庄园主;庄园主为了对举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与农奴保持充分的接触。因此,体力劳动获得了一席地位,并受到尊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没有的。

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反对古老的帝国社会的无人性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修土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他们十分有助于技术的进步。一个叫罗杰·培根的修士在 13 世纪就已预见到未来的许多技术成就,这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可制造机器,使用这种机器,最大的船只需一个人驾驶,而且比那些乘满划手的船跑得还要快;人们能制造运货车,它们无需牲畜牵引,而且速度惊人;人们能制造飞行器,一个人乘在飞行器上,可以用机械翅膀拍击空气,就象鸟一样 „„;人们还能制造使人能潜入河底的机器。„

技术细节的进步

西方特有的技术成就包括原始农业方面的基本发明。其一是“三田”轮作制;“三田”轮作制从 8 世纪起逐渐被人们采用,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使用这一耕作制时,任何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闲,而使用过去的“双田”制时,则有一半田地闲着。

其二是重型轮式犁的发展;这种犁装有锋利的铁头,翻土深度可达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头的后面是犁壁,这样装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这种犁使耕种杂草丛生、难以耕作的肥沃的洼地成为可能。扒犁通常用于耕翻地中海盆地的贫瘠的砂土

更有效地利用马力也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在古代,由于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牲畜拖拉重物时往往会被勒死,所以,马很少用于农业。然而,到 10 世纪时,人们发展了一种挽具,这种挽具套在马的肩上,马拖重物时不会被勒死,从而将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因此,马同过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力源。马蹄铁的发明也很重要,它使马施重物以及耕地变得更为容易。

十分重要的水车和风车。水车和风车在希腊 -罗马时期就已为人们所知道,但当时拥有充足奴隶劳动力,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北部地区因不存在着这两大障碍,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几乎遍及每个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车原是专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成一般性的原动机。于是,水力开始用于银锤和锻炉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捣矿机。的确,英格兰 1086 年编纂的《土地调查清册》例举了 5000 家磨坊。这就是说,每 50 户人家有一家磨坊,其数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西方与拜占庭的先后顺序变化

1203 年,当西方的十字军开始围攻君主坦丁堡时,他们对这座古都的富有和豪华充满敬畏之感:

那些未曾见到过 [君士坦丁堡] 的人,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富丽的城市。当他们看到高大的城墙和城楼,看到豪华的宫殿和高耸的教堂,看到城市的长度和宽度时,无不为之悚然惊骇;城墙和城楼用于围城;宫殿和教堂如此之多,若不是亲眼目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城市的长度之长,宽度之宽是其他所有城市无法比拟的。毫不奇怪,他们都吓呆了;料想不到,自世界创造以来,人类竟从事过如此巨大的事业。

对比之下,两个半世纪后,希腊学者、红衣主教贝萨里翁在一封信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位红衣主教因在罗马住过多年,所以对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印象极深。 1444 年,他写信给伯罗奔尼撒(摩里亚)半岛的拜占廷自治省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建议他派“四个或几个年青人”到意大利去,偷偷学习意大利的手工技艺,并学习意大利语,“以使精通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消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谈到“木头被自动锯锯断,水车轮转得又快又匀称”。写信时他还想到了水力风箱:“熔炼和提炼金属时使用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需用手推拉,能将金属从无用的、泥土似的现存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人们很容易获得有关炼铁的知识,而这一知识对人类是非常有用、必不可少的”。这一陈述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如此巨大,以致历史上第一次有东方人建议,派学生到西方去学习“实用工艺。”

经济发展

900 至 1300 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了 14 世纪的经济大萧条。粮食歉收和饥荒在 1315 和 1316 年期间尤为严重。黑死病首次流行于 1349 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多次周期性地发生。不过,1400 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上升。

经济萧条的原因:

  1. 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
  2. 黑死病
  3. 英法百年战争
  4. 德国和意大利的斗争

900-1300 年:

  1. 技术进步
  2. 人口增长了 50%
  3. 未曾遭受任何外来侵略
  4. 农业技术发展,大量荒地被开发
  5. 相应的促进了城市和商业的发展。10 世纪 900s 年,欧洲的贸易以奢侈品为主,到 14 世纪 1300s,商业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

开垦荒地

农民首次开垦了村庄周围的荒地。这是一个惊人担却千真万确的事实: 12 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泽地和荒地。在小块耕地的周围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开垦的荒地。欧洲农民络绎不绝地涌进这些无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烧毁灌木丛,抽干沼泽地,准备开垦和耕种。到 1300 年时,法国的耕地面积比今天还要大。

农民不仅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荒种地,而且随人口的增长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的西迁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的东迁运动。例如,到 1350 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 1500 个,由 15 万到 20 万移民经营。不仅日耳曼移民渡过易北河,排挤东欧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而且其他移民也随着征服进入西班牙,盎格鲁撒克逊人挺进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

贸易和城市发展

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了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

后来,内地商路上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另外,定期大集市对商品销售也很重要;这些集市出现在商路两旁,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自治市和城市联盟

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再从头开始,而且处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结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拥有权力和财政资源,他们通常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准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体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定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或自愿同盟会,用以自卫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这一点在下面这个惯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统一体。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

同样, 1350 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 90 个城市组成了汉萨阿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及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视为下等人和不受欢迎的人. 在印度,由于印度教强调放弃财产,商人毫无声誉。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赚钱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垫子、吃大蕉叶、无物质财产牵累的神秘主义者。

中国是学者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西亚地区和印度拉杰普特诸国是地方贵族管理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

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到 10 世纪时,西欧已变成封建小国的聚集之地;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获取巴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教俗封建公国揭出了棘手的叙任权问题。诸城市有时结成象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

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

教皇与皇帝的政治

广义地说,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9 至 11 世纪,教皇和皇帝一般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反对与罗马教皇的权力相对立的拜占廷势力。

1073 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任职,罗马教皇的权力开始达到顶峰。为争夺日耳曼主教的叙任权,教皇和皇帝发生冲突,结果格列高利获胜,从而削弱了帝国的行政和皇帝的权力。到 13 世纪,教是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两个多世纪以来,尤其由于虔诚的法王和英王相继即位,罗马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颁布《教皇训令》(1202 年),坚定地阐明教皇权力至上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这时却不再合人心意。诸君主及其议员们把国家繁荣看得比教皇的愿望更重。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受辱后不久便死去。1305 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 70 年间,阿维尼翁教皇受制于法王,失去了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统治地位。

皇帝与商人联盟

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待、监工、帐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最初,这些人组成国王的王室,主管国王私人事务。如今,随着王室成员被派去管理整个王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更明确地说,它与某些代议制议会一起,为官僚机构、法院和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 14 世纪末期,易北河上有 35 个征税站,莱茵河上有 60 多个,塞纳河上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 200 英里,其费用将达这些粮食售价的一半。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随着是家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到 15 世纪,出现了民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决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

信仰的时代

从罗马陷落到约 1000 年,前后的几个世纪在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的确,修道院的修土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教会是一个补充,并依附于教会。这个时代也是教皇和皇帝结盟的阶段。

11 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其管辖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这是它们与众不同的特征。此外,它们不象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另外还有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12 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随后一个世纪中,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创办了一些大学;14 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也建立了一些大学。

经院哲学

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这一培养重点是自然的、适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但是, 12 世纪,当有人将亚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学的著作和其他古典名著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后来直接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时,这一限制受到了挑战。这些著作的翻译使西方学者首次面临体系完整的、唯理论的自然哲学,引起了欧洲思想界的大动荡。如今,他们的问题是要使这一哲学同传统的基督教的设想和教义相一致。

实质上,早些时候,穆斯林神学家和哲学家如加扎利和阿威罗伊就已遇到相同的问题。他们的方法出自二难推理,是“双重真理”论,即较高的神学的真理和较低的理性的真理。在寻求亚里土多德和基督教神学相一致的方面,著名的人物是巴黎大学杰出的多明我会修道上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 年)。在其主要著作《神学大全》中,他阐述道,亚里士多德详述了理性的真理,教会的箴言详述了宗教的真理;这两个真理虽在信仰的基础上被争论不休,但最终必须相一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真理必须支持和赞同最高的、基督教信条的真理。这也是他在《反异教大全》中着手论证的观点;《反异教大全》是一部经院哲学综合思想的名著。他用论述每一论点的正反引证和最终总是支持正式教义的观点,构成了一个综合结构:“„„人们临终时自然想知道第一推动力。上帝就是第一推动力。因此,人类最终是要知道上帝。„„”于是,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存在不可知论者,因为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在人民的脑海中萦绕。

这一神学展示出中世纪世界的等级性。社会、自然界和宇宙以相似的等级关系表示出来。土在下,水在上,空气再上,最贵重的元素火在顶层。教皇和主教、皇帝和国王、贵族和普通百姓在自然界中都能找到各自的位置。

16 世纪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17 世纪牛顿的世界机器论推翻了地球中心的宇宙观。

西欧的扩张主义

4 至 10 世纪,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金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从 10 世纪到 14 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各个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廷帝国。

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北部,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随之,德意志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反对异教徒普鲁士人,形成了由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军东侵。他们建立了许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围安置德意志移民;这些移民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随即占领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战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 15 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有个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侵实际上对促进中世纪后期的各项富有建设性的发展,其中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侵基本上是这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神充沛,十字军南侵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发展,并在 14 世纪大萧条后加快了速度,结果,使扩张主义的征战运动扩大到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 13 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地,希望他们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约翰被传说为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来,基督教首领梦想与他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进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虽未找到祭司约翰,却在非洲和美洲偶尔发现了新的、陌生的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归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

文艺复兴运动

强调了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显然比中世纪观点更有助于对外扩张。关于人类本身逐渐形成了一种新观念,一种对其高贵和创造力的新的信任。人们无需再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需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首先发展他的思考能力。德西迪里·伊拉斯谟在其名声达到顶峰时,表达了他的信任和欢乐。他大声叫道:“永恒的上帝啊!我看见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正在出现!我为什么不能再变得年轻呢?”

科技进步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尤其同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有效的使用携手并进的;这些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明显重要的领先地位。过去,海战是指占领敌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战。 16 世纪的前 20 年,佛兰德和德意志治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 300 码内的船只。海战发生了变化,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从此,欧洲人占领并控制了世界各大洋达四个世纪之久,直到 1905 年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全歼俄罗斯人,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

商业进步

欧洲人开始对外扩张后,合股公司的兴起极大地加强和促进了商业经营。这些合股公司以其有限责任,为投资提供了媒介,使欧洲大批资本用于海外冒险事业。东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股人的资力有限,没有一个能与几个东印度公司和东地中海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现存的哈得逊湾公司相竞争而最终获得成功。

第五编 1500 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欧亚大陆在这几千年中一直在世界事务中居首位;而且事实是,人类 1500 年以前的历史基本上是地区性的历史,而不是全球范围的历史。一旦人类分散到各个大陆,其原始的技术水平就严格地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范围。随后几千年,人类生活、活动在孤立的地区中。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各民族被完全地隔离在它们各自的大陆上,而非洲人,虽不是完全,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在非洲地图上,地理学家用野生动物填补空白;因此,对于那些无法居住的开阔的高地,就填上大象,以弥补城市的空缺。 ——迪安·斯成支特

第十八章 非洲

如果受外界促进因素的影响的程度,是决定某一地区发展速度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随便看一眼地图即可明白,非洲所处的位置还算不错。它北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地中海是一片狭窄且容易渡过的水域,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其说是个障碍,倒不如说是一条大道。东面的西奈半岛是通向亚洲的桥梁,而红海比地中海更狭窄、更易通过。最后,季风抵消了印度洋的浩瀚无垠,便利了东非和南亚之间的来回交往。

然而,历史上,非洲与欧亚大陆隔绝的程度,比根据上述情况得出的印象要严重得多。这一与世隔绝至今仍是非洲大陆发展中的一个首要而又持久的因素。

地理环境

本章将要研究的非洲,是指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撒哈拉沙漠是一大屏障、一大分隔者,而地中海相比之下却是一条连接的大道。在历史上,北非人与地中海盆地周围其他诸民族的相互影响之所以超过他们与沙漠屏障以南地区诸民族的相互影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实际上是一座岛屿,它的北岸是撒哈拉沙漠,而不是地中海。

大沙漠的东面,沿尼罗河上游的是巨大的苏德沼泽地。这些沼泽地在历史上构成了一个可怕的障碍。

而未被港湾、海湾和内海破损的、平直的海岸线,也使非洲大陆难以接近。因此,尽管非洲的面积是欧洲的三倍,但海岸线却比欧洲的短。

即使成功地躲过了沙洲和激浪,仍然还有另一个障碍,即滚滚河流由内地高原顺着一道道悬崖向低洼沿海倾泻而下时所形成的急流和瀑布。非洲大陆的外形象一个翻过来的茶托,这在今天能提供巨大的水力发电的潜势。但在历史上,沿海岸的瀑布意味着,非洲既没有象圣劳伦斯河和亚马孙河那样的为进入美洲内地提供通道的、水流平缓的河流,也没有象莱茵河和多瑙河那样的为进入欧洲内地提供通道的河流。

从非洲某一地区到另一地区也很困难。综观非洲大陆,其南北两端是小而肥沃的狭长地带。这些狭长地带很快让位于广阔无垠的大沙漠,即南面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北面的撒哈拉沙漠。再往下是绵延起伏的草地或大草原,北部以苏丹草原最为著名:“苏丹”这一阿拉伯词意为“黑人之国”。然后是热带雨林,在其最稠密的地区,比沙漠还难以穿越。

非洲与美洲不同,几千年来一直同欧亚大陆保持着联系,只是这种联系有时很微弱。但是,欧洲人侵入邻近的非洲却比侵入遥远的美洲要迟缓很多。在美洲被开发、被殖民化以后的几个世纪中,非洲仍是一块“黑暗的大陆”。到 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非洲还只是沿海地区和内陆几个不重要的地区为人们所知晓。甚至到 1900 年时,大约还有四分之一大陆未被开发。非洲之所以不受欧洲推动力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因于它的各种地理条件;这些地理条件结合起来,使非洲大陆有力地抵抗了外界的入侵。

民族

雨林地区很少从事农业,因为那里能得到各种可吃的水果和蔬菜,无须用石制工具伐树耕地、花费艰巨的劳动,便可获得足够的食物。

冶铁术的来源是库施王国

库施王国位于尼罗河上游,首都设在喀土穆稍北的麦罗埃。库施人以黑人为主,古埃及人称他们为努比亚人。他们最初曾遭到埃及法老军队的袭击,后来渐渐地建立起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于公元前 751 年征服埃及,并统治了这个国家达一个世纪之久。此后,亚述军队由东侵入,迫使库施人退出埃及。然而,正是从这些亚述人那里,库施人学到了冶铁术。

库施人能使他们的知识得到充分利用,因为他们国家与埃及不同,有着丰富的铁矿石和燃料资源。麦罗埃很快成为巨大的产铁中心。首都遗址旁至今仍能看到的大铁矿渣堆表明,麦罗埃曾是中非的匹兹堡。

伊斯兰教

7 世纪,伊斯兰教迅速传入北非时,几乎未遭到拜占廷统治者的抵抗,但却遭到当地柏柏尔人的顽强抵抗。不过,柏柏尔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伊斯兰教;然后,他们同阿拉伯人一起征服了西班牙,并越过撒哈拉沙漠,将穆斯林的信仰和文化传入苏丹。柏柏尔商人改变了他们沿横贯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所遇到的非洲商人的信仰。宽容的黑人统治者允许穆斯林享有从事宗教活动和宣传其信仰的充分自由。

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联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贸易。穆斯林比起罗马人,使用的骆驼要多得多,并相应地增添了几条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贸易量。他们从北非基地出发,向南运送布匹、珠宝、贝壳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盐;盐是整个苏丹的急需品。作为回报,非洲人向他们提供象牙、奴隶、鸵鸟羽、制作香料的香猫和最重要的、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的黄金。这些黄金最终多数流入欧洲,其数量很大,对于调整中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

伊斯兰教还大大地促进了苏丹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的人愈来愈多。学者们可以在苏丹各大学里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在这些大学中,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出色,为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所仿效。学者们习惯于自由出入这些学校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大学,在某一导师的手下从事研究。

伊斯兰教通过加强帝国的行政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一制度上的问题。穆斯林学校和大学培养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组成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

苏丹诸帝国

苏丹出现了最复杂的政治组织,在那里,长途贸易发展得最快,伊斯兰教的影响最为强烈。因此,这个地区出现了三大帝国;加纳帝国(700-1200 年)、马里帝国(1200-1500 年)和桑海帝国(1350-16O0 年)。

这三个帝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首先,它们都以商业为基础,因此每个帝国都将其权力范围向外扩展,向北控制食盐进口,向南控制黄金买卖。每个帝国的岁入的大部分都来自对这些和其他一些商品买卖的征税。当时的一位学者贝克里,列举出在加纳帝国向出入边境的“每头驴所驮的盐,”以及驴和骆驼所驮的其他商品所征收的税。他说:“在这一帝国中所发现的每块金子都属于加纳国王,而国王留给人民的只是金子上的灰尘。„„”

来自这些捐税的岁入渐渐地使帝国的行政管理更为复杂完善成为可能。因此,桑海帝国比前两个帝国更复杂。全国明确划为几个省,每个省设一名长期任职的省长。帝国还有早期职业军队,甚至还有几个部,分管财政、司法、国务、农业、林业以及“白人”,即帝国撒哈拉边境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

伊斯兰教还将苏丹从非洲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改变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14 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拨图塔将马里包括在他的旅程之内;这一旅行东面最远到中国。1353 年 6 月,拨图塔到达马里的首都,帝国的行政和人民的习惯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说:

黑人们具备一些极好的品质。他们很少是不公正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憎恨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的苏丹不宽恕任何犯有最轻罪行的人。他们的国家绝对安全。在那里,不论旅行者还是居民都无须害怕强盗或暴力者。在他们国家去世的白人,即使有数不清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相反,他们将其财产交给白人中可信赖的人代管,直到合法的继承人前来继承为止。他们小心地遵守做祷告的时间,专心致志地聚众祈祷,并以此教育他们的孩子。每逢星期五,清真寺里十分拥挤,若不一大早去,便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进行祈祷。

在苏丹诸帝国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尽管伊斯兰教起了主要的作用,但应该指出,它主要还是一种城市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变成了穆斯林,而乡下人基本上仍忠实地保持传统的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许多皇帝及其帝国行政机构对伊斯兰教的依靠,既是强大的原因,又是衰微的根源。危机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会突然分裂,迅速崩溃。

苏丹诸帝国的另一个弱点是,易受北方柏柏尔人的攻击;这些柏柏尔人或是寻找非洲黄金的发源地,或是企图将其特殊形式的信仰强加于别人。 1076 年,狂热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同样,1591 年,摩洛哥的入侵摧毁了桑海帝国。桑海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苏丹帝国时代的结束。用 17 世纪廷巴克图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危险代替了安全,贫穷代替了富裕,不幸、灾难和暴力代替了和平。„„”

王国与部落

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东南非也以同样原因闻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某种商业养育了苏丹诸帝国和北非诸国一样,到 15 世纪,另一种商业也供养了内地的莫诺莫塔帕帝国和沿海的基卢瓦岛城邦。

莫诺莫塔帕一词,由葡萄牙人用国王的称号“姆瓦纳莫塔帕”改变而成。这个帝国包括今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因而,同苏丹诸帝国一样,控制着产金区和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正是莫诺莫塔帕的君主们建造了津巴布韦大神庙;这座神庙四周的围墙高达 32 英尺,为皇家举行正式的礼仪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基卢瓦岛的商人统治者,以苏丹自称,是贸易的经纪人,控制着莫诺莫塔帕和穆斯林商船之间的商品的交流;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远航到中国海。“基卢瓦岛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的建筑都是第一流的,”伊本·拨图塔这样写道。后来,马里帝国又给这位拨图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如苏丹请王国被北方的柏柏尔侵略者劫掠一样,莫诺莫塔帕和基卢瓦岛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伪破坏。在瓦斯科·达·伽马于 1497 年绕好望角航行后的十年内,葡萄牙人洗劫了东南非许多沿海城市,并继续留在印度洋,好象它是一个葡萄牙湖似的。达·伽马首次航行时并未发现基卢瓦岛,但 1500 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曾在此避过难。五年后,另一支舰队用无情的掠夺报答了这里的好客。一位远征队员描述说,他们没有遇到惊愕的居民的反抗,使占领了这座“有许多坚固的高达数层的房屋”的城市。然后,“代理主教和方济各会的一些长老带着两个十字架,唱着感恩赞美诗,列队登上岸去。他们走进宫殿,放下十字架,船队队长做了祷告。然后,大家开始抢劫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粮食。”

后来,葡萄牙人沿赞比西河进入上游地区,以相似的方式破坏了莫诺莫塔帕帝国。他们先占领了沿河各战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其影响

东北非

在东北非,在埃塞俄比亚人和努比亚人中,存在着一些默默无闻、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王国。公元 4 世纪以前,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人一直是异教徒,他们信奉的诸神也就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神。公元 333 年,叙利亚人弗鲁孟提乌斯将基督教传入这里,并使国王皈依基督教。从那时起基督教—直是官方的宗教信仰,并渗入埃塞俄比亚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7 世纪,穆斯林的征服切断了埃塞俄比亚同地中海的联系;8 至 10 世纪,红海各港口丢失给穆斯林,使这个国家同外界的联系完全切断。但是,埃塞俄比亚拥有由山脉和高原组成的极为辽阔的内地,实际上一直与世隔绝地幸存到现代。

325 年,努比亚库施王国被阿克苏姆所击灭。随后相继兴起的国家,通过来自亚历山大的一个传教团,于 6 世纪皈依了拜占廷或科普特基督教。大量教堂的建立反映了对这一新宗教的信仰;有些教堂由于被沙埋没而得以保存,其精美的壁画至今仍呈现出原有的色彩。几年前,波兰的一个考古团发现了这些壁画,将它们从埃及新建的阿斯旺高坝的不断上涨的大水中抢救出来,分别珍藏在喀土穆和华沙博物馆中。

最原始的社会

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被限制和隔绝在难以进入的沙漠和雨林地区中,故仍停留在食物采集的发展阶段。当他们作为狩猎者和食物采集者,以人类原始的生活方式继续存在时,世界却忽略了它们。

非洲的相对先进

葡萄牙人的到来并没有在非洲引起象西班牙人在美洲所引起的混乱和分裂。因此,非洲人按他们自己提出的条件同欧洲人进行贸易。几个世纪以来,沿海地区的酋长不准欧洲人进入内地,因为他们想继续保持他们作为欧洲买主和内地生产者之间的经纪人的有利地位。 1793 年,一位英国官员写道,非洲之所以仍是一块未知的大陆,“是由于沿海居民在允许白人旅行他们的国家方面所存在的猜忌,而不是由于伴随进入非洲而来的危险或困难。”他把这种猜忌归因于经纪人的害怕——“害怕同欧洲贸易的利益被减少,害怕同欧洲的贸易从他们一边转移到邻居那里,害怕内地王国”因得到欧洲武器而成为危险的竞争者。

第十九章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

11 世纪,维金人偶然发现了北美洲,在长达约 100 年的时间里,他们试图在那里保持居留地,但没有成功。15 世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这次结果完全不同。随发现而来的不是失败和撤退,而是对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大规模的、势不可挡的入侵。这一对比反映了这 500 年间欧洲努力和活力的增长程度。

地理环境

欧洲人对美洲的迅速入侵和开发,与迟至几个世纪后才得以侵入和开发非洲,构成了同样引人注目的对比。

美洲大陆在地理上更易接近,更吸引人。另一原因如亚当·史密所述,是印第安人“可怜、孤弱的”困境。虽然他们并没有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印第安文化的总的发展状况是,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

这里没有阻碍接近海岸的沙洲;美洲锯齿形海岸线上的港口

此外,美洲拥有发达的、相对来说没有什么障碍的内河航道,为进入内地提供了便利的通路。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密西西比河和圣劳伦斯河气势雄伟。水流平缓,这样的河流是非洲所没有的。探险者们不久就学会了使用当地桦木独木舟。他们发现只需携带少量物品,便能划船从大西洋顺圣劳伦斯河进入五大湖;由此南下,沿密西西比河到墨西哥湾,或者北上,沿马更些河到北冰洋,或者西进,沿哥伦比亚河或弗雷泽河到太平洋。

一般说来,美洲的气候也比非洲的气候更有吸引力。确实,亚马孙河流域气候炎热、空气潮湿;南北美洲两极地区气候非常寒冷。但英、法移民在其殖民地格兰德河北部地区却很兴盛。同样,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秘鲁也感到安适;墨西哥和秘鲁是他们的两大中心,那里的气候同西班牙的气候相差无几,无疑与气候闷热、流行疫病的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可喜的对照。

大陆和民族

后来的更先进的移民可能是乘船从亚洲来到美洲,然后沿西北海岸继续航行,直到最后在今日所谓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登陆和定居。

渡海来到阿拉斯加的大多数移民,越过育空高原中部冰封的山峡,继续进入北美内地。他们被促使他们移居美洲大陆的同样的力量——寻找新的狩猎场地的动力和后方部落不断向前挺进的压力——推动着向前迁移。这样,分散的狩猎部落不久便布满南、北美洲两块大陆。

文化

迁居美洲大陆的移民几乎没带来什么文化,因为他们来自欧亚大陆最落后的地区之———西伯利亚东北部。当然,他们都是组成小集团的猎人,仅拥有粗糙的石器,没有陶器,可能除狗外,也没有其他已养驯的动物。由于他们进入一块无人居住的大陆,因此,能毫无约束地形成自己的风俗,而没有雅利安人迁移印度河流域或亚该亚人和多里安人移居希腊时所受到的当地居民的影响。

他们不仅适应了所面临的范围广阔的自然环境,而且他们彼此间也已相适应。有些印第安人仍停留在狩猎集团的阶段,而另一些印第安人则发展起王国和帝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包括所有已知的种类,其中还有一神教。他们使用约 2000 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有些语言相互间的差异就象汉语和英语间的差别一样。这表明在这里如同在整个东半球一样,语言的变化极为丰富;据悉,1500 年,存在于东半球的语言约 3000 种。这些语言不论在词汇,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并不原始。莎士比亚使用了大约 24000 个词,钦译《圣经》使用了约 7000 个词;而墨西哥的那瓦特语使用了 27000 个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民族之一的火地岛上的雅甘人至少也拥有 30000 个词。

分类法是以获得食物的方式为标准,将其分成三类:渔猎采集文化、中级农业文化和高级农业文化。这种分类不仅更加简单,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也更富有意义,因为它有助于解释印第安人对欧洲人入侵的各种反应。

高级农业文化存在于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和安第斯高原地区(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中级农业文化一般位于高级农业文化的邻近地区;而食物采集文化则位于更遥远的地区——南美洲南部和北美洲西部和北部。

美洲的发展速度并不取决于离欧亚大陆的远近,而取决于适合农业发展的程度。因此,农业首先在美洲那些与欧亚大陆的农业发源地中东极为相似的地区,即高原地区发展起来,是有重大意义的。在高原地区,无需为准备农田而大面积地砍伐森林,那里有足够的降雨量使各种作物得以生长,而且还拥有大量可培植的、具有潜在高产特性的土生植物。

印第安人培植了 100 多种植物,与整个欧亚大陆所培植的植物一样多,这确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今,美国 50%以上的农产品都来自由印第安人驯化的各种作物。

玉米几乎是所有地区的主要产品,最初只是一种杂草,其穗还没有一个人的拇指甲大。印第安人将它培育成一种长棒子上长满一排排种子的作物。他们彻底培植了玉米,使它变得只有依靠人类才能生存;如果人们不种它,它就会灭绝,因为培植后的玉米已不能散播自己的种子——玉米粒。印第安人利用大量有毒植物的技术,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中之一是木薯属植物,即美国的木薯淀粉;印第安人去掉其中致命的毒素,保留了淀粉。

文明

美洲印第安人的三大文明是:位于今尤卡坦、危地马拉和英属洪都拉斯地区的玛雅文明、位于今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文明和从厄瓜多尔中部到智利中部、延伸 3000 英里的印加文明。

玛雅文明

  1. 表意文字,用字母和记号表达思想。
  2. 天文学和复杂的历法
  3. 玛雅人的城市只是矩形仪式的中心,不是要塞居住地或行政中心。有巨大的石头金字塔庙宇
  4. 从事刀耕火种农业
  5. 石头建筑的雕刻精美

4 至 10 世纪期间,玛雅文明非常繁荣,但随后便衰落下去,其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由于土壤的肥力耗尽,或疫病流行,更可能是由于反对供养包括祭司集团在内的宗教中心的农民革命。总之,这些巨大的石头建筑物被废弃,被周围的森林所吞没,近几十年才被考古人员发掘出来。

好战野蛮的阿兹特克人

同爱好艺术、富有知识的玛雅人相比,阿兹特克人显得粗野好战;这一对比使人联想起东半球的罗马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悬殊差别。实际上,阿兹特克人是后来才进入墨西哥的。容易遭到来自干旱的北方的蛮族的攻击;自然,这些蛮族是被肥沃的土地所吸引而迁移南下的。最后一批入侵者就是阿兹特克人。

他们在特斯科科湖的一些岛屿上定居下来,然后,占据了阿纳瓦克谷地的大部分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岛屿变得非常拥挤,阿兹特克人通过建造“浮动园地”来扩大耕地面积。“浮动园地”是一些在湖底丛生的杂草上面铺垫上湖土、由生长的杂草固定在湖底的浮岛。直到今天,某些地区仍使用这种耕作方法。每次播种之前,农民们都要挖些新的湖上,铺在“浮动园地”上,因此,其表面随着一次次耕种而不断增高。

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这时已成为拥有 20 万到 30 万人口的大城市,通过几条道路与海岸相连,征服者科尔特斯将这个首都同威尼斯相比。认为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当他的副手贝尔纳·迪亚斯·德尔·卡斯提略从大庙宇的顶端观看全城时,也为首都的壮观而感到敬畏:

在我们登上大庙宇的阶梯之前,孟特库苏玛正在顶端向他崇拜的神献祭;他派了六名祭司和两位主要官员领科尔特斯登上阶梯。通向顶层的台阶共有 114 级。„„的确,这是一座地狱般的庙宇,从其最高点可以俯瞰四周近邻的全景;从这里,同样可以看到三条通向墨西哥的大道。„„我们还看到了来自查普特佩克的水渠,它向全城供应淡水。另外,我们还清楚地看到一座座桥梁横架在水渠上,道路和水渠纵横交钱湖水通过水渠涨落。湖面上,小船星罗棋布,它们将粮食、制造品和其他商品运往城市。从这里我们还发现,在这座城市和建立在湖上的其他所有城镇里,家家户户仅以吊桥或小船作为交通工具。在这些城镇中,一座座涂有白色胶泥的美丽的庙宇,从小建筑群中拔地而起,犹如我们西班牙城市中的许多宝塔和城堡。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壮丽的景象。

阿兹特克人的势力建立在持久备战的基础上。所有男人都要携带武器;国家军火库始终备有武器,供需要时使用。凭借有效的军事机器,阿兹特克人从其臣民那里榨取到数量惊人的贡物。据其现存的资料记载,除其他各种物品如军服、盾牌和宝石之外,他们一年还征集到玉米 1400 万磅、三类和苋菜各 800 万磅、棉花 200 万包。

首都的壮丽和源源涌入首都的大量贡物,自然使西班牙人断定,孟特祖玛是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其实并非如此。仆从国在履行国家职责方面仍相当独立,并实行完全的自治。它们同特诺奇蒂特兰的唯一的联系是纳贡;它们所以纳贡,是因为害怕阿兹特克人的远征。除秘鲁印加人的国家外。没有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国家组织得比城邦更大。阿兹特来人与印加人不同,并不试图使他们的臣民受阿兹特克人的生活方式的同化,为所有人都享有公民权作准备。

其宗教仪式上大肆屠杀一排排献祭用的人而毛骨悚然。西班牙人不久便认识到,金字塔是人们献祭用的祭坛;而就在这些到处可见的、用于宗教仪式的金字塔的顶端,献祭用的人遭到屠杀。祭礼在中美洲很普通,但没有一个地方象阿兹特克人那样,实行着魔似的大屠杀。实际上,阿兹特克人的侵略目的就是去捕捉俘虏,用以献祭,以及去迫使仆从国向其首都纳贡。

阿兹特克人认为,第—个目的比第二个目的更重要,因为祭司告诫他们,世界经常处在被洪水淹没、尤其处在太阳熄灭的危险之中。因此,需要用人来献祭,以抚慰天上的神灵。但这一做法使阿兹特克人陷入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之中:为防止普遍的灾难,需用人来献祭,而献祭用的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只有用人献祭才能进行成功的战争,但转过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献祭用的人。贝尔纳·迪亚斯是这一恶性循环的最终结果的见证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镇区“索科特兰”中位于庙宇附近的那块地方。这里十分整齐地堆放着许多人的头颅——可以肯定有 10 万多个,我再重复一遍,10 万多个。同样,在这个广场的另一角落,你还能看到整齐地堆放着许多残存的人的尸骨,这些尸骨是数不清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头悬吊在两旁的柱子上。„„在这个国家内地的任何镇区,我们都能看到同样可怕的情景。„„

秘鲁的印加人

世袭王朝和贵族阶层相结合——这在美洲大陆是独一无二的——构成了建立帝国的有效工具。由于一代一代印加即国家首领的杰出才能,这一点尤其符合实际。印加唯一合法的妻子是他自己的亲姐妹,因此,每个印加都是兄弟姊妹通婚所生育的后代。这种近亲繁殖大约持续了八代;而最早的祖先一定非常强健,因为正如西班牙人所看到的那样,王子们都是些英俊、精力旺盛的人。

这一帝国在地理上由完整的道路系统紧紧地连接成一体;这一道路系统包括用芦荟藤编织成的索桥和用有浮力的芦苇制成的浮桥,其中有几百英里道路至今仍可通行。当时的通讯靠由驿站和信差组成的综合系统维持;信差迅速地将信件送往全国各地。

大面积的灌溉系统同样很重要,它使印加帝国成为繁荣昌盛的农业国;其中部分灌溉系统至今仍在使用。

复杂的朝廷仪式和基于太阳崇拜的国教,进一步促进了帝国的统一;这一宗教认为“印加”是太阳的后裔,在太阳礼拜中,他起着重要的作用。

结论

美洲印第安人的这些成就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事实仍然是,仅一小撮西班牙冒险者便能轻易推翻和彻底消灭美洲大陆的这三大文明。墨西哥和阿兹特克帝国各自至少有人口 300 万,有些人估计,它们的人口多达这个数字的五倍,这是一个至今仍未解决、争论不休的问题。西班牙单方面取胜的原因,最终应归于美洲大陆的与世隔绝。应该指出,这种与世隔绝和非洲的情况一样,既是外部的,又是内部的。这就是说,不仅美洲清印第安文明同其他大陆诸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被切断,而且诸印第安文明彼此之间也很隔绝。

印第安人虽在培植植物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在实际生产中却很少生效。他们的耕作技术从未超过养活全体居民这一最低限度,而他们的人口很少达到东半球的人口的密度。他们的工具仅用石头、木头或骨头制成。印第安人不会冶炼矿石,尽管他们也使用金属,但几乎只用于装饰目的。他们所制造的船只有独木舟和远洋木筏。至于陆上运输工具,印第安人还没有利用轮子;他们虽已知道轮子,但只是用作玩具。除美洲驼和羊驼外,人的背是唯一的运输工具;美洲驼和羊驼虽用于安第斯山脉地区,但不能运载重物。

这一技术落后的直接意义不应夸大。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对付西班牙人的马和枪,显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但在经历了最初的打击之后,印第安人渐渐习惯了火器和骑兵。此外,西班牙人不久便发现,印第安人的武器非常锋利耐用。他们开始更加喜欢印第安人的棉制盔甲,而不喜欢自己的盔甲。一位征服者叙述道:阿兹特克人有 „„两座军火库,里面装满了各种武器,其中许多武器用黄金和宝石子以装饰。这些武器包括不同规格的盾牌、军刀和一种大砍刀。这种大刀需用双手挥动,刀刃用燧石磨制而成,因此,极其锋利,比我们西班牙人的剑更易于砍杀。此外,长矛也比我们的长,全长一噚,一端装有尖头,也是用几种锋利的燧石制成的。这种长矛非常锋利坚硬,能利穿最坚固的盾牌,刺杀起来象剃刀一样便利;墨西哥人甚至用这种石头刮脸。另外,还有极好的弓箭、单头和双头长枪、专门用于发射的皮条,以及为他们特制的圆石投石器和一种大盾牌。这种盾牌结构非常精巧,不用时可以卷起来,只是在战场上才展开,能从头到脚将整个身体遮盖住。

促使西班牙人获胜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一个因素是,印第安各民族之间缺乏团结。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能利用对库斯科和特诺奇蒂特兰的暴虐统治不满的附属部落。印第安人还被过于严格的统治所削弱。他们的头脑里被灌输了绝对执行命令的思想,并对此习以为常,因此,当其首领被推翻后,他们不能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抵抗。

这种服从思想回家教的禁锢而进一步加剧。墨西哥的科尔特斯和秘鲁的皮萨罗最初都被当地人认为是返回大地、实现古老的预言的神。库斯科的阿塔瓦尔帕和特诺奇蒂特兰的孟特祖玛之所以会出现自取灭亡的动摇,原因就在于此。对阿塔瓦尔帕来说,西班牙人就是造物神维拉科查及其追随者。为此,这位统治者温顺地等待着皮萨罗的到来;皮萨罗和其手下的 18O 人迅速控制了这个庞大的帝国。同样,对孟特祖玛来说,科尔特斯就是神灵魁扎尔科亚特尔;他正返回大地,要求他的合法王位。因此,这位统治者也无精打采地恭候着西班牙人在其首都安营扎寨。

如果说美洲大陆各大文明缺乏抵抗欧洲人的力量和内聚力的话,那么,发展程度较低的食物采集文化和中级农业文化地区就更是如此。正因为它们发展程度低,其人口也就较少,不过各种估计大相径庭。以历来较低的数字为例,印加帝国有人口 300 万,而南美洲其他地区仅有人口约 100 万。

很明显,美洲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于非洲的力量对比。地理条件,人口较少,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较低,所有这些都对印第安人不利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与世隔绝的大陆,其与世隔绝的程度比南美洲南端和非洲南端的与世隔绝更加严重。这一与世隔绝使古代的生命类型得以幸存到现代,其中包括诸如桉树属的植物和诸如单孔目动物和有袋目动物的哺乳动物。在澳大利亚,古人类型也幸存下来; 18 世纪后期,当首批英国移民来到这里时,他们仍处于旧石器阶段。除为了装饰外,他们一般不穿衣服。他们的主要武器是梭镖、梭镖发射器和飞镖,所有这些都是用木头制成的。他们不知道制造陶器,

有三个不同的种族集团渡海来到这里。这三个种族在今天的土著居民中仍可辨别出来。其中大多数属于身材细长、四肢较长的民族,他们皮肤棕色,身上没什么毛,头发、胡须卷曲如波。他们之所以大批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对白人没什么用处的沙漠地区。在气候凉爽、土地肥沃的东南角,生存着一个人数不多、完全不同的土著民族。他们身材粗壮,皮肤浅棕色,身上多毛,胡须浓密。而沿东北海岸,在澳大利亚唯一稠密的热带雨林地区,居住着第三个种族集团。他们是黑人民族的一支,身材瘦小,鬈发蓬松,皮肤黝黑。

象大多数处于食物采集阶段的民族一样,土著居民通常以群体和家族集团的形式生活、居住在一起,并转徙于一定的地区。他们没有真正的部落,只有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为标志的区域划分。因此,他们没有酋长、朝廷或其他正式的政府机构。

获得猎物的猎人,或采集一天归来的妇女,要按严格规定,将其所获分给本家族所有成员。在昆士兰北部的土著中,当一个人打喷嚏时,所有听到的人都要用手拍打自己的身体,拍打的具体位置随他们同打喷嚏者的确切关系的不同而不同。

更悲惨的是大约 2500 名塔斯马尼亚人的命运,巴斯海峡将他们同澳大利亚隔开,澳大利亚土著所缺乏的东西,塔斯马尼亚人也缺乏,而且情况更加严重。他们没有梭镖发射器、飞镖、渔网和其他所有捕鱼的工具。英国向塔斯马尼亚岛运送了最残酷的罪犯。1803 年,这些罪犯登陆之后,象猎杀动物一样大肆屠杀当地人。几十年内绝大多数人被消灭。最后的一个男子死于 1869 年,最后的一个女子死于 1876 年。这位女子名叫特鲁格尼尼,生于 1803 年,即白人入侵塔斯马尼亚岛的第一年;因此,她的一生跨越了其民族被灭绝的整个时期。她恳求不要解剖她的尸体,但连这一可怜的请求也得不到满足,她的骨骼被陈列在霍巴特博物馆。这是一个恰当地展现这一民族命运的纪念馆

第一编 1500 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

本篇谈了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研究世界史应从 1500 年开始?为什么是西方人在 16 世纪后期和 16 世纪初叶作出的巨大发现和惊人探险中起了主要作用

第一章 导言:从地区史到全球史

1500 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 1500 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从那时起,它们才终于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南非的布须曼人、有教养的中国官吏,还是原始的巴塔哥尼亚人。因此, 1500 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

公元前的数千年中,在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繁盛起来的诸古代文明,大部分局限于各自范围有限的所在地。当然,它们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交往;实际上,这些地区的文明的真正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各种技术的传播来说明。不过,事实仍然是,这些早期文明象沙漠中的绿洲,四周为大片大片的野蛮状态所包围,越过野蛮状态而发生的交往是很有限的。

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第二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

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至今已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 —— 阿诺德·J.汤因比

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教帝国和儒家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

这些重大发展有一个似乎有悻常理的特点,即它们是由欧亚大陆上一向最不发达、最默默无闻的地区引起并完成的。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

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

欧洲人的反应是发动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其中,矛头指向“圣地”的几次十字军东侵最雄心勃勃、最举世闻名,但是,也最不成功。不过,其他几次十字军东侵取得了较持久的成果。约 1100 年前后,诺曼底人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岛。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长达二个世纪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条顿骑士团在 12 和 13 世纪时,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部分地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他们想到达印度和中国;自 13 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那里有一些大国。欧洲人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所以希望它们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此外,中世纪时有关约翰牧师的传说也在人们中间长期流传;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块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约翰牧师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因此,好几个世纪里,基督教首领一直向往能同约翰牧师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没有找到约翰牧师,但是,他们确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见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的合格臣民。

这种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确实,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辽阔的地区;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彿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条主义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人们互相容忍的态度,都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 1326 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杰出的意大利耶稣会会上利玛窦曾在 1582 至 1610 年间居住中国,他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样大为惊异。他写道:

现在,我们对话宗教教派的探讨即将结束。中国人中真正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 „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于一个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

„„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

新的智力水平

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骚动”使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增长。有关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的信心。人类无须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须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尤其是思考能力。

对人类及其能力的新的强调,显然比早先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易被夸大,故需认真纠正。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不着重科学。当时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持怀疑和客观的态度。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坚持相信和赞美那些怪诞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的点金石。他们仍然相信星占学,并将它误作天文学。

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反人文主义者的倾向。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代表一种只是在 16 世纪变得更强烈的反观世主义和反求实主义的倾向。

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时代的人描绘成是一个刚直、虔诚、勇武的禁欲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虽然他总是慷慨地资助海员和测绘人员,但是,对于学问和各种技艺并不感兴趣。有位研究欧洲扩张的著名历史学家说:“不管对文艺复兴作何解释,„„地理大发现的早期的进行是在中世纪的种种动机和设想的伴随下,独自开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长们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 „„从事他那举世闻名的冒险事业时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中世纪的,传统的。”

扩展中的经济

新开辟地的召唤力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危险。西方的农民们大体上已自由起来,并保持了自由,只是种种约束的最终解除须待到

18 世纪末即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组织和自由的劳动力。因此,欧洲诸国从事海外冒险事业的成功的程度与其摆脱封建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并非偶然。

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

技术的发展

到 14 世纪时,绘制地图的技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发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热那亚和马霍卡。中世纪时,一些博学的教条主义者老是争论着人能否在赤道经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腾的海水;与这些教条主义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纪的航海图注重事实、客观,使人耳目一新。以下这两段话引自 15 世纪的航海图,可作为图上那些如实、精确的文字说明的例证:

驶入港口时,请当心暗礁浅滩。船的航行须贴近水道中间,但航向应朝着东北海岸,因为那里可以抛锚泊船。谨防船航行时过于靠近最近在东面发现的暗礁浅滩。驶入港口时,应保持船离大陆的两船头之距,因为那里水深 6 至 6.5 寻。„

从帕拉莫萨可以到方位东、东东北 12 哩处的阿克卡弗雷达的抛锚泊船处。船离陆地的距离不得近于由信标标志的 1.5 哩。这一港湾的陆标是陡立于海边的光秃秃的高山和远处的岛屿。

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中国人是发明、应用火药的先驱者,不过,为了军事上的目的而率先对这一发明作出种种改进的则是后来的欧洲人。各种新武器大大地帮助了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君主政体的发展,因为此时封建贵族再也不能躲在石头建的城堡里公然反抗配备着火炮的王室军队,而且,这些新武器很昂贵,只有金库充裕的王室才购置得起。

第三章 西欧扩张时的穆斯林世界

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 ——H. 布朗特,1634 年

在回想大约 1500 年前后的世界时,西方人通常想到的是哥伦布、瓦斯科 · 达 · 伽马和麦哲伦。回顾起来,那时的西欧乃世界之富有生气、积极扩张的部分。当时,敢于从事性命相关的航海探险的不是中国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而是西欧人;是他们,驾着前程远大的浪潮 —— 最终将吞没整个世界的浪潮 —— 前进。

然而,如果当初火星上有一位观察者,在观察约 1500 年前后的世界,那么,给他印象更深的将是穆斯林世界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在某些方面,穆斯林确实比欧洲基督徒更先进。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世界并非如现在所时常设想的那样,由西欧据统治地位。那种设想只有在作历史的回顾时才可以理解。但是,如果用当时人的眼光米看 1500 年时的世界,那么,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穆斯林世界,还有儒家世界,在许多方面使基督教欧洲相形见绌。

约 1500 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

如果当初火星上真有一位神话中的观察者,那他首先得到的印象是穆斯林世界的范围之广和它不断进行的扩张。穆斯林于 7 和 8 世纪在中东进行了最初的迅猛扩张后,又在 1000 至 1500 年间进行了另一时期的扩张。到末尾阶段,他们已向西进入中欧,向北穿入中亚。向东突入印度和东南亚,向南深入非洲内地;因此,穆斯林世界扩大了一倍,其面积远远超过欧亚大陆西端的基督教世界和东端的儒家世界。

不仅 1500 年左右,穆斯林世界是占地面积最为广阔的,而且那一时期以后,它还继续大力向外扩张。那一时期里,向外扩展疆域的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只有西欧。在基督教世界抵达海外的同时,穆斯林世界也正在陆上进行扩张。16 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印度群岛获取立足点,西班牙人在美洲大陆征服一个帝国。不过当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正在闯入中欧,蹂躏匈牙利,并于 1529 年围攻哈普斯堡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同样,在印度,莫卧儿帝国杰出的皇帝也正在稳步地向南扩展自己的帝国,直到他们成为几乎整个半岛的主地在其他地方,穆斯林信仰继续在非洲、中亚和东南亚诸 “ 原始 ” 民族中间传播。

伊斯兰教的不断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它有力地改变了非穆斯林的信仰,不过,穆斯林并不象基督教徒那样惯于使用强制的手段。然而,有部 15 世纪的穆斯林编年史记载道,突厥斯坦的穆罕默德可汗 “ 是一位富有的王子和地道的穆斯林。他坚持走正义和公正的道路,而且不懈地作出种种努力,以致在他神圣的统治期间,蒙古人的大部分部落都成为穆斯林。他在使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时所采用的严厉措施非常有名。例如,如果蒙古人有谁不戴穆斯林头巾,那就将一根蹄钉打入其头部。愿真主赐福酬报他。 ”

但是,比起这些强有力的措施,穆斯林商人和传道士的温和的布道说教要有效得多;他们在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尤为成功。常常是,商人先露面,他把劝人改宗和推销商品结合起来。商人的职业使他与所要劝服的人们建立起经常而密切的联系。商人到达异教徒村庄后,由于他一日数次按时祷告和跪拜,而且祷告跪拜时,似乎正在和某位隐身人交谈,所以总是很快就引起异教徒们的注意。他只要摆出一副在智力和道德上非常优越的样子,就引起了他们的尊敬和信任。此外,没有种族歧视,因为即使商人与村民们不属于同一种族,他多半还是会娶土著女子为妻。这种通婚常常导致该女子的家庭成员接受伊斯兰教。很快,为了孩子们而需要有宗教教育,于是,学校建立,不仅穆斯林的孩子常去上学,异教徒的孩子也一样。他们学习《古兰径》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及礼仪。其中有些孩子甚至还进而去伊斯兰教的高等学府求学,然后成为传教士,回到本国的异教徒居民中传经布道。

尤其在 19 世纪,基督教从西方技术所提供的无可比拟的物力中获得了巨大动力。然而,即使在今天,伊斯兰教在非洲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也不仅仅是做到不被打败而已,因为它不只极好地顺应了当地人普遍接受的基督教站在外来白种主人一边的认识,还独特地适应了非洲的土著文化。

三大穆斯林帝国

约 1500 年前后的穆斯林世界还以它的三大帝国 —— 地跨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奥斯曼帝国、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 —— 而闻名于世。这些帝国当时都已臻于强盛,统治着伊斯兰教的中心地带。

奥斯曼土耳其人能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获胜,主要因为他们是最先大规模地向西方借用火炮和开炮能手的穆斯林。在波斯,萨菲帝国杰出的统治者阿拔斯一世效法土耳其人,在英国冒险家安东尼·谢利和罗伯特·谢利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支火炮部队。莫卧儿帝国的创建人巴布尔干 1523 年侵入印度时,也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为榜样,将火炮排在自己军队的前面,用牛皮拧成的绳条将炮架连接起来,以粉碎骑兵的冲锋。

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原先来自中亚、广为分散的突厥人的一支。在早先数世纪里,突厥部落民一批一批、不断地徙入中东富饶地带。他们早在 8 世纪时就来到中东,渗入伊斯兰教帝国,最初是当雇佣兵。10 世纪时,蒙古西征的压力迫使更多的突厥部落徙入中东,其中包括一支塞尔往突厥人。这些新移民于 1055 年攻占穆斯林首都巴格达,从而建立了一个辉煌然而短暂的塞尔柱帝国。

这些塞尔柱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恢复活力。他们再一次将这片东起印度边界、西至地中海海岸、中间穿过波斯的广阔地区统一起来,并在圣地成功地击退了十字军的进攻;而最重要的是, 1071 年,他们在决定性的曼齐卡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庭军队,突破了小亚细亚的沿托罗斯山脉的传统边界 —— 这条边界已保护罗马和拜占庭达 1400 年。这一胜利成为小亚细亚的历史转折点。大批突厥移民尾随着他们得胜的战士向北迁移,而安纳托利亚的土著居民则接受了伊斯兰教,并突厥化。

13 世纪后期,一伙伙新来的突厥移民使局面愈益混乱;其中有一伙人定居在塞尔扶帝国的西北最边缘地带,那里距分隔欧、亚两大洲的战略要地达达尼尔海峡还不到 50 哩。1299 年,这伙人的首领,一个叫做奥斯曼的人,向塞尔柱帝国最高统治者宣布独立;从这一低微阶段开始,以这位原无名气的奥斯曼的名字命名的奥斯曼大帝国发展起来。

这一令人目眩的成功的第一步,是在小亚细亚夺取剩余的拜占庭地区。较为原始的突徽部落民之所以能战胜历史悠久的拜占庭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宗教的重要影响。奥斯曼及其后继者的力量大部分来自源源而来的伊斯兰教勇士,他们不断地从中东各地前来与伊斯兰教的基督教敌人作战。而信基督教的农民因受到不法地主和教会官员的残酷剥削,也大为不满,他们接受这些土耳其人,甚至向土耳其人欢呼致贺,把他们当作将自己从无法忍受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救助者。

到 1340 年,整个小亚细亚已在伊斯兰教势力的控制下。1354 年,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在加利波利设置要塞,从而获得了他们在欧洲的第一个立足点。恰好一个世纪后,他似成为包括君士坦丁堡这一堂皇的帝国首都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主人。在那以后,他们又耀武扬威地闯过匈牙利平原,逼抵维也纳城下。

奥斯曼帝国对拜占庭的胜利是十分惊人的。这些土耳其人为数较少,如何能保持进攻的锐气、长驱直入欧洲的中心地区呢?回答是: 14 世纪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已非常衰落,分裂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怕的瘟疫黑死病整批整批地夺去了许多基督教国家的居民的生命;灾难性的百年战争使英、法两国无力动弹(这场冲突的起讫日期颇值得注意:战争开始于 1338 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正在完成他们对小亚细亚的征服;战争结束于 1453 年,这一年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诸国因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长期争斗,也无力反对土耳其人;巴尔干半岛则由于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异教的鲍格米勒派三者间的宗教斗争以及全都早已过了全盛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塞尔维亚帝国和保加利亚帝国相互间的竞争而被无可挽回地分裂了;而且,在巴尔干半岛与在小亚细亚一样,基督教农民的不满情绪已达到使他们对土耳其人的猛烈进攻很少抵抗甚至不加抵抗的程度。

土耳其人如要侵入欧洲,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此时更有利的时机。到 1362 年,他们已夺取阿德里安堡城,进而侵占了马其顿平原。1384 年,他们攻占索非亚,其后不久,控制了整个保加利亚。5 年后,他们在历史上著名的科索沃战役中大败南斯拉夫人的军队,致使塞尔维亚帝国灭亡。这些胜利使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人的领地所团团包围。1453 年,这座经围困的首都被攻占,从而结束了长达千年的拜占庭帝国的历史。

接着,土耳其人又南下进犯穆斯林富国叙利亚和埃及。经过一场旋风似的大战,他们于 1516 年占领了叙利亚,次年占领了埃及。土耳其人最后阶段的征服是在中欧进行。他们在著名的苏丹苏里曼一世的率领下,渡过多瑙河,在 1526 年的莫哈奇战役中,一举击溃匈牙利君主国。3 年后,苏里曼率军围攻维也纳,但被打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骤雨阵阵,使他无法将笨重的火炮运至前线。土耳其人尽管受到这一挫折,但以后仍取得了一些不大的进展:1570 年,攻占塞浦路斯岛;1669 年,夺得克里特岛;在此后 10 年中,又占领了波兰的乌克兰。

奥斯曼帝国臻于鼎盛时,确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帝国。它地跨三大洲,拥有人口 5 千万,而那时英国只有人口 5 百万。无怪当时的基督教徒对这一不断扩张的奥斯曼帝国都很敬畏,把它形容成是 “ 一团日益增长的火焰,不管遇上什么,都紧紧抓住,并进一步燃烧下去。 ”

萨菲帝国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穆斯林大帝国是波斯的萨菲帝国。前面提到过,波斯和小亚细亚一样。曾为塞尔柱突厥人所征服。但是,小亚细亚突厥化了,而波斯却依然保持了波斯即伊朗的种族和文化。结局之所以不同,很可能是因为波斯与从前曾为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之一部分的小亚细亚不同,早已接受了伊斯兰教。因此,波斯没有象小亚细亚那样遭到穆斯林武士的蹂躏,波斯社会也没有在人数较少的突厥行政官员和士兵的统治下发生根本的变化。

塞尔柱突厥人对波斯的统治从约公元 1000 年维持到 1258 年蒙古人入侵时。这些新来的蒙古统治者称为伊儿汗,起先是佛教徒或基督教徒,但约 1300 年前后,变为穆斯林。蒙古人毁坏了许多城市和灌溉工程,使波斯遭到相当长久的破坏;但是,这一苦难到 1500 年伊儿汗王朝为萨菲王朝所取代时,也终止了。

萨菲王朝的君主们是数世纪里波斯最早的土著统治者;沙·伊斯梅尔一世是这一新王朝的缔造者。他在位 24 年,靠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宗教政策统一了整个波斯。他宣布伊斯兰教的什叶派为国教,并无情地镇压敌对的逊尼派。穆斯林这两派之间的分歧早在穆罕默德生前没有指定他的继承人即哈里发时就开始了

由穆斯林内部选举产生的最初的三任哈里发都不是穆罕默德的亲属;直到第四次选举时,穆罕默德的女婿(也是堂弟)阿里才当选为哈里发。什叶派坚持主张选举必须在天赋之权属于穆罕默德家族的基础上进行,他们认为只有阿里及其后裔才是哈里发的合法继承人。

而逊尼派则相反,他们认为哈里发只是 “ 信仰者社会的首领 ” ;凡是由穆斯林内部选举产生的哈里发,他们都接受 —— 因此,他们承认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几位继任者。

教义上的分歧也使这两派相对立。逊尼派将传统的《古兰经》教义和由该派学府中有名望的阿匐们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作为他们行使宗教权力的依据。而什叶派则予以拒斥,认为这样做就是提倡凡事都依赖穆罕默德以后几代人的互相矛盾、难免有错误的意见。对于《古兰经》上未阐明的问题,什叶派以独立的个人判断来代替传统。

这种教义上的争论对于当时的波斯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为统一波斯、发展某种民族感情奠定了基础。波斯人认为自己是什叶派;这就将他们与基本上是逊尼派的土耳其人和周围其他穆斯林民族区别开来。实际上,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的一系列战争,是由这简个相毗邻的强大王朝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政治上的竞争引起的,同样,也是由它们宗教上的分歧引起的。

萨菲王朝的统治者中最杰出的是国王阿拔斯一世(1587-1629 年在位)。他建立火炮部队,使波斯军队现代化。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除了别的人以外,他还雇佣了两位英国冒险家谢利弟兄。

当时有位作者描述了这一政策的结果:

这位颇有势力的波斯人 [阿披斯一世] 学会了谢利弟兄的战略和战术。以前,他不知遣使用大炮;现在,他已拥有 500 门大炮和 6000 名滑膛枪手。 „„ 因此,这位阿拔斯已从土耳其人那里夺得七个大行省,包括从杰尔宾特到巴格达之间的地区;现在,他仍瞪大着眼、张大着嘴、展开着双手,企图搜寻、吞咽和获取更多的东西。

事实上,波斯在萨菲王朝的统治下确已成为一大强国。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纷纷派使节前往波斯,请求与波斯结成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联盟,就是一个明证。实际上,那些年代里,这两个穆斯林国家在欧洲各国的外交上据有突出地位。例如,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曾与苏里曼一世合作,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开战;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室又与波斯人合作,反对他们的这两个共同敌人,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之间的这些关系在当时被谴责为“不虔诚”和“渎圣”;但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和萨菲帝国已成为欧洲任何外交家都无法予以忽视的世界强国

莫卧儿帝国

穆斯林入侵印度的浪潮共有三次,每次都相隔很长时间。第一次入侵浪潮由阿拉泊穆斯林掀起,他们于 712 年侵入印度河河口附近的信德地区。这些阿拉伯人未能深入内地,所以,他们对印度的影响很有队

第二次入侵浪潮发生于约公元 1000 年左右,即突厥穆斯林开始从阿富开境内的根据地不断侵略印度之时。这些侵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四个世纪,使生命和财产遭到巨大损失。最后结果是:在北印度,有许多穆斯林王国被建立,而在南印度,继续存在着一批印度教国家。但是,即使在北印度,大部分人依然在种族上是印度人,在宗教上信奉印度教。他们并未象小亚细亚的人那样伊斯兰教化和突厥化。其原因仍在于,从北方下来的突厥人与印度原有的千百万人相比,仅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他们能填满的只是政府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种田人。商人和大部分官吏要靠他们的印度教臣民来充当。确实,在某些地区,大批大批的居民已改宗伊斯兰教,尤其是一些低级种姓 —— 他们想通过这一新宗教摆脱剥削。

然而,当 1500 年第三次穆斯林入侵浪潮随着莫卧儿人的到来而开始时,印度事实上仍是一个印度教占压倒优势的地区。

这些新来的人也是突厥人,他们的首领是伟大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儿的直系后裔、引人注目的巴布尔。巴布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在突厥斯坦的费尔干纳小公园,但他早年便将它丧失。以后,他曾占领帖木儿的华美异常的故都撒马尔罕,但又很快地失去。此后,他又进行了多次的冒险、征服和逃跑,直到他本人承认他对这种“象棋盘上的王在格子之间移来移去”的流浪生活已十分厌倦时为止。 1504 年,意外的幸运突然降临,他率领 300 名衣衫槛褛的部下攻占了阿富汗的喀布尔。从那里,巴布尔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南面的印度肥沃平原。大约 20 年后,胜利来了:他在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操纵的火绳点火滑膛枪和火炮的支援下,竟奇迹般地以 12,000 人的小部队打败了印度的 10 万大军。他乘胜占领德里,作为他的新首都。四年后,巴布尔去世,但他的儿子们继续走他的道路,帝国迅速发展。在巴布尔的孙子、著名的阿克巴(1556-1605 年在位)统治期间,帝国臻于鼎盛。

阿克巴是莫卧儿王朝最杰出的皇帝。他征服了西方的拉杰布达纳和古吉拉特、东方的孟加拉和南方德干高原上的几个小国,使帝国领土大为扩展。

除了赫赫战绩外,贝克巴还是一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极为了不起的人物。他虽然未受过教育,但多思好问、智力敏捷;对此,就连那些熟识他的耶稣会会士也不得不表示钦佩。他活动范围之惊人,会使人联想到彼得大帝一世。阿克巴同这位俄国沙皇一样,酷爱机械,他在冶金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火力更大的枪炮的设计,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学习绘画,爱好音乐,是打马球的好手,而且会演奏各种乐器 —— 锅鼓是他最喜爱的一种。

阿克巴对宗教和哲学的兴趣尤其浓厚,他不断地寻找一种能满足他个人及其臣民的需要的教义。最初,他的思考局限在伊斯兰纸范围内;但 1575 年,33 岁时,他修建了一座礼拜堂,在那里,他与各种宗教的学者讨论神学。阿克巴被印度教徒、印度袄教徒、祆教徒、耆那教徒和基督教徒讲解的教义强烈地吸引住了。耆那教徒使他不食肉、禁止杀害动物。葡萄牙耶稣会会士使他派人将《福音书》译成波斯文、使他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上圣母玛利亚大像章和参加集体圣礼。此时,耶稣会会士认为阿克巴可能会皈依他们的宗教,但最终他却创立了良己的一种全新的宗教 “ 丁一伊拉赫教 ” ,即 “ 神圣宗教 ” 。其主要特点是:含糊的一神论;阿克巴为神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是教义的唯一解释者。这一新家教的教义是折衷主义的,它揉合了许多宗教各自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印度祆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部分教义。

阿克巴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还想提供一种能使他的印度教臣民和穆斯林臣民联合起来、能锤炼出一个新印度的共同的宗教信仰。无论“神圣宗教”多么满足他自己的宗教需要,它对国家没产生什么影响。这一宗教过于需要智力,不能吸引群众,甚至在宫廷,也没有多少皈依者。

但是,阿克巴借助他的合成宗教未能得到的东西,他在结束对印度教徒的歧视、规定他们与穆斯林地位平等时获得了。他废除了印度教徒前往圣地朝拜时须缴纳的香客税。取消了对印度教徒的人头税——这种税,所有穆斯林国家都向它们国内的非伊斯兰教徒征收。阿克巴还让印度教徒担任国家高级职务;印度教徒不再把莫卧儿帝国看作是敌国。阿克巴梦寐以求的新印度——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由穆斯林主人和印度教臣民组成的分裂的国家开始出现。

不过,这里应该强调一下:莫卧儿帝国与无疑是穆斯林的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大不相同,其上层建筑是穆斯林的,而基础则是印度教的。统治国家的王朝和宫廷是穆斯林的,一般的艺术和高级文化大多受到波斯模式的影响,波斯语是宫廷、公众事务、外交、文学和上流社会的语言。可是,在这莫卧儿统治机构和居支配地位的波斯文化的底下,流着一股强大的印度教的潜流。大部分人依然忠于与严格地信仰一神的伊斯兰教极其不同的、刚开始发展的、信仰多神的印度教。乡村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与统治集团的截然不同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外国人所知道。有位研究这一问题的权威说,“ 1700 年时,莫卧儿帝国在普通的外国人看来是印度人的,就象 19 世纪时,满族帝国在居住中国的外国观察者看来,是中国人的一样。 ”

穆斯林帝国的辉煌

军事强国

这三个穆斯林帝国都是头等军事强国。关于这一点,在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于 1525 年 12 月发给奥斯曼帝国苏丹苏里曼一世的呼吁书中,可找到有力的证明。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是请求土耳其人进攻哈普斯堡王朝的首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苏里曼于 1526 年作出响应:渡过多瑙河,侵入匈牙利,从而减轻了弗兰西斯所受到的压力。这仅仅是土耳其人多次远征中的一次;这些远征不仅援助了法国(和顺便为土耳其人提供了更多的领土和战利品),而且还援救了路德教异教徒 —— 因为土耳其人的远征使哈普斯堡皇室的注意力从德意志转移到受威胁的多瑙河边界区。穆斯林军事力量竟然大大地有助于正处在关键性的形成阶段的新教事业,确似乎有悖常理。

反过来,波斯人通过与哈普斯堡皇室合作、反对他们共同的土耳其敌人,也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发展。波斯为了反对奥斯曼帝国,开辟了第二战场,使奥斯曼帝国无法以全部力量攻击欧洲;这一做法颇同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对付德国的手段。

穆斯林军队在火炮装备方面通常落后于欧洲军队。他们靠欧洲人供给最先进的大炮和最富有经验的炮手。不过,这种差异仅仅是程度上的。因缺乏火炮而无力抵御进攻的情况,对穆斯林帝国来说,并不存在。穆斯林军队可获得大量装备,只是这些装备并不象当时最好的欧洲军队的装备那样有效和得到很好的操纵。

另一方面,穆斯林世界的庞大兵力给欧洲观察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据估计,阿克巴时期,整个印度常备军总数达一百多万人,较 1914 年时的印度军队多一倍以上。而且,这些庞大的军队在诸穆斯林帝国臻于鼎盛时,都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由于明显的地理上的原因,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非常熟悉,与他们打交道有大量的直接经验。这种经验使欧洲人对土耳其军队印象深刻,并很尊敬。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普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奥吉尔 · 吉斯莱恩 · 德巴斯贝克的报告是颇有代表性的。 1555 年,德巴斯贝克参观了一所土耳其兵营,之后,他在给家里的信中这样写道:

“象哈普斯堡皇室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不同的世界之间的斗争必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不寒而栗。„在他们方面,他们所属的帝国极为富有、资源未受损耗、使用武器熟练、军队富有作战经验、胜利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甘愿忍受艰苦、团结一致、秩序井然、纪律严明、崇尚节俭、行事谨慎。在我们方面,则是国库空虚、习惯奢侈、资源耗尽、精神颓丧、军队缺乏作战经验且桀骜不驯、将领们贪得无厌、纪律无人注重、到处是胡作非为、人们沉溺于酗酒和淫逸放荡,而最糟的是,敌人们习惯于胜利,我们习惯于失败。这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难道我们还拿不准吗?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唯一的障碍是波斯;波斯地处这些侵略者的后方,迫使他们须谨慎行事。他们对波斯的畏惧使我们获得喘息时间,但这仅仅是暂时的。

行政效率

所有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对他们的臣民有着绝对的权力。因此,国家行政管理的好坏取决于帝国首脑的才能如何。 16 世纪时,穆斯林国家的皇帝都是些才能非凡的人。可以肯定地说,苏里曼、阿拨斯和阿克巴比得上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君主。

在印度,阿克巴拥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官僚队伍,官吏的品级用骑兵的军衔来表示。在莫卧儿帝国的行政部门任职,待遇优厚,且有希望得到迅速的晋升,因而,吸引了在印度的和从国外来的最优秀的人物。据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官吏是外国人,如波斯人和阿富汗人;其余的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官吏去世后,其财产由皇帝继承,其职位成为空缺。这就减少了贪污腐化和世袭占有之类的弊病,这些弊病当时正困扰着西方诸国。税收工作由一位有资格直接觐见皇帝的大臣掌管。税务部门不受各省总督支配,有完全的自主权。它负责估定和征收土地的收益,也负责征收关税和营业税。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官吏们有权在新开垦荒地的地区减少赋税。

由于阿克巴向所有臣民开放他的官僚机构,所以,任命和擢升官吏的标准是才能而不是宗教。

经济的发展

近代初期诸穆斯林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发达国家。

当时,帝国繁荣的另一迹象是,即使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境况也较为不错。他们只须缴纳小额的人头税和约占农产品十分之一的什一税;至于封建领地上的佃户,还须为封建领主尽少量义务,这些义务并不沉重。当时的旅行者常评论说,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负担的税不太重,他们的经济情况普遍地比邻近的基督教国家的农民要好些。实际上,马丁 · 路德也曾说过, “ 一个人在德意志地区会发现,有些人期望着土耳其人及其政府的美好前景,有些人宁可隶属在土耳其人之下,也不愿受皇帝和诸侯们的统治。 ”

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比奥斯曼帝国更令人着迷的是遥远、奇异的印度。印度,能织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纺织品,尤其是细纹棉织品;这种绵织品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无与伦比的。 印度,还充当从香料群岛向西运送的货物的集散地,有着极为丰富的香料。正是印度,从罗马帝国早期起,使欧洲的金银向外流尽——这一事实是那一时期里注重金银的欧洲人极难以忘怀的。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的,“所有国家都带来了货币,同样地运走了商品;而这些货币到了印度就给埋藏起来,不再外流。”

印度商品卖给亚历山大的意大利中间人时,按成本涨价 20 成以上;这事实可说明牟利程度。开罗从这一贸易中获取了厚利;15 世纪的旅人在描述开罗时说,其规模有巴黎的三倍之大,人口有五倍之多,城内设有街道照明系统、一所很大的公共医院和几家孤儿院,此外,还有学校、学院、庄严的清真寺、豪华的宫殿和宏伟的公共建筑物。

葡萄牙人于 1498 年闯入印度洋,迅即控制了这一可获厚利的贸易的大部分。但是,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他们的商品优良或者经商技术高明,而是由于他们的海船和枪炮占有优势。实际上,我们将发现,葡萄牙人最初境况窘迫,他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换取自己所垂涎的物品,只是不久从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井中源源涌来的大批金银才将他们从这一窘境中解救出来。

宗教信仰自由

伊斯兰教在基督教徒心目中,通常等于宗教狂热。但 16 世纪时,基督教世界中的宗教狂热很可能较穆斯林世界中的更普遍。这是个宗教战争不息的时期: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老是互相残杀,而且两者都不断地迫害、劫掠犹太教徒。确实,在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也存在着不宽容或残酷的迫害。然而,事实依旧是,印度教徒在穆斯林莫卧儿人统治下享有的自由,比起任何居从属地位的宗教团体在基督教欧洲享有的自由。要大得多。此外,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待遇较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待遇要好些,也是无可怀疑的。

这一点可由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西班牙的命运得到说明;众所周知,他们在那里遭到残忍的蹂躏,不得不逃走。但是,人们不十分清楚,大批犹太难民逃到奥斯曼帝国后,却找到了他们在西方所得不到的宽容。犹太移民常是些身怀技艺、颇有办法的人,因此,他们为自己的新祖国作出了大量贡献。实际上,有位奥斯曼苏丹曾说过,他无法理解西班牙国王为何会愚蠢地准许如此宝贵的臣民离开自己的王国。“这位斐迪南,怎么能说是‘英明的’——他让自己的国家贫困,以便使我的国家富裕。

处于威尼斯人统治下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及其他一些岛屿上的希腊人,比较起来也都更喜欢早先土耳其人的统治,因为土耳其人让他们的公社享有自治权,并给他们以宗教自由。而威尼斯人则使他们受到中央集权的控制,并让天主教神父不断地劝诱他们改变宗教信仰。 1710 年,法国旅行者莫特雷耶在希腊西海岸的莫顿登陆时,发现市民们对他们的统治者即大约 11 年前赶走土耳其人的威尼斯人,都极其仇视。当地有位居民向莫特雷耶抱怨说, ” 他们的神父到我们跟前来攻击我们的宗教,还老纠缠着要我们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事,土耳其人可从来没想到去做。正相反,他们给了我们本想要的全部自由 „„”

文化成就

尤其是在建筑艺术上,穆斯林留下了至今仍保持其原有地位的精美作品。那时的建筑风格实际上因地而异,反映了地方传统和附近地区的影响。今天,耸立在开罗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清真寺礼尖塔就和建在北非西部的清真寺礼尖塔大不相同;前者轮廓优美,而后者则呈方形、较厚实。在印度,莫卧儿人将波斯和印度建筑中的一些成分揉成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采用球形穹窿顶(即将其穹隅的顶点支在细长住上的圆屋顶)和高耸的拱门。可代表印度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的杰出纪念物有不少。其中,有阿克巴所建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城中建有瑰丽壮观的清真寺、陵墓、公共浴室和宫殿;还有沙 . 贾汗在德里所建的、内庭设有著名的孔雀宝座的宫殿以及这位皇帝在阿格拉郊外所建的更为著名的泰吉 · 玛哈尔陵。

文学

文学,是穆斯林国家的人们极感兴趣的又一领域。这方面,波斯人可为世所公认的大师,他们创作了不少受到普遍赞美和模仿的作品。不过,按西方的鉴赏标准,穆斯林的散文和诗歌似乎有些矫揉造作、过于讲究修辞。其作品内容服从于表达形式。主要关心的是许多修饰方法的运用:移字母构新词,同音异义词(发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词,如 reed 和 read,回文(可顺读、也可倒读的诗句),装饰(诗句排列成几何图案),四边形(诗句排列成矩形,可横读,也可竖读),隐匿(故意避免采用字母表中的某一字母),谜语(一些用数字表示的日期可由某些词中预定的字母数值的总数获得)。除了这些精巧的修辞方法外,波斯作家还忠实地重复某些传统的用语和联系。 “ 圆脸 ” 、 “ 丝柏状身材 ” 和 “ 鲜红鱼嘴唇 ” 都千篇一律地经常出现。如果 “ 夜莺 ” 给提到了, “ 玫瑰花 ” 就决不会在远处。穆斯林作家在这种狭窄的框架内关心他们所熟悉的少数主题,反复不断地用愈益美丽的语言和愈益巧妙的措辞来加以表达。

穆斯林帝国的衰落

16 世纪的穆斯林世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里曼、阿克巴和阿拔斯统治的帝国至少堪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相匹敌。然而,17 世纪时,这些帝国开始突然衰落。到 18 世纪,它们已远远落后于西欧,而且至今仍落后。

这种王朝的腐败对穆斯林世界来说,尤为严重;在穆斯林世界,政治权力集中于统治者本人之手。土耳其谚语道:“鱼烂头先臭。”不过,王朝的没落并非造成穆斯林国家遭摧毁的唯一因素。所有欧洲王室都有过昏聩无能、不负责任的统治者,但他们的国家并未因此而衰亡。

对于穆斯杯世界的种种不幸,还有一个较根本的解释:它缺乏欧洲的动力。

17 世纪中叶,法国医生弗朗索瓦·伯尼埃在埃及、波斯和印度呆了几年,他写道:

农民、工匠或商人受了伤害,却找不到一个能倾听自己诉苦的对象;象法国那种能制止残忍的压迫者“总督、封建主和税吏”胡作非为的杰出的君主、议会或地方法院的法官,在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没有什么能鼓励人们去从事商业。经商者若取得成功,生活并不会过得更好,相反,只会激起附近暴君的贪欲;暴君手执权柄。老在伺机攫取任何人辛勤劳动的果实。假如有谁得到财产 „„他的生活决不会过得比以前舒适,他也决不可摆出付生活优裕自在的样子,相反,他须琢磨装穷的办法:衣着、住所和家具得依然简陋不堪;尤其是,得始终注意看,不可沉迷于饮食之乐。同时,他的金银钱财还须深深地埋藏在地底下。„„

这种无知和唯我独尊不能归因于伊斯兰教本身。据传说,“去寻求知识吧,哪怕远到中国”这句格言就是穆罕默德说的。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所带来的最有破坏性的一个后果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

关于这一点,伯尼埃的观察报告和绘论特别有价值。伯尼埃曾受业于法国著名科学家皮尔·伽桑狄,是位训练有素的医生;后来, 1656 至 1668 年,他一直生活在中东和印度——主要是在印度。伯尼埃认为,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科学之所以毫无成效,一方面是因为剥削人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因为极其缺乏从事实验性的、可检验的科学研究的观念或愿望。他写道:

普遍、极度的无知是我所努力描绘的那种社会状态的必然结果。在印度斯坦,即便有人适当地捐赠基金,难道就能创办起专科学校和学院?我们上哪儿去找创办人?或者,就开院校建立了,上哪儿去聘学者?其财力足以资助子女上学的人又在哪儿?或者,就算有这样的人,谁又敢于露出如此明白的证据表明自己很富有呢?„„

这些异教徒“印度教徒”对于解剖学一窍不通,并不出人意外。他们从未切开过人或牲畜的躯体。我们家里的那些人每当我剖开一头活的山羊或绵羊,以便解释 „„血液循环时,总要大为惊异,恐怖地逃走。„„不过,尽管他们也承认自己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却断言,人体的血管不多不少,正好五千条,仿佛他们已仔细计算过一样。

关于地理学,他们同样全然无知。他们认为:世界是扁平而呈三角形的;它由七块美丽、完善和居民各各不同的独特聚居地组成,每块聚居地都为自己特有的大海所围绕;一个是牛奶海,另一个是糖海,第三个是黄油海,第四个是酒海,等等 „„最后,这整个世界靠许多大象用头支撑,大象偶尔一动,便是地震的起因。

可说明穆斯林帝国何以衰落的最后一个因素是,这三大穆斯林帝国都是陆上帝国。它们的缔造者土耳其人、波斯人和莫卧儿人都是没有航海传统的民族,因此,他们的帝国都面向陆地、背朝大海。诚然,这些帝国确也包括了某些长期以来一直进行海上贸易的地区。奥斯曼帝国版图内的埃及,作为南亚和欧洲之间交换香料和其他商品的一个贸易中心,在当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莫卧儿帝国疆域内、位于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屡屡派遣船队来抵东南亚、西达中东,在当时也已为时很久。

第四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后面论述儒家世界。那里的情况尽管与穆斯林世界有些局部的不同,但基本上相似——同样的一般性力量在起作用;较西方而言,同样地处于衰落阶段。

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的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伏尔泰

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的朝鲜和日本则独立存在。这两个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它们的变化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变化速度缓慢。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而且,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存在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这一事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它有助于说明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入侵的反应何以会极其不同。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长达 1400 哩的长城。

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的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 2 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 5950 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 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到 19 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 4 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象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象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还有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

构成中国的内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中国不同地区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意却是同样的。这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写下数字已按各自不同的语言发音;此时, 8 的含意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相同。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经过后代人修改和润色的教诲组成。

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虽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对于玄学或者推测来世,并不很感兴趣。当有人问起死的意义时,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来世的不关心,后来导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倾向;这一点,与印度、中东和西方传统地对神感兴趣,形成鲜明对照。

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阐释了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应该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时,国家就会安宁,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谐共存。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既然社会的和谐全靠有德行的统治者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没有区分政治和伦理。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该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国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献祭为中心,实质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孔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思想上一个根本的新起点。因此,他是中国文明中前所未有地开始专注于道德价值的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儒家学说取得了非凡成功。一个原因,它在道德上为当局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很受统治者和富人欢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则为现状提供了较纯粹的世袭权力更牢固的基础,从而,对改善政治和社会关系起了不断的促进作用。

结果,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充当中国文明的基础。到 20 世纪中叶,蒋介石总司令还竭力鼓吹恢复儒家道德标准,以支撑其反对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政权

皇朝的循环

19 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道:“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他这话系指,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

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

文化交流

这些较早的世纪里,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天主教方面。耶稣会会士已认识到,在一个象中国那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里,如果采用在民众中间布道说教以改变人们信仰这种通常的手段,那是不会奏效的,因此,他们专在结交、说眼朝廷和官僚方面下功夫。 1582 年,利玛窦经许可定居广州,20 年后移居北京;居留期间,他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给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终于敢起来辩论宗教问题时,他力图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学说是相容的。较后的耶稣会神父继续实行这种做法;他们担任技术专家、导师和外交代表,使自己成为对明朝皇帝和满族皇帝有用的人。耶稣会神父帮助中国人铸造了他们的第一门大炮和议定了他们与俄国的第一份条约。这些做法并没招致大批人皈依天主教,但他们的确赢得了对西方的基督教和科学的尊重;到 18 世纪,参加天主教的中国人已有 30 多万。

耶稣会对儒家学说的迁就,导致了它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之间的争论及其最后的灾难;这对基督教事业来说,是颇为不幸的。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仪式之争”,即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基督教是否相容。耶稣会坚持认为,祖先崇拜权仅是一种世俗仪式,旨在保持家族传统的连续性。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则完全相反地认为,它是异教的宗教仪式,与基督教不相容。 1745 年,罗马教皇最后判耶稣会败诉;这时,中国皇帝早已因这种长期的争吵和偶尔来其朝廷的教皇使节的傲慢无礼而心怀敌意,所以,进行了报复,禁止基督教的一切传教活动。从那时起,基督教在中国迅速衰落了。耶稣会这数世纪的传教活动的最后结果已证明是微不足道的。

罗马教皇作出裁决后的那个世纪里,中国和西方之间无任何思想交流。中国人在与欧洲发生第一次冲突之后,依然极度自信和独立。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站;处理国际事务时,仅有些例外地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教导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

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日本甚至比中国更与欧亚其他地区相隔离。很少有旅人抵达日本海岸,因此,它引起许多猜测和神话。如马可·波罗,尽管他游历颇广,且有甚多的官方关系,然提及日本时,却只能重复少数谣传。他写道:“日本这一大岛上的人们,属白种人,业已开化,且长得漂亮;是些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偶像崇拜者,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

较之中国,日本在 16 世纪欧洲人首次来到时,显然是一个边缘国家、一个边缘文明区。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实际上,他们已发展起一个复杂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欧洲人刚刚到来时,日本人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可随后,他们同中国人一样,反抗这些“横蛮无礼的蛮人”,并事实上断绝了与后者的一切联系。但是,日本人最终认识到,锁国政策并不可行,遂开始研究西方的方式,并加以改变,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将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良师益友的中国人远远抛在后面。

藤原家族彻底实现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向天皇提供配偶,担任高级行政、军事职务,把持朝政,成为实际统治者。而天皇则过着淫靡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为国家大事所扰,也不接触平民百姓,以致降低自己身价。他的主要责任是保证皇位后继有人,传之无穷。这种两重政府体制是中国所没有的,它在日本一直以原来的格局持续到 19 世纪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1333 年,主要由于天皇朝廷的密谋以及武士阶层中日益增长的不满,赖朝幕府覆灭。其时,足利家族获得幕府将军称号,不过,他们的权力从未远远超出京都近郊。在日本其余地区,地方封建主们在竭力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结果,出现了各持一方的大地主,称为“大名”。16 世纪初,大名有数百之多,个个都在试图获得对整个日本的霸权。将近这一世纪末,织田信长(1532-1582 年)经过对相竞争的大名和独立的佛教团体的长期征战,统一了大约半个日本,置于自己统治之下。

继承织田的是其最能干的部下大将丰臣秀吉(1536-1598 年)。丰臣原为农夫的儿子,步兵出身;是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领袖之一。他不仅统一全国,还分别于 1592 和 1597 年两次派远征军入侵大陆,旨在征服中国。1598 年,丰臣去世,使第二次远征撤兵告退。经过短期争斗,德川家康继承丰臣,于 1603 年被天皇任命为幕府将军。这标志着伟大的德川幕府的开端;德川幕府对全国的统治一直继续到 1868 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

德川幕府

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诸形胜要地的大庄园组成;这些大庄园构成了防范有可能心怀敌意的大名的控制点。幕府最高级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没有政治职责或政治权力。

幕府大本营先建在江户,后设于东京。大名须定期到大本营所在地居住;返回自己领地时,要留下妻、子,作为人质。德川幕府还限制大名修筑城堡,对每个大名所能保留的家臣的数目,也加以限制。

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作出的部分努力。居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它包括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前者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但无权力或财产,故靠幕府将军供养;后者则重要得多,它以幕府将军为首,包括大名及武士家臣。

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 1/4 至 85 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

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财富大大增加。货币日益成为支付媒介,稻米中间人和货币兑换商成为最重要的商人。他们处理封建贵族的剩余产品,提供高利信用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以借贷人次年的收入作抵押。许多大名,有时连幕府将军本人,都成为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债户。一个原因是,要在江户维持落实人质制度所需要的大第宅,得付出大笔开支。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农村阶级亦受到损害。因此,国家财富愈来愈流入商人的银柜。商人在江户和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形成,如歌舞伎、木版画和描绘奢华生活的小说。

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社会集团里都该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德川家康本人在他颁发的《武家诸法度》中,为武士规定了着重于个人尽忠、尚节制、守俭朴和接受等级区别的行为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合为一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协调远远超过中国,因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便利了日本 19 世纪的明治维新。

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最早来的是一伙葡萄牙水手,他们因船只失事而漂抵日本岛,时间在 1542 年,即德川幕府创立前约半个世纪时。当地大名对葡萄牙人的火器印象极深,学习了枪械和火药的制造;这也是日本人的特点。

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这一运输业的范围和获利的性质可由澳门和长崎这两个终点港的迅速发展得到说明。 16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首次来访时,它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这一世纪末,却已加入亚洲最繁荣的港口之列。

葡萄牙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 1549 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地内战时期遭蹂躏的农民的感情上的需要。织田信长允许这一新的宗教信仰兴旺,欢迎它与独立的佛教团体相抗衡,因为后者正在给他增添麻烦。到 1582 年丰臣秀吉继承织田时,皈依天主教者已达 15 万,大半在日本西部。

丰臣对这新贸易和新宗教颇为担忧。例如,葡萄牙人当时正在要求管理长崎市的权力,并威胁道,如果他们遭到拒绝,便予罢市。同样,外国传教土的富有战斗性的活动在这位新上任的幕府将军看来,似在颠覆传统的日本社会。 1587 年丰臣下令所有传教士都须离境,但这个命令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担心这样会影响有利可图的贸易。

到 1603 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剧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来取行动而无须担心失却贸易。而且,欧洲人为了讨好日本人、争取贸易特许权,互相极力捣鬼。例如,荷兰人曾向幕府将军告发,说葡萄牙人密谋武装对他不满的大名,以推翻他的统治。1614 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 30 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命令得到了无情的执行。

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区别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往往是很困难的。因此,日本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624 年,驱逐所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去最富有侵略性。1637 年,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荷兰人对传布天主教从未表示过兴趣。此后,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得到通商的许可,不过通商仅限于长崎港的弟子麻小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 1636 年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为了加强这一禁令,幕府还对造船业加以限制,仅允许建造适于沿海贸易的小船。这样,开始了日本长达二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第五章 西方扩张时的非欧亚大陆世界

当欧洲人由海路进入穆斯林世界和儒家世界时,他们最初的反应通常是尊敬和钦佩。这些西方人仅在海战方面享有明显优势。在其他所有方面,他们发现,中东、南亚和东亚诸民族实际上至少能与他们相匹敌。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逝去三个世纪后欧洲人才能对印度和中国稍加控制。

然而,在非欧亚大陆世界,情势完全不同。那时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诸民族在政治组织、经济发展和军事战斗力方面,均未达到与欧亚大陆相似的水平。因而,它们都较早地屈服于欧洲人的统治,只是程度上殊为不同。本章论述西方入侵时非欧亚大陆世界的形势和盛行的制度,着重说明为何 19 世纪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除沿海地区外,仍是不可渗入的,为何南北美洲较易于侵入,为何澳大利亚从一开始起便门户敞开。

欧洲人对非洲的侵入却比对南北美洲或澳大利亚的侵入要缓慢得多。在其他新发现的大陆被开发和殖民后,非洲依然为“黑暗大陆”达数世纪之久。到 1865 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时,非洲还只有沿海边缘地带和内地少数孤立地区为外人所知。甚至到 1900 年,非洲尚有四分之一内地未被勘探。直到比较近代时,制图员在绘制这黑暗大陆的地图时,仍大量地依靠自己的想象。

一个因素是炎热、潮湿的气候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许多热带疾病;这些疾病特别流行于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并非整个非洲均有害身体健康:没非洲大陆北部、南部和东部边缘区的是小而重要的地中海气候区和亚热带气候区;今天,大多数欧洲移民就居住在那里。但是,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有着不适于居住的气候,而这些地区却是欧洲人通常首先遇到的。

非洲大陆也是极难进入的。一个原因在于,海岸线未被大小海湾或内海所破损;虽然非洲面积为欧洲的三倍,其海岸线却比欧洲的还短。

即使这些屏障被穿越,还存在别的阻碍,即内地高原的大河沿一道道悬崖朝低洼的沿海地带飞流直泻时形成的许多急流和瀑布。

而且,非洲内地还缺乏可与美洲大陆的金银或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相媲美的、易到手的财源;这,也令早期欧洲人沮丧泄气。

葡萄牙人率先从事欧洲海外探险,是为了开辟非洲内地的黄金和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可获厚利,以往一向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着。但是,在葡萄牙人找到绕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中的香料群岛的航线和西班牙人偶然发现墨西哥和秘鲁的宝藏之后,非洲贸易似乎微不足道。欧洲人为了获得美洲种植园所需的奴隶,继续保持着非洲西海岸的据点。不过,这些沿海据点已足够欧洲人用来实现其目的,因此,直到 1788 年非洲协会于伦敦建立时,他们才开始为侵入内地作出认真的努力。

然而,地理环境并非阻碍欧洲人侵入的唯一因素。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非洲黑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总的发展水平非常高,足以有效地抵挡欧洲人的侵入达数世纪之久。

种族与人们时常设想的相反,非洲诸民族决非起于同一种族。撒哈拉沙漠以南,可发现各种种族,并存在于整个历史上。目前,最少遭到异议的种族划分承认,有四大种族:(1)布须曼人,操科伊桑诸语言;(2)俾格米人,由于他们采用后来的征服者的语言,其原先的语言至今不知;(3)黑人,操尼日尔-刚果诸语言;(4)高加索人,亦称为嘎普萨人、库希特人和含米特人,操亚非语系诸语言。这四大种族似乎发源于维多利亚湖地区;由此,布须曼人向南迁至非洲南部,俾格米人向西移入刚果和西非沿海雨林地区,黑人向西迁至西非、向西北迁至当时肥沃的撒哈拉地区,高加索人向西北移入埃及和北非、向东北移入阿拉伯半岛和西亚。

文化

非洲诸文化是非洲与外界相互影响的结果,最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得到栽培的植物,绝大多数是从外界引进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经由尼罗河传入的大麦、小麦、豌豆和小扁豆,由东南亚传进的香蕉、甘蔗,亚洲薯蓣和新型水稻,从美洲通过葡萄牙人和后来的奴隶贩子传来的烟草、玉米、利马豆、莱豆、南瓜和西红柿。

从根本上影响非洲发展的,不仅是农业和铁的引进,还有伊斯兰教的多方面的贡献。苏丹伊斯兰教化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事务范围。这在生活外观如姓名、服装、家庭摆设、建筑式样和节日等方面能非常清楚地觉察出来。

应该强调一下,与人们往往设想的相反,伊斯兰教不是促成这些帝国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主要力量。实际上,加纳帝国的创立远远先于伊斯兰教影响,伊斯兰教直到 11 世纪才影响到苏丹地区。而且,伊斯兰教世界对非洲不仅起了建设性作用,也起了破坏性作用。苏丹诸帝国的崩溃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拉伯人穿过撒哈拉沙漠、进行毁灭性入侵的结果。这些肆意掳损的远征军大批杀死当地居民,毁坏繁盛的农业区,破坏生利的贸易格局。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一般发展水平因地区而殊为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陆被显著地分隔成小块。自然障碍阻挡了诸大草原、雨林区和沙漠间的交往和迁移,所以,一致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大体上,一地区的进步之大小,取决于它以往与欧亚诸文明中心的交往程度。因此,政治单位既有仅承认地方酋长的单独的村社,又有苏丹的大帝国。

奇怪的是,这里每天可见到有那么多的商品为人们所购买,而且,所有商品都非常昂贵。从欧洲以每匹 10 个达卡银币购进的马,在这里又以每匹 40 个、有时是 50 个达卡银币的价格卖出。当然,没有任何欧洲布匹,欧洲布匹每伊尔在这里卖不到 4 个达卡银币;如果是优良的布匹,他们肯以每伊尔 15 个达卡银币的价格购买:一伊尔深红色的威尼斯布或土耳其布在这里值 30 个达卡银币 „„但是,其他所有商品中,盐是最昂贵的。

这个正在同葡萄牙人做买卖的民族有着很复杂的背景,能够既不畏怯,也不好奇地跟葡萄牙人打交道。对西非人来说,伴随葡萄牙人而来的贸易交往仅就其规模而言是新的。商业活动本身并非一种陌生东西;那时以前,他们长期地同远至摩洛哥和埃及那样的地区保持着贸易联系。,葡萄牙人来到非洲后,并没有象西班牙人在南北美洲那样,引起混乱和崩解。因此,非洲人按自己决定的条件与欧洲人做交易。好几个世纪里。沿海酋长们一直拒绝让欧洲人穿入内地,他们希望能保持自己作为欧洲买主和内地生产者之间的中间人这一有利可图的位置。

南北美洲

总的来说是易于进入的。南北美洲没有阻碍外人进抵海岸的沙堤;其海岸线呈锯齿形,使沿海港湾较海岸线平直完整的非洲多得多。而且,南北美洲内河水系十分发达,水路障碍甚少,为进入内地提供了便利通道

南北美洲的气候通常也比非洲的气候更富有吸引力。确实,亚马孙平原炎热、潮湿。大陆南、北两极异常寒冷,但是,英、法移民在他们于格兰德河以北开拓的殖民地内繁荣起来,西班牙人也在墨西哥和秘鲁感到安适自在,墨西哥和秘鲁成为他们的两个主要中心。那里的气候跟西班牙没很大差别,无疑与酷热的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形成可喜的对照。

种族

几乎全部土著民族都是从西伯里亚东北部渡过白令海而来的移民的后裔。所以说几乎全部,是因为还有少数民族是在白令海移民到达之后,从南太平洋的岛屿抵达南美洲西海岸的。这些南洋的亚尔古英雄发现过南美洲多少次,至今不知,但是,仅仅从已驯化的植物得到的证据,便足以证实他们多次渡洋远征的事实。

渡海到阿拉斯加的人,大多继续前进,穿越育空高原中部的一个冰床峡谷,进入北美洲中心地。推动他们奋力前进的力量也就是驱使他们迁移到美洲的力量——寻找新的狩猎场地,并受到了来自后方部落的源源不断的挤压。这样,南北美洲很快就为分散的狩猎者部落所占据。

所有印第安人,不论其起源如何,都可以归入蒙古种人。他们头上都长着独特的、笔直乌黑的头发,脸部和躯体则汗毛稀少;他们颊骨高凸,幼儿脊骨基部还出现蒙古种人斑点。

印第安人高度发展的艺术、科学和宗教,不应用来遮掩他们在更多的物质领域严重落后的事实。这种发展的不均衡以中美洲为最甚,在安第斯山区也很普遍。如农业,印第安人驯化植物曾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实际生产中却生效甚微。尽管他们人口很少达到东半球的人口密度,其耕作技术的发展还是从未能超出供养自己人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他们的工具仅仅是用石块、木头或兽骨制作的。他们不会熔炼矿石,虽然他们确也同金属打交道,但几乎只是出于装饰上的目的。他们唯一能建造的船是独木舟和远洋筏。他们没有为了陆上运输而利用轮子,他们知道轮子,但只是将它当作玩具。除了安第斯山区所使用的、不能驮运重担的美洲驼和羊驼外,人的背脊是他们唯一可得到的运输工具。

对这种技术落后的直接意义不应过于夸大。虽然印第安人用长矛和弓箭来对付西班牙人的马和枪炮时,显然处于严重的劣势,但遭受了最初的打击以后,他们渐渐习惯于火器和骑兵。

一个因素是印第安请民族的政治组织松散。除西班牙人征服前一个世纪里建立的印加帝国外,任何地方的印第安人都没有超出部落发展阶段。而印加人则似乎为其帝国的极其严格的统制所削弱,因为当皮萨罗杀死他们的皇帝时,他们便缺乏继续进行抵抗的主动性。此外,西班牙人能到处利用印第安人之间的不和,唆使一方反对另一方。

在墨西哥,西班牙人还因阿兹特克人的战争观念而得到帮助。阿兹特克人认为战争是一种短期的宗教仪式上的努力;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捕获俘虏,用其心脏供奉神灵,以保证胜利。这种做法导致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为了捕获俘虏,印第安人不得不进行战争,而为了赢得战争,他们又不得不提供更多的俘虏以博取神灵的欢心。最后结果是,征服前不久,阿兹特克人沉溺于一次次大规模的人祭。印第安人为了维持献祭用的牺牲品的供给,进行着单一的为战斗的战斗,即所谓的“花之战”;这是一种属于礼仪的争斗,目的是获得献祭用的俘虏而又不遭受正规战争所引起的经济混乱。这类军事传统显然是一种严重的障碍。西班牙人杀人以争胜,阿兹特克人则努力捕获俘虏。

第二编 新兴西方的世界, 1500-1763 年

中世纪大半时间里,西欧人一直感到自己被孤立在欧亚大陆百端,并受到了威胁。由于地处传统的侵略路线——从中国北部横贯欧亚大陆、直抵中欧多蹬河流域的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末端,他们历来易受到来自东方的进攻。因而,出现了一批批游牧入侵者——匈奴人、日耳曼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和突厥人;只要帝国衰落、使他们有机可趁,他们便利用自身无与伦比的机动性闯入诸文明中心。

近代初期,随着生气勃勃的新兴西方的崛起,这一古老的格局被颠倒了。结果,世界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欧亚大陆这时为一只巨大的钳子所包围。其中一条钳臂由俄国的挺伸组成,俄国从陆上横越西伯利亚,挺进到太平洋;另一条钳臂由西欧的扩张构成,西欧绕过非洲,扩张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与此同时,其他西方人以哥伦布打头阵,向西大胆地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并环航全球。

诚然,在这数十年间,土耳其的禁卫军以亚洲的无数前辈为榜样,正进逼多辎河流域、围攻欧洲的中心维也纳。但是,若将此事置于世界历史舞台上,这只不过是一次仅具有局部意义的小规模行动

第六章 西欧的扩张:伊比利亚阶段, 1500-1600 年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 16 世纪的欧洲扩张中居首位。乍一看,这似乎有悖常理。16 世纪以前的数百年中,伊比利亚半岛一直是穆斯林的一个据点。由于有许多摩尔人和犹太人留居该地区,种族和宗教的多种多样成为穆斯林统治留下的一份剩余遗产。此外,众所周知,16 世纪以后,伊比利亚的国家迅速衰落了,并在整个近代中始终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那么,如何解释 16 世纪时西、葡两国短暂而辉煌的扩张呢?

伊比利亚扩张主义的根源

狂热宗教

宗教是促成欧洲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无论哪里都没有象在伊比利亚半岛那样显得更其重要。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他们长期反穆斯林的圣战记忆犹新,始终为这种记忆所激励着。对欧洲其他民族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遥远的威胁,但在伊比利亚人眼里,则是一个传统的、永远存在的敌人。半岛大部分地区曾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即便到 15 世纪,南部的格拉纳达仍为穆斯林的据点。此外,穆斯林还控制着附近的北非海岸,而土耳其的海上力量又在不断增长,使整个地中海都感受到它的影响。其他欧洲人参加十字军远征是凭一时高兴,而虔诚、爱国的伊比利亚人则认为,进行反伊斯兰教的斗争是不可动摇的、必须履行的责任——是宗教义务和爱国需要的结合。

航海家亨利王子率先于 1415 年以他在攻占直布罗陀海峡西岸的城市和要塞仲达时表现出来的勇敢而出名。同样,伊莎贝拉女王为强烈的宗教信念所鼓动,决心消灭穆斯林据点格拉纳达,并将战争推入敌人在北非的领地,就象葡萄牙人先前在仲达所做的那样。伊莎贝拉干 1482 年开始对格拉纳达的讨伐,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向前推进,直到 1492 年获取最后胜利。胜利后,西班牙人立即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梅利利亚城。1492 年,女王还下了一道法令,要求西班牙的所有犹太人或者接受天主教,或者离开西班牙;10 年后,又对留居卡斯提尔的穆斯林颁布了一道类似的法令。

当地理大发现揭示有更多的穆斯林有待于消灭,有新的异教徒有待于从盲目崇拜中解救出来时,伊比利亚人的讨伐运动扩展到了大洋彼岸。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阿方索·德·亚伯奎在围攻马六甲时,曾用这样一些赞美之词激励手下士兵,他说:“我们将为我们的主出色地效劳,把摩尔人从这地区驱逐出去,扑灭穆罕默德教派之火,使它今后永远不会重燃。”同样,曾追随科尔特斯前去墨西哥的征服者之一贝尔纳·迪亚斯在回忆录中记述道:“我们废除了印第安人中间的盲目崇拜和其他令人憎恶的东西之后,上帝保佑了我们的努力,我们给男人、妇女和所有征服后出生的孩子施洗扎,要不然他们的灵魂可能已下到地狱。”

战略要地

诱使伊比利亚人去海外的还有四群岛屿——沿非洲海岸而依次南递的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和西越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这些群岛所以很有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它们富饶多产,还因为它们提供了战略基地和泊船港口。葡萄牙人于 1420 年开始拓居马德拉群岛,他们首先获取高质量的木材,然后生产可致厚利的蔗糖。当巴西人制低糖价与他们抢生意时,他们从克里特引进了白葡萄;直到现在,独特的马德拉甜葡萄酒仍是用这种葡萄酿制的。

马德拉群岛无疑隶属葡萄牙人,加那利群岛则大不相同,西班牙和葡萄牙都要求占有它。经过上诉罗马教皇和在当地进行凶猛的争斗之后,葡萄牙人放弃了对加那利群岛的要求,而西班牙人则承认其他三个群岛归属葡萄牙人。这一解决办法迫使葡萄牙人南下时须远远驶入大西洋,以避免以加那利群岛为基地的西班牙私掠船。因此,他们的第一个泊船港口是亚速尔群岛。

整个 15 世纪中,水手们不断发见位于大洋远处的岛屿。自然,他们会设想有更多的岛屿尚待发现和开发。为了替前往东方提供踏脚石,大西洋航海图上密布了这种想象中的岛屿。1492 年,哥伦布与伊莎贝拉达成的协议规定,他应率领一支探险队“去发现和获取汪洋大海中的岛屿和大陆”。

葡萄牙的首创精神

不过,在 15 世纪的海外冒险事业中,起带头作用的是葡萄牙而非西班牙。西班牙姗姗来迟,而且,它投身海外事业通常是出于对葡萄牙首创精神的反应。葡萄牙居于领先地位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疆域不大,且位于大西洋沿岸,三面为西班牙领土所包围。这有效地保护了葡萄牙人不会因受诱惑而将自己的财力浪费到欧洲战争中去。由于亨利王子的领导,他们开始致力于远洋事业。其二是葡萄牙掌握较多的航海知识,主要是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的。里斯本地处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与佛兰德人之间的经由直布罗陀海峡的海上交通线上;葡萄牙人通过在皇家海军中雇用意大利船长和领航员,趁机获取了航海知识。亨利王子还进而加以发展,他集合起一群出色的、颇有才能的海员,其中包括意大利人、加泰隆人,甚至还有一名丹麦人。此外,亨利去世后,“国王继续从事亨利的工作,使葡萄牙人在航海术和地理学方面成为所有欧洲人中最有知识的。由于这种稳定的、始终如一的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葡萄牙人取得了对西班牙邻人和竞争者的决定性的优势。

1415 年占领休达以后,葡萄牙对探险的兴趣迅速增强了。穆斯林战俘泄露了有关穿过撒哈拉沙漠、同苏丹诸黑人王国进行古老的、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情报。

由于西欧那时普遍地极缺乏金银,葡萄牙尤其如此,所以,开发这一黄金贸易的可能性引起了亨利王子的兴趣。据他的副手迪戈·戈麦斯说,亨利听说了“商人们从突尼斯沿海到延巴克图和冈比亚的坎托的通道”。戈麦斯还说,这一消息“使他‘亨利’想经由海路探寻这些地方”。换句话说,亨利最初的目标仅限于非洲,未扩展到东方。

对欧洲人来说,地中海是一所牢狱,而不是一条大道(见第二章第七节)。因此,除了作为中间人牟利的威尼斯人外,欧洲人渴望找到一条“前往香料产地东印度群岛”的新路。亨利王子最初开始他的行动计划时,并未想到印度,但是,随着他的船队沿非洲海岸越来越往前驶去,他的视界自然会从非洲的商队贸易扩大到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从那时起,发现和控制香料路线成为葡萄牙人政策的首要目的。

哥伦布发现美洲

如果考虑到葡萄牙在远洋航海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第一个伟大发现即美洲大陆的发现乃在西班牙的赞助下取得,似乎是有悖常理的。似乎更有悖常理的是,取得这一成果的原因竟在于,葡萄牙人在地理知识方面比西班牙人更先进,并正确地估计出哥伦布的计算给果是错的。 15 世纪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问题不在于地球的形状,而在于它的大小以及大陆对海洋的关系。哥伦布根据马可·波罗对亚洲东西宽度的估计(一个过高的估计),根据这位旅行家关于日本距亚洲大陆有 1,500 哩的报告(一个极为过高的估计)以及托勒密对地球周长的估计(一个过低的估计),推断出分隔欧洲和日本的海洋宽不到 3,000 哩。因此,他认为前往亚洲的最便捷之路是通过横渡大西洋的短期航行;这也是他向各朝廷提出的方案。葡萄牙人由于亨利王子的缘故而富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并较好地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知识。他们确信地球比哥伦布所认为的还大,诸海洋也更宽,前往东方的最近便之路是绕过非洲而不是横越大西洋。为此,1484 年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请求资助时,遭到拒绝。两年后,哥伦布来到西班牙朝廷,起先也遭到拒绝,但最后赢得了伊莎贝拉女主的支持。

1492 年 8 月 8 日,哥伦布率领由可靠的水手和饱经风霜的能干的船员操纵的三艘帆船,从帕洛斯角启航。到 9 月 6 日,远征队已把加那利群岛丢在后面,驶入烟波浩淼的海洋。很幸运,一路顺风,但是,随着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的过去,船上的人们烦操不安起来。为了平息他们的忧虑,哥伦布发布了有关已行航程的假消息。10 月 7 日,发现了飞鸟,但在地平线上仍没出现陆地。甚至哥伦布也焦虑起来,这时他已西航很远,按他的计算;应已见到日本。10 月 9 日,他许诺要是三天内再看不到陆地,就返航。恰好在三天期满前,瞬望台发现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哥伦布命名它为圣萨尔瓦多。这是预示着整个人类命运的一个时刻。

世界历史的最大嘲弄之一是,哥伦布至死还确信,他已抵达亚洲。他确信圣萨尔瓦多岛离日本所在的位置非常近,下一步是找到日本。当他向西南航抵美洲大陆时,他相信自己到了马六甲海峡附近某地。哥伦布坚持自己的错觉这一点,带来了重大结果:它鼓舞人们进一步勘探南北美洲,直到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大笔财富。但是,如果西班牙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们仅仅偶然发现了一个远离亚洲大陆的新世界,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会离开这片最初看来既没吸引力、也无利可图的荒原。假使那样的话,美洲大陆也许会在数十年内无人理会,尤其是因为葡萄牙的达·伽马在此期间已开辟了绕好望角到印度的极为有利的航路。

他的君主仍支持他,于 1502 年派他进行第四次亦即最后一次的航海。他探查了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一长片沿海陆地,但是仍未见到有中国的迹象。西班牙君主明智地拒绝进一步支持他;他虽没有穷困潦倒,却满怀怨恨,于 1506 年死去。

葡萄牙在亚洲

在此期间,葡萄牙人一直在从他们沿非洲几内亚海岸的贸易中获取相当大的利润。粗胡椒、黄金、象牙、棉花、糖和奴隶这时已通过葡萄牙进入欧洲贸易。仅仅奴隶贸易就供养了里斯本的六、七十个商人。

葡萄牙人成为欧洲地区内对世界地理学和商路最有知识的人。然而,由于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困难因素,他们在迪亚斯绕过好望角后未能继续前进。结果如前所述,哥伦布成为抵达美洲大陆的第一人,尽管他坚持声称美洲为东方。较有见识的葡萄牙人虽然从最初起就半信半疑,但这时也加紧开辟和占有绕好望角到印度的航路。 1497 年 7 月 8 日,达·伽马率领四条帆船从葡萄牙启航,于 1498 年 5 月底驶入卡利库特港。这一航海功绩不及哥伦布的伟大。

达·伽马与卡利库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难,不仅因为当他阿拉伯商人的敌视,更重要的是,还因为葡萄牙(和整个欧洲)当时生产不出什么能使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东西。欧洲制造品通常比东方产品质量差、价格高。达·伽马的一位同伴说:“我们没能 „„使这些货物按我们希望的价格出售 „„因为在葡萄牙能卖得 300 里尔的一件很漂亮的衬衫,在这里仅值 „„30 里尔,而 30 里尔在这国家是一笔巨款。”

达·伽马费了很大努力收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离港回国,于 1499 年 9 月到家。这船货的价值相当于整个远征队的费用的 60 倍。令人眼花缘乱的视野展现在满心欢喜的葡萄牙人面前,曼努埃尔国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航海和贸易之主”的称号。对这些称号的接受是相当认真的。葡萄牙人决心垄断沿新航路的贸易,不仅将其他欧洲人排除在外,也把数百年来一直在印度洋上经商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排除出去。为了坚持这些要求,葡萄牙人采取了无情的恐怖主义,尤其是在遇上他们所憎恨的穆斯林时。达·伽马曾在后来的一次航行中发现几条从麦加返航的无武装船只。他捕获了这些船只,并且,用他的一个葡萄牙同伴的话来说:“在搬空船上的货物之后,禁止一切人将船上的任何摩尔人带出来,然后下令把船烧了。”

诚然,对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说,确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权利;在欧洲,我们还承认其他人有反对我们的权利,但是,这一权利不得超出欧洲范围,因此,葡萄牙人作为海洋的主人,没收任何未经许可使航行于海上的人的货物,是完全有道理的。

一个原因是葡萄牙人运气极好,能利用不久就开始从美洲大陆源源而来的巨大的金银供给。大批大批的金银来自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金库,也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它们来得恰是时候,使葡萄牙有足够资金与东方通商。如果没有这笔天佑的横财,葡萄牙人本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因为他们既没有自然资源,也没有令东方诸民族感兴趣的制成品。正如达·伽马所发现的,葡萄牙制造的衬衫的价格等于印度衬衫价格的 10 倍这一事实表明,葡萄牙人原本很难找到可用以交换他们所需要的香料的东西。这种东西由美洲的银矿提供了。东方总是渴望接受金银。达·伽马离开印度时,卡利库特国王让他转交一封给葡萄牙国王的短简,内容是,“贵王朝的瓦斯科·达·伽马先生来我国,我很高兴。我国盛产肉桂、丁香、生姜、胡椒和宝石。我请求您用来交换这些东西的是黄金、白银、珊瑚和鲜红的布。”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的另一原因在于印度次大陆的不统一。葡萄牙人到场时,印度北部被新来的莫卧儿侵略者控制着,他们感兴趣的是征服而不是贸易;印度南部,尤其是马拉巴尔海岸,则在印度教的一些小封建主的控制之下,他们彼此不和。相形之下,葡萄牙人及其欧洲后继者有着单一的、持续不变的目的,这种目的绰绰有余地抵消了他们资源方面的低劣状况。欧洲人显然是不团结的;他们之间充满了政治和宗教上的纷争。但是,有一点他们完全一致——需要向东扩张,以获取利润并战胜伊斯兰教。在追求这一目标时,欧洲人所表现出的志在成功的决心比亚洲诸民族进行抵抗的意志更坚定。整个 15 世纪中,葡萄牙人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富,派出一支又一支远征队;这种持续不变的远征运动是亚洲所没有的。当达·伽马完成历史性的航海而归来时,葡萄牙朝廷准备迅速地扩大成果。它为有组织的贸易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其中包括在马拉巴尔诸港口设立商行驻外代理处和每年派出若干持有皇家特许状的舰队。

葡萄牙人取得成功,还因为他们的海军力量占有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葡萄牙人具有将舰艇编队布阵的本领,而不是依靠组成舰队的舰艇各自单独作战。更重要的则是葡萄牙人的海军火炮和射击技术。

当然,由此并不可以得出,葡萄牙人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海军火炮控制范围以外的陆上地区。实际上,印度人很快就开始雇用意大利人和其他欧洲人来加强他们原始的大炮。大约 12 年后,有个葡萄牙指挥官评论说:“我们与之作战的民族不再和过去一样 „„火炮、枪支和要塞都依照我们的惯例。”这意味着,葡萄牙人以其非常有限的人力,没有希望征服一个陆上帝国。他们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因此,调整了自己的目标和战略。

他们的目标是垄断香料贸易,并在可能的地方击败穆斯林敌人和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排斥以往一向把香料从产地运送到地中海东部诸港口的阿拉伯中间人。这并非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阿拉伯人经营这一贸易已有数百年历史,在从亚历山大到马六甲的整个地区建立了许多殖民地,有着很深的根基。此外,阿拉伯人是爱好和平、品行端正的居民。他们在经济上为自己所定居的地区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服务;只要受到当地统治者的公正对待,他们就不企图夺取政治权力。

根据上述背景,可以理解,要求作为“海洋主人”的贸易垄断权的葡萄牙人,会被看作是无法容忍的野蛮人和狂妄之徒。因此,葡萄牙人不仅不得不与阿拉伯商人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还不得不和当地印度教的大多数王公的敌对行为作斗争。葡萄牙人尽管遭到反对,还是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在数十年间使他们大发横财的亚洲帝国。

这一帝国的缔造者是杰出的阿方索·德·亚伯奎,他从 1509 至 1515 年任葡萄牙的印度殖民地总督。他的策略是,通过夺取对出入印度洋的狭窄的海上通道的控制,粉碎阿拉伯人的贸易网。他攻占了索科特拉岛和霍尔木兹岛,这两个岛是分别通往红海和波斯湾的关口。在印度,他企图占领卡利库特,但失败了,遂攻取位于马拉巴尔海岸中部的果阿城。他以果阿作为主要的海军基地和大本营,果阿直到 1961 年以前一直是葡萄牙的属地。在东面,他攻克马六甲,控制了与远东通商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两年后,即 1513 年,第一艘抵达中国口岸的葡萄牙船驶进广州港。这是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访问。

亚洲的葡萄牙帝国就其实际范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它仅包括少数岛屿和沿海据点。但是,这些属地据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葡萄牙人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每年,葡萄牙船队沿西非海岸——那里密布着向船只提供粮食和整修的贸易站——南航,绕过好望角后,驶入葡萄牙的另一属地、东非的莫桑比克港;然后,乘季风越洋航抵科钦和锡兰,在那里,把从周围地区收购来的香料装上船。再往东去是马六甲,马六甲使葡萄牙人得以进入东亚贸易;在东亚贸易中,他们充当了中间人和运输业者的角色。因此,葡萄牙人不仅在欧洲和东方之间的贸易中获利,还从纯粹的亚洲贸易——如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中牟利。

亚伯奎取得成功的程度可由以下事实中估计出来:在 1502-1505 年的四年中,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获得的香料平均每年仅 100 万英镑,而在 15 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他们曾获得过平均每年为 350 万英镑的香料。与此相反,葡萄牙人的香料进口却从 1501 年的 22 万 4 千英镑上升到 1503-1506 年间平均每年的 230 万英镑。

这些统计数字说明了为什么埃及人会在威尼斯人的全力支持下,于 1508 年派遣一支海军远征队,去帮助印度王公把葡萄牙的侵占他人权利者从印度洋中赶出去。埃及人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于 1517 年征服埃及的土耳其人继续从事反对葡萄牙人的运动,在以后数十年中派出了好几支舰队。

结果表明,并非所有优势都在外洋航线这一边。诚然,葡萄牙人的船比较起往返于红海、波斯湾与地中海诸港口之间的商队的有限运输量,能承运较多的货物。此外,若取道绕好望角的航线,只须进行一次长距离运输,而若取道从香料群岛到印度、再到红海和波斯湾、再到地中海东部诸港口的路线,则须进行多次代价很高的装货、卸货和重新装货。

但是,绕好望角长距离航行时,船只常失事,代价高昂,而且,葡萄牙人由于没有任何商品可用来交换有利可图的海外货物,就用船装运美洲大陆的金银去收购香料;因而,他们出售香料的价格得高到足以支付往海外和朝国内航行的费用。结果,葡萄牙人进口的香料在西欧比起由陆路从中东购进的香料,常便宜不了多少。此外,人们普遍认为,香料在长距离的海上航行期间往往会失去香味。这也许是威尼斯人散布的流言,但很有可能也有某些事实根据。葡萄牙人的货物是装入口袋,由漏水的船运送,它们得通过有剧烈的气候变动的地域。

还有,葡萄牙人未能对外洋航线建立完全的垄断,因为葡萄牙的贪官污吏为求报酬,通常乐于让阿拉伯人的船驶入红海和波斯湾。最后结果是,在达·伽马远航之后,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远远没有被逐出贸易领域;整个 16 世纪中,他们成功地与葡萄牙人相竞争。直到下一世纪印度洋上出现更能干、经济上更强大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时,老资格的意大利中间人和阿拉伯中间人才被排挤掉,传统的中东商队路线才因外洋航线而黯然失色。

世界的分割

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发现引起了关于新发现地区的专有权问题。这一问题以往从未搅乱过中世纪欧洲,因为同其统治者们有任何真正的关系的整个欧洲地区,已为一些在情感和体制方西相象到足以能开始相互交往的国家所占有。当欧洲开始扩张时,欧洲各国彼此心照不宣地采用了一种便利的原则,即基督教国家有权把野蛮人和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有关的诸土著民族。还有一种至少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承认的原则是,罗马教皇有权分配任何不为基督教统治者所拥有的地区的世俗专有权。早在 1454 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下过一道训令,授权葡萄牙人占有他们在沿非洲海岸向印度行进时所发现的一些地区。这篇训令的措词和其条款一样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经过细致的审议,并在考虑了我们所作的审议之后,我们颁发教皇的许可证,授予阿丰索国王以侵入、征服和统治所有尚处于基督的敌人萨拉森人或异教徒统治之下的国家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完全而绝对的;我们颁发教皇的许可证,是希望这位阿丰索国王、王子及其所有继承人以独有的权利占领和占有上述的岛屿、港口和下述的海洋,因此,所有虔诚的基督教徒未经这位阿丰索国及其继承人的允许,决不可侵犯他们的专有权。在已经获得或有持获得的征服地中,凡是伸展到巴贾多角、几内亚海岸的诺恩用以及整个东方的征服地,从今以后永远归阿丰索国王专有。

当哥伦布从他确信自己已抵达东印度群岛的首次远航中返回时,西班牙朝廷担心葡萄牙人会提出反要求,遂敦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西班牙的专有权。 1493 年 5 月 4 日,亚历山大教皇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 100 里格处划一分界线,线以西地区授予西班牙,以东则授予葡萄牙。1494 年 6 月 7 日,西班牙和葡萄牙议定托尔德西拉斯条约,将分界线再西移 270 里格。这一改变的结果是使葡萄牙获得对美洲巴西的所有权。当时,西班牙人相信通达东印度群岛的路线是向西,以为自己在谈判中占了便宜。实际上,这一分界线使葡萄牙获得当时前往印度唯一可行的航线。

在这些情况下,一类新的职业探险家于 16 世纪初出现。其中多半是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他们是当时最有知识、最富经验的探险家),所以,他们忠于本民族的精神不太强,为任何愿意资助他们的君主进行探险。

只有麦哲伦找到了通往亚洲的航道。西班牙派遣他,是因为随着香料货物经常运至里斯本,西班牙认识到在围绕香料群岛的这场竞赛中自己正被打败。西班牙声称托尔德西拉斯条约中规定的分界线是笔直环绕全球的,遂派麦哲伦去开辟西往亚洲的航道,希望他至少能找到位于分界线的西班牙一边的香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

后面 80 天中仅见到两座杳无人迹的荒岛。一名船员生动地叙述了这数月间忍受的苦难。

我们所吃的饼干不再能称为食物,它们只不过是些粉末和吞噬了饼干的蛆虫,而且,粉末浸透了耗子撒的尿,散发着叫人无法忍受的臭气。我们不得不喝的水是同样恶臭、令人作呕。为了不饿死,我们甚至被逼得吃一张张皮革,这些皮革是遮盖大桅下桁、防止其磨损绳索用的。它们经常受水浸、日晒、风吹,变得非常坚硬,得先在海里泡上四、五天才能变软;我们将它们泡软后就煮来吃。实际上,我们常不得不靠吃木屑过活,就连耗子这种极叫人憎恶的食物,大家都贪婪地寻找,一个耗子能卖得半个达卡金币。

苦难不止于此,我们最大的不幸是正遭到疾病“坏血病”的侵袭;得病后,牙床肿得老大,把上下领牙齿都包藏起来,使病人无法咀嚼食物。我们有 19 个伙伴死于这种疾病。„„除开已死去的人,我们还有 25 至 30 个水手患病,他们的胳膊、腿和身体其他部位都遭受着可怕的痛苦。

3 月 6 日,他们驶抵一座岛屿,可能是关岛,他们在那里得到了粮食。同月 16 日,他们到达菲律宾,麦哲伦和手下 40 名船员在当地一次战斗中被杀。残存的西班牙人靠当地领港员的帮助,航行到婆罗洲,再从那里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摩鹿加群岛即香料群岛,他们最后抵达香料群岛的时间是在 1520 年 11 月。葡萄牙人那时已在那里,他们毫不迟疑地进攻剩下的两艘西班牙船(还有一艘船已被离弃在菲律宾)。尽管遇到所有的障碍,西班牙人仍能获得丁香货物,然后,取道不同的航路启航回国。试图重越太平洋的一艘船因遇逆风而折回,被葡萄牙人捕获。另一艘船则成功地完成了一饮令人难以置信的航行;它先穿过望加锡海峡、越过印度洋,然后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岸向上方驶去。1522 年 9 月 3 日,这最后一艘幸存的船——船体严重漏水、船员已大批死亡的“维多利亚号”,缓慢费力地驶入塞维利亚港。不过,这一船香料货物的价值足以支付整个远征队的费用。

西班牙人又派出一支远征队,它于 1524 年到达香料群岛。但是,这次远征是一次惨败,因为葡萄牙人已在那里站稳脚跟,向他们挑战已无利可图。此外,西班牙国王当时正同法国交战,亟需金钱作军费。因此,1529 年,西班牙国王同葡萄牙签订萨拉戈萨条约。通过这一条约,他放弃了对香料群岛的全部要求,并接受在香料群岛以东 15 。处划定的分界线;作为回报,他得到 35 万个达卡金币。这一条约标志着地理大发现史上一个重要章节的结束。葡萄牙人对香料群岛的控制一直持续到 1605 年该群岛丢失到荷兰人手中之时,而西班牙人则继续对菲律宾群岛感兴趣并最后于 1571 年征服它们,尽管该群岛位于萨拉戈萨条约规定的分界线以东。不过,在这之前很久,西班牙已将注意力转向美洲大陆,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其价值和东方的香料不相上下的大笔财富。

征服者时期

1519 年是麦哲伦离开塞维利亚、开始著名的环球航行的一年,也是埃尔南多·科尔特斯离开古巴、发动对阿兹特克帝国的同样著名的远征的一年。科尔特斯在远征中,迎来了所谓的征服者时期。从 1500 至 1520 年这前 20 年,已是探险者时期;那时,许多航海者打着各种旗帜探查整个南北美洲的东西两侧,以寻找通路。在随后的 30 年代,数千名西班牙冒险家赢得了第一个庞大的欧洲海外帝国。

这些冒险家当为伊比利亚征伐传统的产物。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到美洲是希望发财,就象留在欧洲的冒险家受雇于外国统治者或去与穆斯林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作斗争,也是期待发财一样。这样的人不会成为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属岛的理想移民。他们太骄傲、太不安定,不适宜做持久的工作。他们互相争吵,虐待印第安人,并老想去寻找经常听说到的金矿。然而,恰恰是这些令他们与定居社会格格不入的品质,使他们能在侵占由美洲印第安人发展起来的两大文明中心方面立下惊人的功绩。

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就是这些运气颇好的战士中的一个。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曾是位学法律而未成功的学生。 1519 年 3 月,科尔特斯在今韦拉克鲁斯附近的大陆海岸登陆。他只有 600 名部下、几门小炮、13 支滑膛枪和 16 匹马。然而,凭借这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他将赢得巨大的财富,并成为一个异乎寻常、高度先进的帝国的主人。他能取得这一惊人成就的原因前面已提到过——是西班牙人的勇气、无情和优良武装,印第安人的不切实际的作战战术,以及科尔特斯能巧妙而又果断地加以利用的印第安人内部的不和。

科尔特斯上岸后先毁坏所有的船只,以向部下表明,如果他们失败,已无返回古巴的希望。接着,经过几次战斗之后,他与仇视阿兹特克霸主的各部落达成协议。假如没有这些部落提供的食物、搬运夫和战斗人员,科尔特斯原不可能赢得他所赢得的一些胜利。科尔特斯通过利用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首领蒙提祖马的迷信,没有遇到抵挡就进入首都将诺奇蒂特兰城。他虽然受到蒙提祖马的礼遇,却奸诈地将蒙提祖马囚禁起来,扣作人质。这种厚颜无耻的欺骗不可能长久维持。印第安人在人数上占有巨大优势,他们的祭司鼓动他们起来反抗。西班牙人毁坏当地神庙的政策激起了印第安人的一次起义,起义期间,蒙提祖马被杀。科尔特斯在黑夜夺路逃出都城,出逃时,失去了三分之一部下和大半辎重。但是,他的印第安盟友仍保持忠诚,而且,他从古巴得到增援。数月后,他回来了,以一支由 800 名西班牙士兵和至少 2,500 名印第安人组成的部队围攻都城。战斗十分激烈,并拖延了四个月。最后,1521 年 B 月,残存的守城者交出了他们的城市,城市几乎已完全化为碎砖破瓦。如今,墨西哥城就坐落在它的位置上,原先的阿兹特克人的首都几乎没留下一处遗迹。

更为鲁莽冒险的是一支有 180 人、27 匹马和 8 门火炮的西班牙远征队对印加帝国的征服。远征队的总指挥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他是一个西班牙军官的私生子,目不识丁,当过流浪者。他在经过最初的几次探险、获悉印加帝国大体的位置后,于 1531 年同他的 4 个兄弟一起,动身进行伟大的冒险。皮萨罗在翻越安第斯山脉时耽搁颇久,之后,于 1532 年 11 月 15 日到达已荒废了的卡哈马卡城。第二天,对这些陌生的“蓄络腮胡子的男子”感到好奇的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正式访问了皮萨罗。皮萨罗仿效科尔特斯,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轻信的皇帝监禁起来,并残杀了他的许多随从。皇帝为获得自由付出了一大笔赎金——占地长 22 呎、宽 17 呎、高达 7 呎的一堆金银物品。皮萨罗攫取这笔财物后,却以惯常的背信弃义和固执向阿塔瓦尔帕提供这样的选择机会:或者作为异教徒在火刑柱上被烧死,或者作为基督教徒受洗礼,然后被绞死。这位不幸的皇帝选择了后者。于是,印加帝国处于无领袖的境地,而印加居民已习惯于家长式管辖,所以,他们进行不了什么抵抗。数星期后,皮萨罗开进首都库斯科,将它洗劫一空。第二年,即 1535 年,他动身去沿海地区,在那里兴建利马城;利马至今仍是秘鲁的首都。

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成功鼓舞着其他征服者进入南、北美洲大陆的广大地区,寻找更多的战利品。他们没有找到可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财宝相媲美的东西,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却掌握了整个南美洲和很大一部分北美洲的主要地形。

同样,在北美洲,弗朗西斯科·科罗纳多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锡沃拉的七座黄金城,跋涉数千哩,发现了大峡谷和科罗拉多河。曾在征服秘鲁过程中崭露头角的埃尔南多·德索托广泛探察了后来成为美国的东南地区。

欧洲的第一个殖民地帝国

这些恃强凌弱的征服者作为帝国缔造者是颇为能干的,但作为帝国行政官员则平庸无能。他们不能过安定的生活;他们陷于内讧中,在长期的争斗和目相残杀的战争中使自己的士兵大批死亡。例如,曾征服秘鲁的皮萨罗兄弟 5 人中,只有一人历经这些战争而幸存,而且,他是在西班牙监狱里给束自己的一生。这些征服者如果不受干涉,也许本可以逐渐发展起建立在剥削土著劳力基础上的、分散的、实际上独立的封建社区。但是,西班牙王室无意让这样的事态得到实现。它已抑制了西班牙国内的封建倾向,不会容忍出现新的海外封建贵族。因此,征服者们被强行树立王权和王室公正原则的官僚所取代。

居于这一帝国行政结构顶端的是西印度事务院,它设置在西班牙,受到君主的严密监督。它负责作出一切重要的任命,并对殖民地事务行使一般管辖权。美洲的最高权力是委托给分别坐镇在墨西哥城和利马的两名总督。墨西哥城的总督领导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它包括北美洲所有的西属殖民地以及西印度群岛、委内瑞拉和菲律宾群岛。利马的总督负责秘鲁总督辖区,它包括南美洲剩下的西属殖民地。这两大总督辖区再分成较小的单位,由检审法院即地方议会统辖;检审法院是仿照以往为管理新从穆斯林手中解放的地区而在西班牙设立的机构建立的。这些检审法院配备的工作人员是专业律师,他们通常没有过多的家族自豪感或军事野心,因而成为理想的王室仆人。 16 世纪时,这种检审法院在美洲有 10 个。

西班牙在南北美洲的行政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征服者及其后裔要求拥有放手对付印第安人的权力。他们论证说,土著无能、不可靠、奸诈,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基于强迫劳动的、无拘无束的地方领主统治权。强大的天主教会强烈反对这种论点。天主教传教土——尤其是著名的多明我会修士拉斯·卡萨斯——坚持认为,印第安人是君主的臣民,和西班牙移民一起享有同等的权利。他们坚决主张,希望居住美洲大陆的欧洲人应撇开印第安人过活,应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同时,印第安人将生活在他们自己的酋长的治理下,不过,他们得服从于仁慈的王室官员的权力,得接受传教士给予的帮助。

最后结果如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发生的,是采取有点折衷的解决办法。君主准许以“保护者”即大授地主闻名的有功的征服者有权向指定的印第安村庄提取规定的贡物,还有权征集强迫劳动。作为回报,大授地主必须服兵役并支付教区牧师的薪水。征集强迫劳动的规定显然打开了酷待土著的大门。因而,在 16 世纪中叶得到修改。迫使土著劳动的做法仍能实行,但这种强制是来自政府机构而非私人权力,而且,须按官方工资标准向如此征求来的劳动者支付报酬。毋庸置言,这些保护措施并不总是得到执行。诸殖民地距马德里太远了,它们彼此间也过于隔绝。然而,事实依旧是,西班牙人严肃、认真地讨论了一个无先例可援的问题;虽然他们实施了一种肯定是剥削印第安人的制度,但不象西班牙的敌人所声称的那么严重。

对西班牙殖民地帝国的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事实是金银源源而来。首先,存在着以往由世世代代的土著匠人制作的无数金银物品,征服者们迅速地将它们熔成锭块。接着,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发现了丰富的银矿,派土著劳力大量开采。他们必须向国王的官员登记自己的所有权,将所有贵金属运至官署加盖戳记,并按其价值的五分之一的比率纳税,即缴纳五一税。从历贴至 1660 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了总计 18,600 吨注册的白银和 200 吨注册的黄金。未经注册、私运入西班牙的金银现被不同地估计为从占总数的 10 % 至 50%;较小的百分比可能更接近实情。

除了开矿外,拉丁美洲的主要生产事业是大庄园的农业和牲畜饲养业以及位于热带沿海地区的种植场的单一经营。大庄园雇用印第安劳力生产粮食,以供自己消费和出售给附近的城市及矿区。种植场则完全不同,主要使用从非洲进口的奴隶,而且仅仅生产一种供应欧洲市场的作物。最早的种植场是在大西洋诸群岛——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种植甘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后,这种经营方式又在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场以及稍后南北美洲的烟草、棉花和咖啡种植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伊比利亚的衰落:欧洲的背景

16 世纪欧洲政治的显著特点是王朝的竞争和冲突。15 世纪时,西欧已有一些强大的民族君主国发展起来;16 世纪时,这些王朝间的均势被通过联姻而惊人地崛起的西班牙王室所破坏。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嫁给哈普斯堡王室的腓力。胡安娜和腓力的儿子查理继承了西班牙联合王国、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殖民地以及哈普斯堡王室在中欧的世袭领地(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卡等四个公园和蒂罗尔州)。另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玛丽还传给他勃艮第领地,包括弗朗什孔泰、卢森堡和富裕的尼德兰。为了给这座堂皇的大厦作最后点缀,查理不顾分别来自法、英两国年青的君主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的反对,于 1519 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而,查理五世在 19 岁当上统治者时,领有的地区比从早 7 世纪查理曼帝国崩溃以来任何一位君主所拥有的地区还要大。

西欧一度看来似乎会再一次以一个庞大的国际组织统一起来。但是,欧洲其他王朝,尤其是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决心阻止哈普斯堡王室的霸权。结果,爆发了长长一系列的哈普斯堡——瓦卢瓦战争;战争主要在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进行。弗兰西斯一世极想找到援助,便与穆斯林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苏里曼一世结盟。这一结盟使当时的基督教徒大为震惊,他们谴责它是“邪恶的联盟”,是“百合花和新月的渎圣的给合”。然而,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继续协力反对哈普斯堡王室,从而反映了中世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观念已为王朝利益所取代的程度。应该记住,查理在进行这些战争时,主要耗费的是西班牙人的鲜血和西班牙的财富,特别是在意大利进行的战争中。

那时的欧洲不仅为王朝斗争,也为宗教斗争所分裂。正是在 1517 年,马丁·路德开始公开反对教会的某些做法,从而导致一场后来使西方基督教世界永久地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这两大阵营的运动。由于路德拒绝放弃其主张,查理于 1521 年宣布路德为歹徒。但当时,土耳其人正向多瑙河上游进逼,在 1529 年,他们实际上已包围并几乎攻占地处欧洲中心的维也纳城。查理不得不在土耳其人的猛攻面前首当其冲;这就阻止他迅捷对付新教异教徒。待到查理能抽身对付时,他们已与中世纪时期的其他各种异教徒运动迅然有别,强大得教人无法把他们消灭。经过旷日持久的反新教徒斗争之后,查理被迫于 1555 年接受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该和约允许德国各诸侯和城镇在天主教和路德教之间作选择。

第二年,查理五世退位,隐居于一家修道院,他失望了。他已对付不了那些极其巨大、使他无法控制的力量。他将奥地利及其属地传给其弟斐迪南(斐迪南还被选为继查理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人将帝国余下部分——西班牙、意大利属地、美洲殖民地以及包括尼德兰在内的勃艮第领地———传给其于腓力二世。腓力同他父亲一样,是个谨慎、勤勉的统治者,但也注定要遭受挫折和失败。他不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同法国的王朝斗争,还继承了和新教的宗教斗争。奥格斯堡和约仅适用于德国,因此,当新教传播到北欧其他地区时,新的紧张局势和冲突发展起来。尼德兰的情况尤其如此,腓力试图强迫那里所有的臣民接受天主教。 1567 年,荷兰人反叛,由此产生的一场剧烈的斗争到 1598 年腓力去世之际仍在蔓延。此外,注意到以下这点是很重要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腓力几乎完全依靠西班牙的人力和财富来进行,而且,这场战争不仅在陆上进行,也在海上进行,不仅同荷兰人打,也和英国人打。

除这些王朝势力和宗教势力之外, 16 世纪的欧洲还深深地受到经济竞争的影响。整个欧洲贪婪地注视着源源流入葡萄牙的香料和大量流进西班牙的金银。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都渴望打破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垄断,都希望同日渐发展的西属美洲殖民地通商,都想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尽管教皇亚历山大已将海外世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作了划分。因此,英国人论证说:“尚未实际占有的权利不起作用”——也就是说,领土要求只有在业已有效占据的地区才会得到尊重。同样,法国人坚决认为“在西班牙国王未曾占有的地带,他们〔法国人」不该受到干扰,他们在海上航行时亦如此,他们也不会同意被剥夺海洋或天空。”

荷兰人进行叛乱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方面。腓力向尼德兰征收繁重的税,并为了西班牙的商业利益,对荷兰人的商业实行限制。同样,英国人援助荷兰人,不仅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原因。他们预计,如果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控制被打破,西班牙殖民地就会更易受到英国海上力量的攻击。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何等重要,可由以下事实表明: 1562 年,即荷兰人开始叛乱的 5 年前,约翰·霍金斯开始其著名的航行,非法将一船奴隶贩运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回来时成为普利茅斯最富裕的人。1564 年,他又将另一般奴隶贩运到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地峡,返回时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他的第三次远航因受到西班牙人的伏击,惨遭失败。但是,霍金斯作出了示范,以后数十年间,英国船长们在援助荷兰人的同时,还劫掠西班牙的西印度群岛。1588 年,腓力为了报复,派遣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伊丽莎白的富有经验的船长们击败无敌舰队,从而打破了腓力欲使天主教西班牙统治欧洲的希望。10 年后,腓力和他父亲一样,失望地去世了。西班牙再也没能从这一世纪人力物力过度的、无效的浪费中恢复过来。

西班牙统治者的过分扩张,显然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他们试图不仅在海上,也在陆上扮主要角色。这与英国后来实行的颇为成功的战略形成鲜明对照。英国的战略是,置身于大陆事务的外围,只有在势力均衡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进行干涉。这种战略使英国人能全力以赴地保护、发展自己的殖民地。而西班牙则和法国一样,集中注意力于欧洲大陆,并不断地卷入欧洲战争。最终结果是,英国人能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的庞大帝国,而西班牙人却先后失去了对自己帝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

伊比利亚的衰落:起因和征兆

致使它们长期衰落的一个更实质的原因是,它们经济上一向长期依赖西北欧。它们在开始海外扩张以前是这样,在那以后依然如此。结果,它们不能利用自己新赢得的帝国所提供的经济良机,相反,这些帝国同母国一样,作为母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受到西北欧国家的控制

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同中世纪后期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整个地转移到北方是有关系的。这一转移的原因在于,北欧的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见第二章第三节),使波罗的海——北海地区新的大宗贸易(谷物、木材、鱼和粗布)能超越地中海传统的奢侈品贸易(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投合少数富人的奢侈品贸易。

北方的贸易由汉萨同盟控制,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起了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 16 世纪,荷兰人建立起一支庞大、有效的商船队,很快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大西洋沿海一带,从而逐退了汉萨同盟。以往,大西洋贸易一向由随带奢侈品向北航行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控制,而如今,则由携带散装货朝南行驶的荷兰人控制。在这新的贸易格局中,伊比利亚国家的经济从属性在输出品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的输出品几乎全是原料——西班牙出口的是酒、羊毛和铁矿,葡萄牙出口的是非洲的黄金和塞图巴尔的盐。作为回报,它们得到了各种冶金产品、盐、鱼以及它们自己的羊毛——这些羊毛已由外国加工成织物。

它们缺乏从事帝国贸易所必需的航运业以及能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其所需的制成品的工业。

似乎颇有停常理的是,一个原因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西班牙的工资仅略微落后于剧增的物价,而欧洲其余地区的工资则控制得很低。这使西班牙工业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因为其产品过于昂贵,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至少与物价和工资的膨胀一样重要的是西班牙贵族即伊达戈对国民经济和国民准则的破坏性影响。虽然贵族和高级教士合起来还不到人口的 2%,他们却拥有 95 一 97%的土地。因此,约占西班牙人总数的 95%的农民几乎全都没有土地。由于贵族看不起经营商业或从事工业的职业、认为它们有损于任何绅士的身份,这一偏见便成为国民准则。这也不仅仅是无谓的虚荣,因为伊达戈确拥有一切好处——荣誉、免税和地产;地产比商业或工业财富更可靠。所以,有成就的商人的志向是获取地产、购买陷入穷困的王室所出卖的爵位,从而抛弃自己的阶级,成为伊达戈。

注定伊比利亚的殖民地陷于相应的落后和从属地位。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控制了同西、葡两国殖民地的大部分运输业。西北欧人不久还供应了巴西和西属美洲所进口的制成品的 90 %以及伊比利亚半岛本身所消费的制成品的大部分。虽然塞维利亚商会垄断着与殖民地的全部贸易,并以法律严禁外国人参与其间,但是,控制航运业并拥有殖民地所需的制成品的正是外国人。不可避免地,西班牙商人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输出原属于外国商行、由外国制造的商品。此外,外国的商人和金融家还煞费苦心地编造一连串谎话,通过代理人来成为塞维利亚商会的成员。于是,合法成员为外国人经营的巨额代办交易很快就超过他们自己的合法交易。最终结果从当时一位西班牙人的以下这番抱怨话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西班牙人在经过漫长而危险的长期航行之后从西印度群岛运来的一切,他们以鲜血和努力获得的一切,外国人轻易、舒适地夺走了,运回自己的祖国。”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实行的基本的制度改革的压力。这就是帝国繁荣数十年后随即突然地、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根本原因。

第七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 1600-1763 年

我希望看到亚当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将地球划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国王弗兰西斯一世

1600 至 1763 年期间,西北欧强国荷兰、法国和英国赶上并超过了西、葡两国。这一发展对于整个世界具有首要意义。它使西北欧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最生气勃勃的地区。西北欧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一定程度的文化上控制了世界。英国人获得了他们在印度的第一个立足点,荷兰人把葡萄牙人赶出东印度群岛,西北欧各强国在非洲海岸设立贸易站,英国人和法国人成为格兰德河上游一侧北美洲的主人,还控制了格兰德河以南伊比利亚殖民地的大部分贸易。

西北欧居首位的根源

荷兰、英国甚至法国的贵族决不是轻蔑地看待经商事业,他们总是乐于参加任何有可能获利的商业冒险。此外,由于商人和金融家就象绅士参与商业那样加入贵族行列,北方具有大得多的阶级流动性。

最后,西北欧从物价 -工资-地租的差异中得到了帮助。16、17 世纪时,英国的物价上涨 256% ,而工资仅上涨 145% 。西北欧的地租也严重地落后于物价,1549 年,英国一个乡绅抱怨说,地主们正穷困起来,因为“这王国大部分田地仍维持过去的地租”。这就是说,社会的三个主要成分——劳动者、地主和企业主——中,企业主是在通货膨胀的这些世纪里获得极高利润者。这些利润再被投资于开矿冒险事业、工业企业和商业经营,结果,西北欧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西北欧早期的扩张

西北欧国家自然妒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些生利的帝国。然而,它们长久地忍住不去侵犯这些帝国的活动范围,这不是出于对教皇训令的尊重,而是因为害怕伊比利亚的势力。因此,英国人和法国人转向超出伊比利亚活动范围的北大西洋。

1496 年,也就是哥伦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国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发现了一种最终证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他发现了鱼。纽芬兰岛周围的海洋里盛产鱼——鱼,大概是 15、16 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们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斋戒日中规定的食物。

然而,首先开发纽芬兰浅滩的却是葡萄牙人,大批鳕鱼很快就源源流入葡萄牙。法国人和英国人不久追随葡萄牙人之后,到 16 世纪头 10 年,布列塔尼、诺曼底、康沃尔、德文和萨默塞特的渔民们经常前往纽芬兰浅滩。随着渔船的增加,贸易的性质起了变化,由直接出售“鲜”鱼改为每隔较长时间后在市场上销售数量大得多的“干”鱼。夏季几个月里,渔民们为了晒干、修补渔网,为了烟熏、腌制捕获物,在陆上搭起临时掩蔽所。

捕鱼作业达到很大的规模,因而至少在两个方面给欧洲以重大影响。当时,欧洲每年部分时间里有许多人过着近于忍饥挨饿的生活;鳕鱼的经常、巨量的供应,对这样一个大陆来说,相当于一大笔意外收入。此外,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后来探察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只,开始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海员。

他们仍渴望香料,但是,他们还不准备向葡萄牙对绕好望角航道的控制进行挑战。因此,他们为了寻找一条可通达东方的东北或西北航道,开始了长长一系列无效的探险。他们推想道,既然事实已出人意料地证明热带是可通过的,北极也应如此。 1553 年,一支由三艘帆船组成的远征队怀着取道东北航道驶抵中国的明确目的离开英国。领队休·威洛比爵士带了爱德华六世的一封用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几种语言写成的公开信,信中声明道:“发现和贸易为远征队的唯一目的”。这封信是写给“居住在靠近强大的中国帝国的世界东北地区的国王、君主及其他统治者”。

这三艘船在刮大风期间分散了,其中两艘船在威洛比的率领下抵达巴伦支海。船被冻牢在那里过冬,全体船员无一幸存,可能死于坏血病。第二年夏天,俄国渔民发现了船、尸体和威洛比的日记簿。日记簿上的最后一段记录作为欧洲扩张所带来的牺牲和悲剧的纪念品是值得注意的:

留在这一避难所“巴伦支海”,过上一星期,就如度过一年,而且,天气非常恶劣,严寒、大雪和冰雹,使天气仿佛冬季似的(当时正值 9 月),我们认为最好是在那里过冬。为此,我们派出三人朝西南南方向走,看看能否找到有人烟处,他们走了三天的旅程,可什么也没发现;之后,我们又派另外三人向西行了四天的路程,他们也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接着,我们再派三人往东南方向走三天,他们回来了,同样没有找到别的人们或任何有人聚居的地方。

在此期间,剩下的一艘船在理查德·钱塞勒的率领下驶抵白海的德维纳河河口。威洛比枉费辛苦地寻找的“聚居地”在这里发现了。经过与当地人长久的讨价还价,钱塞勒和他的一些船员于冬季坐上马拉的雪橇,开始了从白海到莫斯科的惊人旅行。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旅行。钱塞勒知道了俄国沙皇伊凡四世(雷帝)的势力和财富。后者也很高兴首次和一个西欧国家建立直接联系。 1555 年,英国商人为利用这新的贸易机会,创办了莫斯科公司。

其他探寻东北航道的试图总是面对一道冰墙而告终。因此,人们的兴趣转移到发现一条西北航道的可能性上。对西北航道的寻找是从英国人马丁·弗罗比歇在 1576 至 1578 年间的三次航海开始的。弗罗比欧努力组织这几次航海,因为他认为发现西北航线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成之事,一个出色的有才智的人若能做成这件事,就会闻名于世,交上好运”。他第三次航海返回时,用船满载了他以为是含金矿石的黑石头。当这些石头被发现毫无价值而抛弃在达特福德港时,他对名声和财富的希望亦随之烟消云散。

继弗罗比歇之后还有长长一连串探险家,其中包括约翰·戴维斯(1585 至 1587 年间探险)、亨利·哈得孙(1607 至 1611 年间探险)、罗伯特·拜洛特和威廉·巴芬(1615 至 1616 年间探险)。他们都是英国人,因为在早期探险项目中,寻觅西北航道基本上是英国人自己的事业。他们谁都没有成功地航抵太平洋。他们发现了相互连接、为进入美洲大陆最盛产毛皮的地区提供一道后门的哈得孙海峡和哈得孙湾。这一知识后来使英国人能在一个如果他们不了解这情况、本会让法国人独占的地区进行竞争。

北欧人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失败,驱使他们侵犯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由于葡萄牙的东方属地仍受到非常强大的保护,北方人首先攻击西班牙最薄弱的美洲殖民地。法国人自从开始他们同哈普斯堡王室的断断续续的战争(自 1516 年查理五世即位迄 1559 年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签订)以后,一直以拉罗歇尔为基地,从事对南美洲北岸的海盗活动和私掠巡航。法国袭击者所造成的损害是相当大的。1556 年,弗朗索斯·勒克莱尔船长——西班牙人管他叫 Pie de Palo(“独腿航海者”)——以 10 艘船进攻哈瓦那,洗劫了这座城市,并彻底毁坏了港内所有的船舶。

当时正在西属美洲露面的英国闯入者则试图在和平的、商业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他们想做的不是劫掠,而是利用衰弱的西班牙工业不能满足殖民地需求这一点所提供的机会占便宜。西班牙殖民地最需要的两种商品是布匹和黑奴,英国人生产了前者,并能在西非购买到后者。约翰·霍金斯爵士的著名航行前文已提及。霍金斯作为英国奴隶贸易的创始人赢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因为他很精明,能意识到这种形势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又大胆得不顾法律上的考究使采取行动。 1562 年,他作了第一次航行;他在塞拉利昂觅得奴隶,再运到伊斯帕尼奥拉(海地)换取兽皮和糖。利润高得惊人,以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几名枢密院官员也对他的第二次航行进行秘密投资。他遵循与前次相同的步骤,然后,满载一船白银返回,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

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强烈抗议这种非法贸易。尽管霍金斯以和平方式用奴隶交换殖民地商品,但实情依旧是,同西班牙殖民地通商对外国人来说是非法的。这不是海盗行径,但肯定是一种侵犯行为。伊丽莎白希望仍与西班牙保持和平,不准霍金斯再去西印度群岛,然而, 1567 年,霍金斯说服她改变主意,允许进行一次最后的航行。这次冒险结果是一场灾难;由于每年一度的护航队出乎预料地早数星期自西班牙到达,霍金斯的船队在西印度群岛一港口内遭到伏击。船队五艘船中,有三踱被击沉或捕获,其余两艘分别由霍金斯和其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在即将沉没的状态下于 1569 年返抵英国。

第三次航行的厄运标志着英、西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与西班牙殖民地和平地、合法地通商的希望。如果贸易不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经营,必然要用其他手段进行。获利的机会对英国人和其他北方人米说太大了,使他们抑制不住自己,也无法忘却。在以后数十年中,新教的船长们是作为海盗和私掠船船长。而不是作为和平但违法的商人前往西属西印度群岛。

此外,当时欧洲的其他一些事件使天主教和新教两大势力间的摊牌日渐逼近。在霍金斯去进行第三次航行时,尼德兰已起来反抗西班牙统治,并促成一场拖延多年的激烈战争。 1570 年,教皇开除伊丽莎白女王的教籍,并准许英国臣民解除他们对女王的效忠誓约。两年后,数千名法国新故徒于圣巴托罗缪节前夕在巴黎和外地被屠杀。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显然正在趋向战争,战争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1588 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派无敌舰队侵犯英国时,遇到的最可怕的两个对手是约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霍金斯和德雷克使无敌舰队惨遭失败;这对他们来说,是对他们在西印度群岛所蒙受的灾难的甜蜜报复。

同西班牙的正式开战(葡萄牙其时已卷入)消除了可能已限制新教势力的任何抑制性因素。他们大胆且公开地闯入伊比利亚帝国范围——不仅闯入西班牙的美洲,还闯入葡萄牙的东方,而且,他们愈是侵入,愈是受到进一步侵入的鼓励,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出乎意外地虚弱。荷兰人是最先能利用伊比利亚衰落所提供的机会的人。 17 世纪对荷兰来说,将是“黄金世纪”。

荷兰的黄金世纪 17 世纪 1600s

为荷兰提供了西朝英国和大西洋的优良港口。此外,荷兰背靠巨大的德国内地,面傍欧洲两条古老的商船航线——一条为北南方向,从卑尔根到直布罗陀;另一条为东西方向,从芬兰湾到英国——的交通枢纽。

荷兰人是通过从事这些商品的运输开始他们的伟大发展。其商船队的崛起全靠当地沿海渔业以及较后生利的鲱鱼水产业;后者是在大群大群的鲱鱼不可思议地从波罗的海回游到北海时才发展起来的。荷兰人充分地利用这新的富源。他们发明了保存、腌制和烟熏的新方法,并向欧洲各地出口他们的捕获物,以换取谷物、木材和盐。

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帝国的建立,荷兰人在塞维利亚和里斯本得到新的殖民地出产的货物,运销欧洲各地。作为回报,他们向伊比利亚国家供应波罗的海的谷物和海军补给品。

1566 年,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反抗斗争的爆发,大大地帮助了荷兰人。当时,工业、商业地位重要且为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卫普,屡遭西班牙人劫掠,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逃往阿姆斯特丹。1585 至 1622 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从 30,000 增至 106,000;促成这一人口增加的安特卫普人还为荷兰的海外扩张提供自己的金钱和技术。

荷兰人在其事业中也因他们的三桅商船即大型平底沿海船——一种造价低廉、却拥有巨大容积的普通运输船——而得到很大帮助。以往,典型的商船一向用笨重的木材建造,船尾设炮座平台,可架置火炮,在必要时作军舰用。荷兰人首先冒险建造一种为仅能运送货物、不可装置火炮的目的而专门设计的商船。三桅商船船身宽、船底平、居住舱室有限,因此,具有最大的货舱空间,而且极其节省建船材料。这种缓慢、丑陋但便宜、宽敞的大轮船是开始控制世界海洋的荷兰商船队的主要依靠。

16 世纪末叶,各种意外的事相结合,驱使荷兰人公开地向葡萄牙在东方的霸权挑战。一件事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进行了著名的环球航行(1677-1580 年);经这次航行发现,葡萄牙人远非东方主人,他们树敌甚多,要防守极长的商船航线和广为分散的据点。

580 年西、葡两国王权的联合,使诸新教国家以从前对西班牙的恐惧和仇恨来对待葡萄牙。它的帝国成为诸新教强国攻击的对象。此外,尼德兰的反抗运动妨碍了殖民地商品在北欧的运销。因为荷兰人不再能从伊比利亚各港口得到货物。以往有一段时间,英国人一直是在地中海东部诸港口获得东方产品,但这一贸易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军舰封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航道而被抑制。在这些压力下,荷兰人和英国人决定,既然他们不再能从里斯本和亚历山大得到香料,那就直接到东印度群岛去取。

第一支荷兰船队前往东印度群岛。为期二年半的远征蒙受了重大损失,原先的 289 人中只有 89 人返回。然而,贸易是如此生利,尽管人力和装备遭到损失,荷兰人仍获得了巨大利润。第二支远征队更幸运,净得 400% 的利润。于是,荷兰人纷纷涌入东方海域;1598 年一年中,远航东方的船队就不少于 5 支,有船 22 艘。从一开始起,荷兰人就胜过葡萄牙人。他们是更好的海员,能够用他们的三桅商船较便宜地运输香料,而且,由于他们本国的工业优于伊比利亚国家的工业,他们的贸易商品也较后者价廉物美。一个出乎意外的复杂情况是,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和商人往往利用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之间的竞争提高物价和港务费。1602 年,荷兰人采取对策,将他们的各种私营贸易公司合并成一家国营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

就荷兰人而论,根据公司从国会收到的特许状的条款,公司享有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公司还被授予开战或讲和、夺取外国船、建立殖民地、修筑城堡和铸币的权力。早两年即 1600 年时,英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是,他们故不过荷兰人。英国公司的认购资本较荷兰公司小得多,而且只能定期地得到,因为英国商业股东仅供资金给单独的航行。每次航行之后,他们就分配资本和利润,结束他们的帐户。此外,英国公司从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这是可理解的,因为英国大体上仍是农民国家),而荷兰人则从其注重商业的政府那里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荷兰人尽管居于有利地位,最初却容忍了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的竞争。他们仍在为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而战斗,无力再树敌。但是, 1609 年,荷兰人与西班牙缔给安特卫普休战协定后,便转身反对英国人。争夺垄断权的斗争结果是明白无疑的。荷兰人有多达五倍于英国的船只,而且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修筑了一系列使他们得以控制形胜要地的城堡。此外,荷兰人还有天才的总督简·皮特斯佐恩·科恩的服务,科恩为其国家做了先前阿尔布克尔克为葡萄牙所做的事。他在任职期间(1618-1629 年)把葡萄牙人从东印度群岛赶走,并使其后任们能够将葡萄牙人逐出马六甲(1641 年)和锡兰(1658 年)。科恩也骚扰英国人,阻止他们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渗透,迫使他们退回到自己在印度的据点。

同样重要的是,科恩还培养和发展了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亚洲间的贸易量远远大于绕好望角到欧洲的贸易量。那时以前,葡萄牙人已参与这一贸易,然而,科恩大大深入一步,他在“福摩萨”(台湾)建立一个基地,从那里控制了前往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业航线。

起先,荷兰东印度公司行意识地试图避免获得领土所属地。阿姆斯特丹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把葡萄牙势力在东方的衰落归因于它将力量和资本消耗在领土征服上,警告荷兰公司不要犯类似错误.但是,公司在努力建立贸易垄断权的过程中,被逐步导向它所希望避免的领土扩张。垄断权只有通过设防据点网才能得到加强。设立据点需要与当地统治者订立条约,条约导致联盟,而联盟促成保护关系。到 17 世纪末,荷兰人实际管理的地区仅一小块,然而,已成为荷兰的保护国的国家却很多,构成一块大得多的地区。接着,18、19 世纪期间,荷兰全部并吞了这些保护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域帝国。

约 1700 年以后,出口香料到欧洲的益处减少了,不过,科恩发展起来的亚洲国家间的贸易弥补了这一点。此外,大约在这同时,荷兰人通过将咖啡树引进东印度群岛,发展起一种新的经济资源。1711 年,他们才收获 100 磅咖啡,而到 1723 年,他们却在销售 1,200 万磅咖啡。因而,随着欧洲人养成喝咖啡的嗜好,荷兰人成为这种外来饮料的主要供应者。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这种种手段,在整个 17 和 18 世纪中平均每年得股息 18%。

在环绕斯匹次卑尔报群岛的北极海域,荷兰人实际上垄断了捕鲸业。在俄国,他们远远胜过英国莫斯科公司。他们还控制了繁盛的波罗的海贸易,成为西欧的最重要的海军补给品——木材、沥青、焦油、制绳索用的大麻以及制风帆帆布用的亚麻——的主要供应者。

他们的商船队早在 1600 年时就拥有 10,000 艘船,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荷兰的造船厂高度机械化,几乎一天能生产一条船。此外,船的制造和操作颇经济合算;荷兰船主可以削价与竞争者抢生意。因而,他们充当了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波罗的海之间的运输业者。英国人直到 18 世纪才能在商船运输方面与荷兰人竞争。

在美洲,荷兰人于 1612 年在曼哈顿岛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城。这一殖民地从未扩展起来,到 1663 年也只有 1900 人。然而,对干在欧洲与美洲的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殖民地之间经营生利但违法的运输业的大量荷兰船只来说,它起着基地和票据交换所的作用。实际上,英国人在 1664 年攻占新阿姆斯特丹,主要是为了堵住他们重商制度上的一个无法容忍的漏洞。

在南美洲,荷兰人利用荷兰西印度公司开展活动,公司创办于 1621 年,目的是开发西葡两国在美洲殖民地的未曾牢固占有的财富。但是由于公司不愿意也无力维持足够的驻军所需开支,没能稳固在巴西争取到的殖民地。但荷兰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加拉加斯和圭亚那建立殖民地种植甘蔗。

荷兰所有殖民地中最持久的是 1652 年在南非好望角开拓的一小块殖民地。这不是一个贸易站,而是为了向去东方的途中的船只提供燃料、水和新鲜食物而建立的一块真正的殖民地。劝诱荷兰的许多布尔人即农民和法国一些胡格诺派教徒一起移居那里。这块殖民地很快使证明了它的价值。它向荷兰船和其他一些船只提供的鲜肉和新鲜蔬菜帮助制服了坏血病,拯敕了数千名海员的生命。如今,这些布尔人的后裔占居住南非的 300 万欧洲人的五分之二。他们组成了唯一约、持续至今的荷兰语言和荷兰文化的海外核心。

荷兰的衰落

18 世纪时,荷兰在经济发展和海外活动方面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其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英、法两国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针对荷兰人的歧视性法令。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商船队。从 1651 年起批准通过的若干《航海条例》可作为上述立法方面的例子;这些《条例》规定,凡是商品均不许进、出口于任何英国殖民地,除非运送商品的船只是英国船只,即为英国或英国殖民地所制造、拥有并由它们配备至少三分之二的船员的船只。立法之后,英国商船队获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

荷兰人还为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战争—— 1652 至 1674 年因商业纠纷而与英国交战,1667 至 1713 年因路易十四的领土野心而与法国交战——所削弱。荷兰人在这些战争中特别易受到敌人的伤害。他们的商船速度缓慢,实际上无人操纵。他们的正规海军由于他们专注于商船队,通常受忽视。因此,当荷兰船只从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为驶回本国港口而穿越英吉利海峡时,受到两面夹攻,而攻掠它们的英国私掠船,尤其是法国私掠船,则得到绝好的收获。塞廖尔·佩皮斯叙述道,他在一艘被捕获的荷兰的印度贸易船上,发现了一个人在世界上所能见到的处于混乱中的最大量的财富 „„。胡椒通过每个漏缝散落出来。人踩踏在胡椒上,我在没了膝盖的丁香和肉豆蔻中行走,整间整间的房舱都堆得满满的。还有大捆大捆的丝绸和一只只铜板箱,我看见其中有只箱子打开着。”这些劫掠达到很大的规模,使英国人在 1652 年战争开始后的两年里,从荷兰人那里夺得大约 1700 艘商船作为战利品。

《航海条例》以及与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并不能完全说明荷兰衰落的原因。事实上,荷兰的贸易量在 1698 至 1715 年期间达到顶峰,而且,在那些年月里,荷兰商船队的规模仍为英国的两倍,可能等于法国的九倍。但当时,荷兰在全部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正在下降。团此,所出现的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衰落。荷兰人并没有渐渐不行,而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正在迎头赶上。其根本原因在于荷兰人缺乏保持自己原先的扩张速度所需的资源。法国人拥有众多的人口、繁荣的农业和一个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均有出海口的富裕的祖国。英国人也拥有较荷兰人丰富得多的自然资源,并享有海岛位置带来的巨大禆益;地处海岛,使他们无须付出时常遭受入侵的代价。此外,英国人还有其海外殖民地的迅速增长的财富和力量作后盾,而荷兰人仅在南非南端有一小块孤立的殖民地。

归根到底,18 世纪时,荷兰让位于英国和法国,其原因与 20 世纪时英、法两国让位于美国和苏联的原因正相同。

英、法竞争

18 世纪的标志是英国和法国之间争夺殖民地霸权的斗争。这两个国家面对面地在全世界——在北美洲、非洲和印度——竞争。

由于英国人和法国人找不到贵金属,他们只好靠农业、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养活自己。

北美英属殖民地大致可分成三类:主要生产烟草的弗吉尼亚及其紧挨着的邻地;从事捕鱼、伐木、商业和皮毛贸易的新英格兰及其小批小批的不信奉国教的居留地。由于带来极大利润的甘蔗种植园而最受高度评价的英属西印度群岛。总的来说,这些英属殖民地的一个特点是人口稠密,远远多于法属殖民地人口。它们的另一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难驾御。每个殖民地都有一名总督、一个咨询会议和一个法院系统,三者都由英国任命。几乎每个殖民地还有一个民选的立法议会,它通常与委任的官员们不和。

英属殖民地民选的议会狂热地捍卫他们所认为的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东西。他们与伦敦政府最通常的争吵的原因在于,后者坚决认为所有殖民地产品都应用英国船只送往英国。这在皇家官员看来,似乎是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因为他们也给了殖民地用自己产品垄断国内市场的权利。然而,殖民地的商人和种植园主由于不能使用较便宜的荷兰船只、不能将产品输往更有利可图的非英国市场而强烈抗议。

1677 年,即美国革命前一个世纪,马萨诸塞议会公然致函伦敦枢密院说:根据法律学者通常的言论,我们恭顺地认为,英国的法律仅限于四海之内,不施及美洲 „„我们在议会里没有代表,故考虑,我们不该在自己的贸易中受到英国法律的妨碍。

北美法属殖民地因其战略位置而非常出色。最初的法国据点于 1605 年、1608 年及 1642 年分别在阿卡迪亚(即新斯科会)、魁北克及蒙特利尔建立。法国人以圣劳伦斯河流域为开拓殖民地的主要根据地,利用无与伦比的内陆水系向西推进到苏必利尔湖,向南推进至俄亥俄河。1682 年,法国贵族拉萨尔划船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声称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为法国所有,并命名为路易斯安那,以纪念路易十四。因而,法国人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便已侵入北美大陆的中心。

开始时,法国人在土地占有方面占很大优势。他们的探险者最先开辟了这些地区,然后,他们的官员沿着从圣劳伦斯河到路易斯安那的路经修筑了许多堡塞。大西洋沿海的英属殖民地有效地被从圣劳伦斯湾到墨西哥湾的一条巨大的弧形地带所包围。

法国人不仅占有北美洲的制高点,还拥有纪律和团结方面以巨大优势。法属殖民地不存在难驾驭的民选的机构。负责各殖民地防御的总督和处理财政、经济事务的地方行政长官皆由巴黎任命。这种安排较之嘎吱嘎吱响的英国代议制制度更灵敏、更有效。英属殖民地的总督只能请求和怂恿他们的议会采取某种行动步骤;他们几乎不能下命令,尤其是从他们的薪水基金由议会投票决定以后。在法属殖民地,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下命令,而他们的部下则加以执行。

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也是近邻。这地区主要的法属殖民地为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英属殖民地则为牙买加、巴巴多斯和巴哈马群岛。这些殖民地作为同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通商的贸易站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它们最可贵的东西是它们的热带产品——糖、烟草和靛青——这些产品补充了法、英两国的经济。

在非洲,到 18 世纪初,法国人已在马达加斯加岛、戈雷岛和塞内加尔河河口安家,英国人则在冈比亚和黄金海岸落户。非洲沿海的这些殖民点起了经营黄金、象牙、蜂蜡和奴隶交易的贸易站的作用;其中,奴隶占极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西印度群岛产糖殖民地的发展增加了对当地劳动力的需求之后。不过,非洲很少受到 18 世纪英、法竞争的影响。争夺这块大陆的真正的斗争直到 19 和 20 世纪才来临

相形之下,印度与北美洲的那些殖民地相似,是英、法激烈冲突的地区。 17 世纪初,英国人被荷兰人逐出东印度群岛后,便退到印度次大陆。到这一世纪末,他们已在印度营建了四个较大的据点,东海岸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西海岸的苏拉特和孟买

苏拉特是印度最早的英国贸易站,孟买则是葡萄牙公主于 1662 年嫁给查理二世时作为嫁妆带给英国的。1604 年,法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它很快就开始不起作用。它于 1664 年复兴,到这一世纪末,法国人在两个较大的据点——加尔各答附近的金德讷格尔和马德拉斯附近的本地治里——安置下来。

17 世纪时,凡在印度居住、经商的欧洲人都是经强大的莫卧儿皇帝容许后才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不是举止规矩、不是谦卑地请求享有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权,后者原可能会轻易地把他们赶进大海。18 世纪时,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欧洲人从被勉强容忍的、限制在少数沿海前哨基地的外国商人变为逐渐控制印度整片整片地区的爱寻衅的入侵者。

英国的胜利

这两个帝国在 17、18 世纪中的相互争斗以英国的压倒的胜利而告终。一个原团在于,法国更感兴趣的不是海外殖民地,而是欧洲霸权。从 16 世纪起,法国波旁家族就首先全力以赴地侵犯意大利,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普斯堡王室作斗争。路易十四曾有位大臣叫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真正地对发展法国的经济感兴趣,试图鼓励贸易和殖民地拓殖。但是,其有名对手是国防大臣弗朗索斯·卢瓦,他只关心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战役和领土扩张。最后,卢瓦占上风,并在这种情况下,树立起一个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传统。

1758 年,当勇敢的将军蒙卡尔姆派使者到巴黎去说明加拿大危急的军事形势、要求立即予以援助时,他得到的答复是,一个人在住宅着火的情况下,不会试图去救马厩。直到 19 世纪波旁王朝被推翻后,法国才又致力于海外事业和海外扩张。

英国胜利的另一原因是,移居殖民地的英国人较法国人多得多。到 1688 年,集中在大西洋沿海狭窄的山麓地区的英国移民有 30 万,而散居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的法国人仅 2 万。这种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起因于巴黎拒绝让法国新教徒即胡格诺派教徒移居殖民地,而马萨诸塞大部分地区却由因不能遵从圣公会教义而离开英国的不从国教派聚居着

再一重要因素是,法国土壤较英国土壤肥沃。法国的农民群众深深地依恋自己的土地,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收入,无须求助于移居外国。但是,在英国,为了替不断发展的纺织工业生产更多的羊毛、替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更多的粮食,大规模的目地已进行了一些时候。在联成一片的、科学经营的土地上,比在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小而分散的条块式田地上,能更有效地生产羊毛和粮食这些商品。圈地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然而,也意味着社会混乱和不幸。

这正是托马斯·莫尔爵士所谴责的,他愤怒地写道:

其祖国的一种贪婪、不知兄的水老鸦,一种真正的瘟疫,可以绕地一圈,把成千上万英亩土地图进一道栅栏或树篱内,农民们被推出他们自己的 „„他们这些贫穷、单纯、不幸的人,男子、妇女、丈夫、妻子、没有父亲的孩子、寡妇、悲哀的母亲及其幼小的婴儿,不得不用种种方法上路。„„在他们到处游荡、直至精疲力竭时,除了去偷窃,然后被公正地、理所当然地绞死,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呢?要不然,去乞讨。然而那时,他们还将被当作无赖而关进监狱,因为他们四处闲逛、不干活。没有人愿意给他们一份工作,尽管他们从未象现在这样乐于贡献自己。

此外,还有不少英国绅士动身去美洲。他们因不断上涨的物价和固定不变的地租的共同影响而处于困境,于是,去政府部门寻找工作,但是,如果他们恰好是清教徒,寻找工作只能是徒劳无益。实际上,许多清教徒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丢了自己的官职。萨福克的约翰·温思罗普就是典型的一例。他在沃兹法院被撤职后,不再能维持他的庄园、庄园主的住宅、仆人和他已渐渐习惯的生活水平,他便卖掉田产,率领一伙清教徒移民前往马萨诸塞,在那里,他当选为殖民地的总督。

这些因素共同说明了英、法两国移民数量上的巨大差别。对这差别的意义估计再高,也不过分。美国革命爆发时,英属殖民地的人口不少于 200 万,即相当于操英语的世界的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种大规模的殖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 1763 年英国对法国的胜利和 20 年后美利坚共和国对英国的胜利。

英国工业的惊人发展也有助于英国在海外竞争中的成功。英国在 1550 至 1650 年这 100 年中的工业发展只是在 1760 年以后的工业革命期间才被超过。英国工业最初的急速发展之所以会出现,部分地是由于欧洲大陆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这场战争引起了对军需物资的需求。英国人响应这一需求,在由法国、德国及佛兰德的难民和移民引进的许多新技术的帮助下,大大地发展了他们的采矿、冶金和化学工业。

在整个 17 世纪中,从中世纪就已开始的呢绒制造业仍是英国的主要工业和最宝贵的输出品来源。在新工业中,采煤业的发展极其惊人。煤这时已广泛地用作燃料并使用于需要高温的工业如制糖业。煤的产量从 1550 年的 20 万吨左右增长到 1700 年的 300 万吨。这一发展包括了采矿设备和排水机械的改进,这些改进促进了后来蒸汽机的发明。水力也比以前得到更广泛的利用,水击锤已使用于锻工厂。

法国工业在产品数量方面大致和英国不相上下。但是,应记住,法国人口为英国的三倍以上,而且,法国人与生产布匹和金属器具的英国人大不相同,倾向于制造奢侈品。此外,法国的技术进步受到行会系统的妨碍,行会系统在这国家被组织得有条有理,非常强大。

英国繁荣的经济以各种方式促进了英国的海外事业。它为殖民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本;这是一个须考虑到的重要事实,因为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最初需要大量经费。它们和西班牙殖民地不同,出产不了金银,提供不了可利用的土著劳动力。因此,英、法两国的殖民地化的发起人不得不完全用欧洲人的劳动力来移植整块整块的社区。他们必须为这些人提供运输、工具、种子和装备。所有这一切都包括大量的资本支出;通常,资本从伦敦较之从巴黎更有可能随时可得。在英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金钱更多,而且,不是象在法国那样投资于庞大的常备军和精心装饰的宫廷,而是取可得到的、流动的形式。英国的工业也提供了更便宜、更耐用的商品,使英国殖民者和商人胜过他们的法国竞争者。例如,在北美洲,英国皮毛商人能向印第安人提供较为价廉物美的毯子、水壶及火器,以换取后者的毛皮。

英国工业对海军建设有充分准备。这一事实,加之英国统治集团对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英国海军在长长一系列英法战争中占优势的原因。路易十五宣称,“在法国,除行家维尼特的海军外,决不会有别的海军”与这类似的情况,英国历史上是肯定不存在的。英国的海军优势是个决定因素,因为在布雷斯特附近海面上巡航的一支英国分舰队能切断法属殖民地与其母国的联系,使它们无依无靠,这种情况曾一再发生。

英、法两国在殖民地和贸易方面的竞争直到 17 世纪末叶才导致相互开战。那时以前,英国人与荷兰人的矛盾要多得多,他们之间有遍布全球的冲突点——北大西洋的渔业、东方的商站、美洲的殖民地以及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贸易。这些争端促成 1652 至 1674 年的接连三次的英荷战争。其后,当英国人认识到法国人正取代荷兰人、成为他们最可怕的对手时,形势改变了。荷兰资源有限,且已过了其全盛时期;法国却是个远为富饶、人口多得多的国家,而且正在急剧地加紧海外活动。大不列颠的光荣革命(1688 年)也促成了英、法相互间的疏远:它撵走了在英国复辟专制制度和恢复天主教时依靠路易十四的友好帮助的斯图亚特王朝。取代斯图亚特王朝的是荷兰的尼德兰联省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他是个坚定的新教徒,也是路易十四的主敌。因而,威廉三世的继位使英国和荷兰联合反对法国。1689 年,开始了几乎拖延一个世纪、直到 1763 年英国大获全胜为止的接连四次的英法战争。

所有这些战争都有两个方面: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欧洲方面的战争是围绕王朝野心、尤其是法国路易十四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野心进行的。海外方面的战争则起因于各种各样的问题——印度的势力均衡、在美洲的相冲突的领土要求、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条件以及对世界商船航线的控制。由于这些战争的欧洲方面和海外方面的区分极其明显,每次战争都是在欧洲以一名字相称,在美洲以另一名字相称。因此,这些战争载入历史的名字为:奥洛斯堡联盟之战或威廉王之战(1689—1697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或安妮女王之战(1701-1713 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或乔治王之战(1743 一 1748 年),七年战争或法国和印第安人战争(1756-1763 年)。

前三次战争就其海外方面而言,是非决定性的。在欧洲,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路易十四被有力地击败,腓特烈大帝成功地占领了西里西亚地区,使普鲁士迅速跻身于欧洲强国的最前列。但是,在大部分海外战事的发生地美洲,只有孤立的、非决定性的战役。法国人享有大部分印第安部落的支持,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传教士比英国传教士活动力强得多,一方面是由于法国殖民者人数很少,不象无情地向前推进、开始涌满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英国殖民浪潮那样,对印第安人构成巨大威胁。法国人和其印第安盟军一起,屡次掠夺和烧毁英国人的边远村庄。但是,英国人利用其优势的人力和海军力量,进攻易受海路攻击的今新斯科舍和布雷顿角岛境内的法国殖民地。

前三次战争的最后结果是,英国人获得新斯科会、纽芬兰和哈得孙湾地区。但是,这些征服留下一个未解决的基本问题:法国人是否会保持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从而把英国人限制在大西洋沿海地区呢?这问题由第四次战争作最后答复,第四次战争也解决了印度的前途问题。这场重大的战争称为七年战争,因为它在欧洲从 1756 至 1763 年进行了七年。

1749 年,当英国政府向弗吉尼亚和伦敦资本家为拓殖流域地区而组织的俄亥俄公司颁发特许执照时,英属殖民地居民已开始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络绎不绝地进入流域地区。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的年青的弗吉尼亚州人赶紧率兵前往那里增援英国驻军。不幸的是,他到得太晚了,未能提供任何援助,而且,他本人于 1754 年 7 月 4 日被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军击败,不得不撤回到山脉的另一边。

后来成为查塔姆伯爵的皮特,是一个有远见卓识和富有感染力的自信的人。“我相信我能拯救这个国家”,他说,“别的人都不行。”他将财力集中于海军和殖民地,同时资助在欧洲继续作战的同盟者、普鲁士的腓特列。他的战略正如他所说的,是在德意志平原上争取到一个帝国。

皮特的战略取得辉煌的成功。他的得到加强的海军清除了海洋上的法国人,而美洲殖民者则为他的领导所鼓舞,加入英国正规军,组成一支大约 5 万人的军队。按美洲战争的标准,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它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法国堡垒。战争的高潮随围攻魁北克而到来;魁北克是法属加拿大的中心,是由厉害的蒙卡尔姆防守的一个天然大堡垒。直立圣劳伦斯河两岸的峭壁似乎是攻不破的,疾病又削弱了围攻的部队,失败着来无可避免。英军司令官、33 岁的将军詹姆斯·沃尔夫在绝望中决定采取十分冒险的行动。他派 3,600 名士兵在深夜渡河到魁北克城上游一侧的某个地点,在那里登陆,然后沿一条险峻的小道爬过灌木丛和石坡,爬上一块高地即俯瞰魁北克城的著名的亚伯拉罕平民 1759 年 9 月 13 日早晨,决战打响了。沃尔夫和蒙卡尔姆均阵亡,但英国老兵们获胜。几天后,魁北克投降。第二年,蒙特利尔也陷于向前推进的英国人手中。这是美洲法国殖民帝国的结束,因为英国对海洋的控制阻止了巴黎的任何援救。

在印度,英国人亦取得了完满的成功。那里的形势截然不同于美洲,因为英、法两国政府对印度都没有领土野心。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也是如此,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在印度的代理人应绝对地专心于商业。他们仅对利润感兴趣,而且对花费在非商业目标上的每个便士或苏表示不满。然而,与在印度的代理人联络要花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后者常利用这一事实独自行动,使公司卷入印度事务中。后者这样做还因为当时莫卧儿帝国正在崩溃,为扩大个人财源和建立帝国提供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机会。

第一个大规模地干涉印度事务的欧洲人是法属印度总督约瑟·杜布雷。虽然杜布雷减少了由他指挥的法国军队,但他通过以欧洲军事方式操练土著印度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些经过训练的印度军队即印度兵使他能支持对印度各种王位提出要束者,能逐步建立起对他本人感恩图报的土著统治者的庇护制度。

随着英、法之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战争破干 1756 年降临到印度。开始时,由于杜布雷的活动,法国人处于较强大的位置。他们占据较多的领土,拥有大一倍以上的战斗力量,而且还在土著王公中间施加较广泛的政治影响。但最后,英国人赢得压倒的胜利。这里,又是海军优势为决定性因素。英国能从欧洲运来军队、金钱及供应品,同时阻止法国这样做。英国人还得到了罗伯特·克莱武的鼓舞人心的领导。克莱武是一名多年前当职员出身的公司官员,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和领悟印度政治的才能。1756 年,他得知欧洲的战争后,立即向孟加拉进军。在以往靠与欧洲通商致富的印度商人的支持下,克莱武在 1757 年的普拉西战役中打败亲法国的穆斯林统治者,他把自己的傀儡安插在王位上,并为自己和公司勒索了巨额赔款。在战争的剩余阶段中,英国海军使克莱武能随意地将其军队从印度的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同时,还切断了法国各据点之间以及它们与法国之间的联系。1761 年,随着法国交出在本地治里的主要根据地,战争结束。

欧洲的战争一直拖延到 1763 年即交战国缔结巴黎和约时。美洲法属殖民地中,法国仅保有南美洲的圭亚那、纽芬兰沿海的无足轻重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以及包括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在内的西印度群岛的少数岛屿。因此,英国从法国得到了整个圣劳伦斯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区。这些区域几乎杳无人烟,被认为其价值不及盛产蔗糖的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这两个岛已归还法国。实际上,它们是由于西印度群岛的英国种植园主的坚决要求才被归还的;这些种植园主担心法国糖岛的竞争,如果糖岛给包括在英帝国商业结构内的话。

西班牙于战争晚期站在法国这一边参战,因此,被迫将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作为补偿,法国把路易斯安那西部即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给予西班牙。在印度,法国人保有他们在本地治里和其他城市的商业设施——事务所、货栈和码头。但是,他们被禁止修筑防御工事或在印度王公中间寻求政治目标。也就是说,法国人是作为商人而不是作为帝国建立者回到印度的。

就欧洲而论,条约允许普鲁士仍占有西里西亚、成为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对手。然而,对世界历史来说,具有远为重要的意义的是巴黎和约的海外影响。根据和约条款,法国遭到了甚至比荷兰在 17 世纪、西班牙在 16 世纪所蒙受的更为耻辱、更为彻底的失败。西班牙和荷兰虽然威信扫地,但各自仍保有大量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在美洲和菲律宾群岛,荷兰殖民地在东印度群岛,而法国,不仅威信丧尽,还被剥夺了其几乎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第八章 俄国在亚洲的扩张

它由海外殖民取而代之,西欧诸民族把精力集中于开辟和勘探新世界中的新的边远地区。相反,俄国人继续由陆路扩张到从其门阶向外伸展的辽阔的欧洲平原上去。这一巨大的事业迅速地进行了若干世纪,直到 1895 年中亚的最后一个穆斯林汗国被征服为止。因此,疆界在整个俄国历史进程中就象在整个美国历史上那样,是一个主要因素

俄国扩张的地理环境

令人惊愕的面积。确实,俄国与巨大——无限的空间相联系。有句农谚说:“俄国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世界。”这世界包括地球陆地表面的六分之一,比美国、加拿大和中美洲合在一起还大。当夜晚降临到波罗的海海岸的列宁格勒时,在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天正破晓。这两座城市间的距离是 5000 哩,而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间的距离为 3000 哩。在考察俄国向东、美国向西的扩张时,应该记住这一对比。

俄国大片陆地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其惊人的地形上的一致。它在极大程度上是一块平坦的平原区。乌拉尔山脉确以南北方向横亘在这些平原上;通常认为,它把俄国分成不相连的、独特的两部分——欧洲俄国和亚洲俄国。但实情是,乌拉尔山脉只是一道平均高度仅 2,000 呎、狭长的、久经消蚀的山脉,而且,它们逶迤南下到北纬 51 o 处便不再延伸,留下一块伸展到里海的、宽阔平坦的沙漠区为缺口。在这些情况下,整个平原区必须看作是一个地理统一体——欧亚大陆的次大陆。这种地形上的一致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俄国人能如此迅速地扩张到这整个地区、为什么这地区至今仍在莫斯科的控制下。

西起波罗的海、东迄太平洋的整个辽阔的西伯利亚实质上有着同样的大陆性气候:夏季短暂炎热,冬季馒长酷寒。气候的一致和地形的一致一样,促进了俄国向东的扩张,因为边疆开发者在东西 5,000 哩的整个平原区感到同样的安适。但是,边疆开发者发现,中亚沙漠区是陌生、可怕的。他们还发现,这些沙漠被迥然有别于西伯利亚软弱的部落的、军事上强大的穆斯林汗国占据着。结果,俄国人直到他们抵达更北面的太平洋已有 250 年时才控制中亚沙漠地带。

俄国的扩张不仅受到地形和气候的影响,还受到河流系统的影响。由于地形平坦,俄国的河流普遍漫长、宽阔,没有湍流的阻碍。因而,它们作为贸易、殖民和征服的通路和交通工具,是非常宝贵的。此外,它们不仅夏天适于小船航行,冬夭还适于雪橇滑行。

由于整个西伯利亚从巨大的西藏高原往下倾斜,这些河流中的前三条都向北流入北冰洋,而第四条是向东进入太平洋。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的出口在北冰洋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它们的经济效用。然而,事实依旧是,这些河流和它们的许多支流一起,提供了一直伸展到太平洋的一张天然的交通干线网、俄国人一旦越过乌拉尔山脉。用不了做多少搬运工作就能从一条水路转入另一条水路。这样。他们以之字形不断东进,追捕有毛皮的动物。

在这些森林中,俄国人感到非常安适,他们能在始终不失去这种熟悉的保护性覆盖物的情况下穿越整个欧亚大陆。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中的描写“森林是上帝的花园,它不是谁种植起来的,是上帝的风,神圣的呼吸把它吹大的 „„年轻的时候我当船夫,到过日古里地方 „„唉。列克塞,我经历过的事物,你是见不到的了!奥卡河上的大森林,有从卡西莫沃一直到穆洛姆的,也有从伏尔加河对岸一直伸到乌拉尔那么大的,是呀,这一切都是无穷无尽的,神奇的 „„”

俄国的早期扩张

他们从发源地以巨大的弧形成扇状展开,在辽阔平原的召唤下,继续前进到北面的北冰洋沿岸、南面的黑海和东面的乌拉尔山脉及更远的地方。这些早期的俄罗斯殖民者把农业和林业结合起来。农、林业间的比例取决于位置。

主要的耕作方法是在被火清除植被的森林或灌丛地带的灰烬上,或者在偶而寻得的荒凉草原的空地上,进行临时性播种。这些空旷地经过连续几年的种植之后,或者被离弃、回复为荒地,或者作为粗陋的牧场被保留、直至其生产率得到恢复。这种做法使人联想起美洲的边远地区,是原始、浪费的,但关系不大,因为森林无穷尽地连绵不断。

在这些情况下,家宅分散、村落根小,是普遍的规则——没有集中的村庄或城市。当时确已出现的少数城镇是沿主要水路作为贸易中心发展起来的。基辅是这国家的中心,但这国家仍是水路沿岸各公国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基辅本身由于坐落在森林区和大草原的交界处,极易受侵犯。因而,它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对游牧骑兵进行不断的斗争。某些强大的基辅统治者时常能对南抵黑海、西达多淄河的地区宣称自己的权力。但是,这一力量的显示是短暂的;俄罗斯殖民者无法移居到基辅以南和以东 150 哩外的地方,因为游牧民侵略的威胁就象达摩克勒斯剑悬挂在他们头上。

1237 年,剑降临了;蒙古人象横扫大半个欧亚大陆那样扫荡了俄罗斯地区。蒙古人入侵前,基辅被当时的旅行者描绘成是一座有豪华的宫殿、8 个市场和 400 所教堂——包括圣索菲她大教堂——的宏伟的大都会。然而,入侵 8 年后,当方济各会修士乔安尼斯·迪·普兰诺·卡皮尼在去蒙古首都的途中经过基辅时,发现这座昔日的首都只有 200 所住宅,都城四周尸横遍野。

蒙古人继续将其毁灭性的侵略推入中欧,推抵意大利和法国的大门口。然后,他们自动撤退,仅保留了欧洲的俄罗斯地区。他们的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庞大帝国没有作为一个统一体而长久地幸存。它分裂成地区性的几部分,其中所谓的金帐汗国包括了俄罗斯地区。金帐汗国的首都,亦即其后两世纪的俄国首都,是位于今斯大林格勒附近的萨莱。如此,森林和大草原之间的古老斗争随着大草原及其游牧民族的胜利而决定性地解决了。

俄罗斯人这时交出他们在大草原的一些小飞地,撤回到森林深处。在那里,他们只要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纳贡,就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渐渐地,俄罗斯人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坐落在远离危险的大草原的森林区深处的莫斯科公园

“俄罗斯士地的增长”完全改变了俄罗斯人和蒙古人即当时更通常地所称的鞑靼人之间的均势。原先,鞑靼人获胜是因为他们与充满斗争的基辅国家迥然相异,内部团结一致,而且还拥有行动快速的骑兵部队,军事上更先进。然而,到 16 世纪时,俄罗斯人统一在莫斯科之下,而金帐汗国除去在乌拉尔山脉东面的西伯利亚鞑靼人的汗国外,还分裂为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这三个敌对的国家。此外,俄罗斯人的军事技术也正向前发展,因为他们能从西欧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尤其是火枪和火炮方面的巨大进步中得益。1552 年,当伊凡进攻喀山的鞑靼人时,他在火炮方面的优势加之一名丹麦技师在监督用地雷炸毁喀山要塞围墙时所提供的帮助,证明是决定性的。地雷爆炸以后,俄罗斯人成功地迅速攻占要塞,然后占领整个喀山汗国。他们顺伏尔加河而下,扫荡流域地区

俄罗斯人向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的那边进行无限扩张的路敞开了。有些新地区是以武力赢得的,西伯利亚的情况就是如此。这种类型的扩张将在后面两节中予以论述。还有一些地区则是按照欧洲人向美洲印第安人购买曼哈顿岛以及俄亥俄河和其他大河流域的大片土地的方式、通过与土著首领的个人交易获得的。

越过乌拉尔山脉

俄罗斯人的胜利使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不复存在。但是,克里米亚和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鞑靼人仍保持独立,并继续以不断的袭击骚扰俄罗斯殖民者。俄罗斯人在 18 世纪末叶以前,不得不遭受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劫掠。不过,他们能轻易地消灭西伯利亚汗国,并在这样做时,不知不觉地开始向太平洋岸的史诗般的进军

翻越乌拉尔山脉和征服西伯利亚的主要是豪爽能干、称为哥萨克人的边疆开发者。这些人有许多方面与美国西部的边疆开发者相象。他们大多是为了躲避农奴制的束缚而逃离俄国或波兰的从前的农民。他们的避难所是南面荒芜的草原区,他们在那里成为猎人、渔夫和畜牧者。正如美国的边疆开发者变为半印第安人一样,他们变为半鞑靼人。他们热爱自由、崇尚平等,然而,横蛮任性、喜欢抢劫;只要似乎有利可图,他们随时乐意去当土匪和强盗。俄国著名小说家果戈里对哥萨克人的生活方式作了如下生动的描写:

没有一种行业一个哥萨克不懂得:蒸酒、造车、制火药、干铁匠和钳工的活几,此外再加上拚命游荡,象一个俄罗斯人那样地喝酒和酗酒,——这一切都是他能够愉快胜任的。除了认为战时应召是一项义务的登记过的哥萨克之外,需要迫切时,还可以在任何时候募集到一大群一大群的志愿兵,只要副官走过所有村庄和小镇中的市场和广场,站在货车上,扯开噪门喊道:“喂,你们,酿啤酒的人,酿蜜酒的人!你们别再酿啤酒,躺在后灶上,用肥胖的身体去喂苍蝇啦!快去赢得骑士的光荣和荣誉吧。你们,耕田的人,制荞麦的人,牧羊的人,跟娘儿们胡搅的人!你们别再跟着犁走,把黄皮靴踩在泥土里,别再偎在老婆身边;消耗骑士的精力啦!该是去获得哥萨克的光荣的时候了!”于是这些话就象火花落在干燥的木材上。耕田的人折断了犁,酿蜜酒和酿啤酒的人丢掉了桶,砸破了琵琶桶,手艺匠和商人把手艺和店铺都打发到魔鬼那儿去,敲碎了家里的罐子和其他用具,纵身骑上马去。

这种边疆环境的一个典型产物是叶尔马克·齐莫非叶维奇;他是一个顿河哥萨克和一个丹麦女奴的儿子,生着蓝眼睛和红胡子。他 24 岁时,因盗马被判处死刑,所以他逃到伏尔加河,成为河上一伙强盗的首领。他不加区别地劫掠俄国船只和波斯商队,直到政府军队前来围剿。于是,他率领手下那伙人溯伏尔加河逃到上游的支流卡马河。在卡马河流域,有个叫格里戈里·斯特罗加诺夫的富裕商人已于那时以前得到当地大片土地的特许权。斯特罗加诺夫努力开拓自己的领地,可是,来自乌拉尔山脉另一边的游牧民的袭击使他一再受挫。组织这些袭击的是西伯利亚鞑靼人的穆斯林军事首领、双目失明的古楚汗。面临这种困境,斯特罗加诺夫对叶尔马克及其手下人很是欢迎,雇佣他们来保卫拓居地。

叶尔马克凭着征服者的大胆,决定最好的防御是进攻。 1581 年 9 月 1 日,他率 840 人出发,深入古楚汗的本土向他发动进攻。叶尔马克同西班牙征服者一样,享有武器优良的巨大优势。他充分配备了使土著感到恐怖的火枪和火炮。古楚虽然已得到入侵者能指挥雷和闪电刺穿最坚固的钦于甲的情报,但为了挽救其首都锡比尔,仍拚命作战。他聚集起 30 倍于叶尔马克军的兵力,派其儿子马梅特库尔指挥防御。鞑靼人躲在砍倒的树木后面顽强地战斗,用阵雨般的箭抵挡向前推进的俄罗斯人,似乎逐渐占上风。然而,在一个紧要关头,马梅特库尔负伤,鞑靼军处于无首领的境地。双目失明的古楚绝望地南逃,叶尔马克占据了他的首都。俄罗斯人遂将这都城的名字给予乌拉尔山脉东面的整个地区,这地区开始称为锡比尔即英语中的西伯利亚。

叶尔马克把远征的结果报告斯特罗加诺夫,并直接给沙皇伊凡雷帝写信,请求宽恕他过去的罪行。沙皇得知叶尔马克的成就,非常高兴,取消了对他及其手下人的所有判决,而且还示以特殊恩惠,赐予他一张取自自己肩上的昂贵毛皮、两套装饰华丽的盔甲、一只高脚杯和大量金钱,作为礼物。叶尔马克这时显示了一位帝国缔造者的远见,试图与中亚建立商业关系。他派出的使团最远到达古老的布哈拉城。但是,叶尔马克注定不能活着完成其野心勃勃的计划。南方的老古楚一直在煽动凶猛的游牧民反对俄罗斯人。 1584 年 8 月 6 日夜间,他的一支突击部队趁叶尔马克及其同伴在额尔齐斯河岸睡觉之机,向他们发动进攻。叶尔马克为保住性命济死作战,并试图游过河去逃走。据传说,因沙皇赐予他的盔甲过重,他淹死了。

古楚最后也意识到作进一步抵抗无济于事,提出投降。随着他的降服,俄罗斯人挺进西伯利亚的第一阶段结束。通向太平洋岸的路打开了。

征服西伯利亚

叶尔马克在 1581 至 1584 年间出征。当时,沃尔特·雷利爵士也于 1584 年在北卡罗来纳的罗厄诺克岛登陆。到 1637 年,半个世纪内,俄罗斯人已到达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跨越的距离比美国的太平洋岸至大西洋岸间的距离多一半

各土著民族由于人数少、武器差、缺乏团结和组织而处于不利地位。此外,还应考虑到哥萨克的毅力和勇气;他们跟法属加拿大的非法猎取毛皮者一样,在荒原忍受了极大的困苦和危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可概括为一个词——“毛皮”。黑貂皮引诱他们从一条河流经过陆上搬运继续前进到新的河流、如此地不断东进。哥萨克一边椎进,一边修筑象美洲边远地区的碉堡那样的设防据点或要塞,来保护他们之间的交通。

至此,俄罗斯人未曾遇到任何能阻挡他们的力量。然而,当他们从伊尔库茨克向前推进、抵达阿穆尔河流域时,他们不仅仅遇着对手,他们碰到了当时正臻于鼎盛的强大的中国帝国的前哨基地。饥饿驱使俄罗斯人来到阿穆尔河流域。严寒的北方出产的是毛皮而非粮食,而欧洲俄国的谷仓则好比是在另一行星上。因此,俄罗斯人怀着希望、向南折到阿穆尔河流域;据土著传说,那里土壤肥沃、长着金黄色的谷物,是一块极好的地方。

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以后年代中发展起来的贸易是由商队从事的,它包括了黄金和毛皮;俄罗斯人用黄金和毛皮交换茶叶。正是从中国人那里,俄罗斯人获得了日后成为其民族饮料的东西。俄罗斯人很快就成为甚至比英国人更爱喝茶的人。

以后 170 年中,俄罗斯人一直遵守条约规定,停留在阿穆尔河流域以外的地区。他们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又继续南进;那时,他们比在瓦西里·波雅尔科夫的时代时强大得多,而中国人则相对地衰弱了。

西伯利亚的行政管理和发展

负责西伯利亚事务的政府机关乃西伯利亚管理局;它先设在莫斯科,在彼得大帝于 1703 年把首都转移到圣彼得堡后,它也迁往那里。行政中心在托博尔斯克,它在那里一直保持到 1763 年。那年,叶卡捷琳娜大帝把西伯刘亚划分为其行政中心分别设在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的两个地区。这一措施之所以成为必需,是因为贴近祖国的西伯利亚西部地区比遥远的东部地区发展得快。

整个 17 世纪中,皮毛贸易一直支配着西伯利亚,而且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它对法属殖民地的支配。政府是主要的皮毛商;实际上,毛皮是政府最重要的岁入来源之一。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毛皮:它向土著收取毛皮形式的贡物即税,向俄罗斯的设陷井捕兽者和商人征收 10 %的以最好的毛皮缴纳的税;另外,它还保留了购买土著和俄罗斯人所获得的最好的毛皮的权利。此外,政府还对毛皮方面的对外贸易实行有利的垄断。关于 17 世纪中叶从西伯利亚毛皮中得到的岁入的估计数,从占国家总收入的 7%到 30%不等;较低的数字可能更接近事实。有位研究这问题的最杰出的学者下结论说,“政府从皮毛贸易中支付掉在西伯利亚的行政开支后,保有大量盈余,并使国家增加了一块巨大的地区”。

俄国扩张对西伯利亚诸部落的影响同美国扩张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影响一样,是灾难性的。由于官员的晋升受到他们所收集的毛皮数量的影响,土著的福利得不到基本的关心。它抑制了俄国东正教会的传教洁动。因为皈依东正教者无须缴纳贡物,所以,传教工作作为国家金库负担不起的一种奢侈品而被长久地中止。结果,伊斯兰教在森林区南部边缘的诸鞑靼民族中间广泛地传播,佛教的喇嘛教在蒙古的布里亚特人中间也同样如此。

18 世纪,在叶尼塞河以西地区,商人和设陷井捕兽者开始让位于永久的殖民者。有些殖民者是囚犯,他们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就象西欧国家的囚犯被船装运到美洲、澳大利亚和法属西印度群岛一样。这些囚犯大多是冷酷的罪犯;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政治犯,他们组成社会中最有知识、最有教养的一些阶层。还有些殖民者是应官方之召、不得不去的。欧洲俄国各地区每年都须为拓殖西伯利亚提供一定数目的农民。这些人享有某些免税权和国家的帮助,因而能在新环境中开始生活。西伯利亚大部分永久的移民既不是囚犯,也不是被强迫去的殖民者,而是为了逃避债权人、兵役、宗教迫害、尤其是农奴制的束缚而自愿移居那里的农民。

农奴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行使职能所必不可少的那些贵族的需求,才发展起来的。但是,贵族并不迁移到西伯利亚,因为西伯利亚不具备可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媲美的吸引力。因此,西伯利亚避免了贵族,从而,也避免了农奴制。政府法令的确规定,逃跑的农效应送还给他们的主人。然而,西伯利亚地方当局对需要获得移民这一点的印象比对需要实施法律这一点的印象更深,常常庇护逃亡者。

事实是,西伯利亚的气候条件更类似于加拿大的气候条件。到 1914 年,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大致相同——加拿大 800 万人、西伯利亚 900 万人,并不是偶然的,而美国,面积小于加拿大或西伯利亚,其人口至 1914 年却已增长到 1 亿。

征服乌克兰

从伊凡雷帝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 250 年,是黑海以北乌克兰草原上发生杀戮和混乱的年代。乌克兰是一块荒芜的无主地区;俄罗斯人、波兰人、哥萨克人和鞑靼人在那里打打停停地交战,并不时地改变彼此间的种种联合。鞑靼人的频繁的袭击特别具有破坏性,它们实际上是猎取奴隶的远征。鞑靼人“象骑在灵玃身上的猴子那样”伏身在马背上,沿着三条主要的小道行进,深深地侵入莫斯科中心地,去搜寻强壮的男人、妇女和孩子。研究俄国历史的英国权威人士伯纳德·佩尔斯爵士生动地描写了这种由鞑靼人带来的灾难的性质:

每年,鞑靼人涌出他们在克里米亚的要塞,穿过四哩宽的彼列科普地峡,去袭击和劫掠俄国。他们有 3 万名精选出来的骑兵,他们的步兵因得到来自东面另一由鞑靼人聚居的整个地区的增援,多达 12 万人,有对增达 20 万人。„鞑靼人在作战期间,靠马奶和干面包过活。他们的马背上备有筐,用来装绑架来的俄罗斯小孩,特别是女孩。他们随身携带长皮条,用来拖拉俄罗斯男俘虏跟他们一起行进。他们在卡法的市场上向小亚细亚各地区、非洲甚至欧洲的某些地区出卖这些人。这些奴隶有好几十万。约翰(令人畏惧者)统治时期,鞑靼人在对莫斯科的一次袭击中,带走了 13 万名俘虏。有位犹太商人坐在彼列科普地峡的入口,看到有这么多的人经过,不禁问道:留在俄国的人是否更多?

1571 年,鞑靼人烧毁了莫斯科本身。但是,1591 年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成功地渡过莫斯科前面的奥卡河,而且渐渐地,他们远远侵入北方的次数愈来愈少。不过,数百人一伙的小队人马还是继续骚扰俄罗斯农民,他们悄悄溜入他们看出有良机的地方,然后带着劫来的人迅速地撤走。

终于,叶卡捷琳娜大帝能从俄国边上除去鞑靼人这根刺。她所以能在其如此多的前任失败过的地方取得成功,一个因素是,波兰和土耳其这两个以往一向与俄国争夺对乌克兰的所有权的强国迅速衰落了,而俄国,一方面由于其惊人的领土扩张,一方面由于其强固的中央集权制政府,正在稳步地变得更加强大起来。女皇与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分别缔结协约;这些协约使她能在不和欧洲任何主要强国发生纠葛的情况下,放手进行对土耳其的战争。叶卡捷琳娜还具有选拔第一流的顾问和将军的才能。最杰出的是亚历山德·苏沃洛夫将军,他是一位敌得上拿破仑的军事天才,是执行叶卡捷琳娜的政策的无与伦比的工具。此外,在从彼得大带发动战争以来的 80 年中,俄国农民谨慎、耐心地把他们的拓居界线向南推进,因此,苏沃洛夫得到了一个比彼得所曾有过的更坚固的作战基地。

叶卡捷琳娜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发动了两次战争使俄国有效地控制了克里米亚半岛。苏沃洛夫的胜利之巨大,已引起一些困难,因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俄国朝地中海的势不可挡的推进惊恐起来。不过,叶卡捷琳娜机敏地利用了法国革命的爆发,她向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统治者指出,巴黎的革命运动比起俄国在近东的扩张,是一个大得多的危险。整个乌克兰这时已在俄国的统治之下,森林终于战胜了大草原。

第九章 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从 1500 至 1763 年的近代初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较关键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地理大发现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性阶段的来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欧洲人凭借他们在海外活动中的领导能力,上升到世界首位。

新的全球性视野

但是,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大半未探明 ; 澳大利亚虽然其西海岸已被荷兰航海者发现,但整体上几乎尚未为人们所了解。同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内地基本上仍是块空白;中亚的情况也一样,13 世纪马可·波罗的叙述仍是关于中亚的知识的主要来源。总的来说,欧洲人在直至 1763 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已获得有关世界大部分海岸线的知识。

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欧洲人全球殖民,各地种族成分发生变化。印第安人被灾难性的灭绝。征服期间遭受的有形损失、文化模式的破坏、征服引起的心理创伤、强迫劳动的负担、酒精和新疾病的传入——所有这些因素多式多样地结合起来,使各地的印第安人大批死亡。一个世纪内,土著居民的总人口似乎已下降 90%至 95%。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加勒比海岛屿和热带沿海区的土著,他们在大约 30 年时间里完全从那里消失。

如今,居住美洲的是多数的白种人与明显少数的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黑白混血儿

取代日渐消失的印第安人的是来自欧洲和非洲的移民浪潮。由此产生的居留地有三种类型。一种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组成;在这些殖民地中,伊比利亚移民组成一个永久居留的贵族阶层,统治高地被征服的印第安人和低地从非洲输入的黑人奴隶。由于欧洲移民中男子比妇女多得多,他们通常娶印第安女子为妻,或者找她们做情妇。于是,出现了混血儿居民;在南北美洲许多地区,他们已开始在人数上超过欧洲人和印第安人。

第二种居留地发展于西印度群岛;在那里,欧洲人——英国人、法国人及西班牙人——也组成一个居留的贵族阶层,不过,所统治的仅仅是从外面输入的黑人劳动力。最初,种植园主雇用来自欧洲的契约雇工为他们经营烟草、靛篮和棉花种植园。但是,由于 17 世纪中叶他们转向蔗糖生产,需要的劳动力便要多得多,遂从非洲运进奴隶。

南北美洲的第三种居留地见于大西洋沿海一带。那些地方的土著印第安人或者人数太少,或者非常难驾御,无法作为充足的劳动力来源,而且,除了南部的殖民地外,那一带的作物也不成为输入黑人劳动力的根据。在这些情况下,英国和法国移民自己开垦土地,当农夫、渔民或商人,靠自己的劳动过活,发展起完全以欧洲人为其成分的社会。

东半球为美洲提供了马牛羊和大麦黑麦小麦燕麦,水果葡萄橄榄树。美洲为世界提供玉米马铃薯番茄鳄梨白薯花生蚕豆南瓜可可树等。除这些粮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还培植了两种主要的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

澳大利亚的情况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澳大利亚现今是诸如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麦之类初级产品的世界主要输出者,而所有这些农牧产品都来源于从外界移入的物种。盛产橡胶、咖啡、茶叶和烟草的印度尼西亚与盛产蔗糖和菠萝的夏威夷的情况也是如此。

全球性的经济关系

到 18 世纪末叶,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由于新的、体积庞大的必需品的交换而转变为大规模贸易。大西洋贸易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美洲种植园为供应欧洲,先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以后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进口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包括谷物、鱼、布匹和金属产品。它们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繁荣一时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产品给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给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给运到欧洲

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比不上与南北美洲或东欧的贸易,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欧洲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份量轻、颜色鲜明、价格低廉、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们开始被大量进口,因此,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担心为支付外国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的安全——一提出了反对。欧洲组织界为了保证禁止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获得通过,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压力。这些法律并没有被普遍遵守,然而,它们确起了明显地减少与亚洲的贸易量的作用。

限制欧洲与亚洲的贸易的另一原因,在于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就有了;那时,罗马帝国为支付中国丝绸和印度纺织品而耗尽黄金。 16、17 和遇世纪时,情况还是如此,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

事实上,欧洲直到 18 世纪末叶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与亚洲贸易中的这一问题。18 世纪末叶,形势完全改变,因为欧洲能用机器织的廉价纺织品淹没亚洲。

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商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

为参加这新的全球性经济,南北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实行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生利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在此以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动是最低限度的——一年义务劳动 3 至 6 天——因为不存在增加产量的诱因。但是,当面向市场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时,贵族很快作出响应,大幅度地将义务劳动时间增至每周一天,到 16 世纪末,增至每周 6 天。为了保证农民继续承当这强派的劳役,还逐渐通过了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法律。终于,农民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成为没有迁居自由的农奴,遭受贵族的强征勒索。

各大陆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注意到正出现在沿海地区的、固执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数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岛屿大大地感觉到欧洲经济扩张的影响。就整个亚洲而论,亚洲的态度由中国皇帝乾隆在答复 1793 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时作了最好的表达,他说:“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善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奇特、昂贵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您的大使能亲眼看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我根本不看重奇特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贵国的产品。”

全球性的政治关系

在政治领域和在经济领域一样, 1763 年的欧洲正行进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欧亚大陆的一个比较孤立、不重要的半岛。它已在海外和陆上扩张,确立起对比较空寂、军事上软弱的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是,在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欧洲人必须等到 19 世纪时才能宣称他们的统治。

全球性的文化关系

诚然,白人拥有掠夺印第安人和接管整个大陆的人数、组织和力量。但最后,白人发现,他们已不知不觉地在自己的词汇、文学、服装、药物以及他们所种植和消费的作物中接受了当地印第安文化的许多特点。

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普遍信奉的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教义和惯例与印第安人的信仰和习惯的混合物。虽然印第安人已放弃当地诸神的名字,但他们把这些神的特性分派给圣母玛利亚和圣徒们,期望天主教万神殿中的这些偶像能象他们的神那样,治愈疾病、控制天气和使他们免受伤害——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以往这样做过

虽然这一时期中,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印象,但欧洲人却相反,对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他们首先熟悉奥斯曼帝国,他们的反应是尊敬、钦佩和不安。迟至 1634 年即帝国开始衰落后,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国旅行者还下结论说,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伟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在较早的年代里,在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普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见识且观察力敏锐的奥吉尔·吉斯莱恩·德·巴斯贝克也表示过类似的赞美。1555 年,巴斯贝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苏里曼比作雷电——”他猛击、毁坏和消灭一切挡道的东西。”巴斯贝克不仅对奥斯曼帝国的力量,而且对基于严格的人才制度的奥斯曼官僚机构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 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在欧洲人中间的声誉。许多衰败的征兆日益明显起来,其中包括王朝的堕落、行政管理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软弱。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例如,伏尔泰(1694-1778 年)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的墙,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 年)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人间几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受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 „„,从而赢得统治权。”

18 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逝,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比对中国的文化更感兴趣。

正如欧洲人的兴趣在 17 世纪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中国一样,到了 18 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兴趣又转移到希腊,并在较小程度上转移到印度。古典希腊人成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极其喜爱的人.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 年)就象莱布尼茨被中国人迷住那样,着迷于印度哲学。1786 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向孟加拉亚洲学会宣布,”无论梵语多么古旧,它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词汇丰富,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任何一者更优美得多。”

如今 20 世纪,钟摆开始再次摆向地区自治。欧洲用了四个世纪(1500-1900 年)才建立起世界范围的统治。而时间仅过去 40 年,欧洲这种统治就土崩瓦解了,这一瓦解过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加快了步伐。政治瓦解表现为帝国统治的终结。

反对西方的全球统治不足为怪。这种统治是一种历史的偏差,它由错综复杂的特定情况而产生,因而必定是暂时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当前地区自治的力量同样也正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内兴起,一些已沉睡了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民族群体或亚群体现在也活跃起来并要求自治。在美国,存在着少数民族群体,即黑人、操西班牙语者以及美洲土著居民。在邻近的加拿大,法裔魁北克人要求脱离的倾向已威胁到加拿大版图的统一。同样,英国正在对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所谓脱离主义者。法国也正面临着科西嘉、布列塔尼和巴斯克解放阵线的同样的挑战。

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 1763-1914 年

从 1763 至 1914 年的一个半世纪,作为欧洲获得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霸权的时期。到 1914 时,欧洲诸强国已并吞整个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对亚洲的控制;这种控制或者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东南亚,或者是间接的,如在中国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欧洲之所以能进行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是因为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给了欧洲以不可阻挡的推动力和力量。

这些革命有两个特点可以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一个特点是,它们在 1763 年以前就在扎实地进行着。英国内战即政治革命的一个主要阶段发生于 17 世纪 40 年代。科学革命主要发生在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 年)至牛顿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1687 年)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同样,工业革命的根源可在历和 17 世纪中找到;那时,西北欧国家“充满着如系统的机械发明、公司组织以及对金融财团和贸易公司的股票的投机之类真正的资本主义现象”。但是,这些革命的世界性影响都是直到 19 世纪才被充分地感觉到。

另一特点是,它们并不是平行或独立地进行的。它们互相依赖,连续地一者对另一者起作用。牛顿对支配天体运动的若干定律的发现和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对政治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样,近代民族主义若无印刷和电报之类的技术新发明,是完全难以想象的。反之亦然,政治影响了科学,给科学进步以强有力的促进的法国革命就是其中一例。政治还影响了经济,这一点英国制造商约翰·威尔金森讲得很清楚;他直截了当地说,“制造业和商业总是在教会和国王干预最少的地方最繁荣。”

第十章 科学革命

不到 400 年的时间,即大约 6 个平均生命期,把哥白尼的成果与爱因斯坦的成果分隔开来。不过,在这短暂的一段时间内,科学已从少数热心之士的秘密副业发展为也许可恰当称为现代文明的支配力量的东西。今天,科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不断加快的发展速度。1899 年,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出版了一部著作,题名为《奇妙的世纪》。他指的是他所处的 19 世纪;在他看来,19 世纪经历的科学进步较人类先前所有世纪经历的还要多。然而今天,我们又能夸口说,20 世纪上半世纪中所做的科学工作比以往全部历史中所做的还要多。

似乎科学革命甚至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具有更大的意义。农业革命使文明成为可能,但是,一旦前进了这一大步,农业就没再作出进一步的贡献。科学则相反,恰好借助于它的研究法而不断地稳步发展。科学本身包含了无限进步的可能性。

科学革命的根源

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是在西方,哲学家 -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

所有近代以前的社会所取得的进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原因在于,匠人仅仅对制作罐子、建造房屋或制造小船感兴趣,并不为根本的化学原理或机械原理操心。他们对因果现象之间的关系不探究。总之,明确说来,匠人关心的是技术上的实际知识,而不是科学上的潜在原因。

这一点的意义可用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给科学下的定义予以表明;科南特将科学定义为“通过实验和观察发展起来并引起进一步的实验和观察的一系列互相联系的概念系统。”按照科南特的定义,“概念系统”构成科学的基础。显而易见,匠人缺乏“概念系统”。相反,这样的系统历来是哲学家(在近代以前的时代,知识分子通常称为哲学家)所关心的。

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学者和艺术家强烈反对中世纪的整个生活方式,努力创造尽可能与古典时代的生活力式相似的新的生活方式。直接求助于原始资料,亲自掘起雕像、阅读原文。但是,应该强调,文艺复兴还有反科学的另一面,巫术和对魔鬼的研究的复兴就是一个例证

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象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尤其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象在古典时代那样由奴隶经管。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象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距很远。

威廉·哈维(1578-1657 年)之所以能作出关于心脏和血液的运动的伟大发现,是因为他坚决不理睬对体力劳动的这种藐视。数十年间,他一直进行各种艰苦的实验。他切开从大动物到小昆虫的种种生物的动脉和静脉,谨慎、耐心地观察和记录血液的流动和心脏的运动。他还利用新的放大镜来观察蚂蜂、大黄蜂和苍蝇。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伟大的科学倡导者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年)的著作中,有许多地方是借用远航探险作比喻。培根表示自己渴望成为新的知识世界中的哥伦布。穿过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悬岩(旧知识的象征),驶入大西洋,以寻找新的、更有用的知识。事实上,他曾明确地说过,“通过在我们时代已开始习以为常的远距离的航海和旅行,人们已揭露和发现了自然界中许多可使哲学得到新的光亮的事物。”

欧洲的科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同时发生的经济革命。近代初期,西欧的商业和工业有了迅速发展。济上的进步导致技术上的进步;后者转而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受到科学的促进。远洋贸易引起对造船和航海业的巨大需求。为了制造罗盘、地图和仪器,出现了一批新的、有才智的、数学上受过训练的工匠。航海学校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相继开办,天文学由于其明显的实用价值而得到认真的研究。同样,采矿工业的需求引起动力传送和抽机方面的进步。这证明是重新开始关心机械原理和液压原理的起点。同样,冶金业是化学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原因。

这些成就给了科学家即哲学家以自信和信心,使他们坚信自己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驱。

一个世纪后,这种自信已增长到凭直觉兴奋地期待取得人类的未来成就的程度。 1661 年,约瑟夫·格兰德著文先提到“那些杰出的英雄人物”——笛卡尔、伽利略、哈维及其他人,然后开始颇有先见之明地赞美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世界:

要是那些英雄人物如他们愉快地开始工作时那样继续工作下去,他们会用奇迹填满这个世界。因此,我并不怀疑后代将发现眼下仅仅是传说的许多东西在实际现实中得到了证实。也许若干时代以后,前往南部未探明的地带的航行,甚至可能是飞往月球的航空,并不比前往美洲的航海更不可思议。对于跟在我们后面的人们来说,买一对翅膀飞入最遥远的地区,也许同现在买一双长统靴去骑马旅行一样平凡。通过合意的运输工具与东印度群岛那样遥远的地方进行协商,对后世来说,就象用书面通信交换意见对我们来说那样平常。将现在比较荒芜的世界改变为天堂,从新近的农学来看,或许是可期待的。

1662 年,英国有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促进自然知识的伦敦皇家学会”。皇家学会的成员们已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鼓励并协调全国各专业的成果,以搜集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所有地区都忙于并热心于这项工作:我们发现每天交给 [学会] 的许多极好的奇物珍品不仅出自博学的、专门的哲学家之手,而且来源于技工的工场、商人的航海、农民的耕地以及绅士的种种运动、养鱼塘、猎园和花园。„„”

17 世纪的新宇宙

近代科学最主要的进步发生在与地理学和航海术有密切联系的天文学领域,是可理解的。

以拉丁化名字哥白尼闻名于世的伟大的米科技·科泊尼克(1473 一 1543 年)离开自己的祖国波兰前往博洛尼亚上大学。经过 6 年的学习之后,他回到波兰,在教会开始了一种积极的生涯。但是,他还继续分析研究他在意大利时便已从事的天文学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因为当时对设计一种更精确的历法人们普遍感兴趣。他采纳某些古代哲学家认为太阳而非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观念,然后论证这种观念为天体运动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托勒密体系更简单的解释。

约翰·多恩表述了新天文学的这种使人不安、扰乱人心的影响,他写道,“一切都破碎了,一切都失调了。”不过,这一时期中,知识界有两位领袖并没因这种表面上的混乱而心烦意乱。他们是思想谨严的笛卡尔(1596-1650 年)和弗朗西斯·培根;他们指出了科学的潜力,并在上流社会中把科学提高到可与文学相比的地位。他们实质上是预言家和宣传员——他们已看到了这门新学科的前景,把教导世人作为自己的职责。

笛卡尔和培根看问题的方式完全不同。笛卡尔是伟大的数学家,是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卡尔深深地被数学方法的前景吸引住了,以致把数学方法作为其整个哲学的基础。他坚决认为,唯一正确的认识方法是依靠数学上的推理和抽象。在他看来,实验仅仅是演绎推理的辅助手段。他相信,通过清晰的思考,能发现理性上可认识的任何事物。到这一世纪末,笛卡尔的弟子已大量增加,不计其数。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各大学都信奉笛卡尔哲学,侯爵、科学业余爱好者、柯尔贝尔和国王是笛卡尔哲学的信徒。法国将动词‘使成为笛卡尔主义者’变位,欧洲热烈地仿效。”这种普及的意义在于,理性的探究和判断被扩展到各领域。所有的传统和权威都必须接受理性的检查。

相反,培根使用归纳法;归纳法是从事实开始的,然后进行到普遍性的原理。为了获知根本的原因,培根说,我们必须研究关于各种现象的博物学,搜集有关各种现象的一切观察资料,将它们列成表,注意哪些现象是以彼此不同的方式相联系的,然后,仅仅通过机械的排除方法,发现某已知现象的原因。作为对中世纪经院方法的一种补救,培根的成果在思想史上具有最大的价值。不过,应该注意到,科学的发现很少甚至从未用纯粹的培根方法作出过。任何问题都存在着极多的现象,若不借助于靠科学的想象力设想出来的假设,就无法予以成功的研究。搜集事实是为了证明或驳斥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推论,因而,有待检查的事实的数目是易驾驭的。

为了从科学取得最大的好处,培根极力主张创办促进科学研究的学会。早在 1560 年,那不勒斯就已建立自然分泌学院。1603 年,罗马成立林琴科学院 21661 年,佛罗伦萨成立科学分析学院。与此同时,在英国,一个以往以“哲学院”或“无形学院”的名义偶尔举行会晤的科学团体于 1662 年被改组成皇家学会。在法国,一个相应的科学院于 1666 年由路易十四创立;在其他国家,一些相似的学会也相继成立。这些机构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从它们大多很快就发行定期刊物以取代个人之间通信这种较陈旧的方法以后。

科学早期阶段最杰出的人物是牛顿(1642-1727 年),他诞生于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由于出身于英国的世代农家,牛顿克服种种困难才读完剑桥大学;他就读剑桥时,擅长数学。在漫长、忙碌的一生中,他担任过剑桥数学教授、造币厂厂长和皇家学会会长。牛顿的贡献表明他是科学上最伟大的人物,可与欧几里得和爱因斯坦媲美。

在数学上,牛顿创立了微积分学,制定了二项式定理,发展了关于方程式的大部分理论,引进了字母标志。在数学物理学方面,他推导出可借以预测月亮在诸星体中的未来方位的数表——这对航海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一个成就。他创立了流体动力学,其中包括波动传播理论,他还对流体静力学作了许多改进。在光学上,他在了解光束、光的折射及色彩现象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正是在物理学领域,牛顿进行了最有意义的研究。在这方面,他以伽利略的研究为基础,将后者的成果发展到辉煌的顶点。伽利略主要关心的是地球的运动,牛顿则发现了有关宇宙本身的定律。牛顿将这一思想发展成方有引力定律;他在其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 年)——按照其拉丁语的书名,通常称为《原理》——一书中,用大量数据论证了这一定律。根据这一定律,“宇宙中物质的每个粒子都对其他每个粒子有引力;引力与两个粒子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

以上是撕开天空的面纱的一个轰动一时的、革命性的解释。牛顿已发现了一个数学上能证实的根本的宇宙定律;这定律可适用于整个宇宙,也可适用于最微小的物体。实际上,自然界好象是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按照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和计算可予以确定的某些自然法则进行运转。人类的各门知识似乎可缩减为有理性的人所能发现的少数简单的、始终如一的定律。因而,牛顿的物理学的分析方法现今开始不仅被应用于物质世界,而且被应用于思想和知识的整个领域及人类社会。正如伏尔泰所说的,“整个自然界、所有行星竟会服以永恒的法则,而有一种身高 5 呎的小动物竟能不顾这些法则、完全按照自己的怪想随心所欲地行动,这是非常奇异的。”寻找决定人类事务的这些永恒法则,是法国革命之前的所谓启蒙运动的实质。

18 世纪初期的平静

18 世纪初叶,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制定构成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没有作出任何可与 17 世纪时相媲美的科学发现仅是,由于应用以实验为基础进行研究的新方法,科学的某些领域获得了显著成果。

18 世纪初叶,人们对自然界即当时所称的博物学也有着极大的兴趣。自然界几乎被视作神,视作能永远加以研究、能永远给予合乎道德的真实指导的极其重要的东西。博物学热的明显证据见于博物学陈列品,这些陈列品是所有花费得起时间和金钱的人收集来的。他们勤奋地搜集矿物、昆虫、化石及其他物品,并将它们编目。一些海外国家也以其奇特的标本促进了人们在这一方面的兴趣。有些人的收藏品达到巨大的规模,如富裕的汉斯·斯隆爵士(1660—1753 年)的收藏品就是一例,它们构成不列颠博物馆的核心。

化学革命, 1770-1850 年

在 18 世纪的最后 25 年中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对英国和欧洲的经济、最终对世界的经济,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工业革命还影响了科学革命,并转而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不过,应该强调的是,在整个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这种影响几乎只是朝着一个方向——从工业到科学的方向进行。

蒸汽机。 1769 年,詹姆斯·瓦特采用了一个始终保持低温的单独冷凝器,以后不久,又用曲轴将蒸汽机的往复运动变为旋转运动,这样,他利用技术独创性和科学知识的结合,将蒸汽机的效率提高到一个适当的水平。

19 世纪前半世纪中取得进步最多的一门科学是化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化学与组织工业有密切联系,纺织工业在那数十年间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发展。

19 世纪既有拉瓦锡将化学发展为真正的科学,元素周期表,又有有机化学的出现。还有医学如巴斯德发现微生物。

生物学革命, 1850-1914 年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年)因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统治 19 世纪的科学。

当时,进化的思想不但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是突出的。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卡尔·马克思就写道,所有社会制度都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自人类有史以来,一种社会已让位于另一种社会——原始的部落制让位于古代的奴隶制、奴隶制让位封建农奴制、农奴制让位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让位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

地质学也接受地球是逐渐变化的观念。

达尔文就是在这种世界是变化发展的各学科观念中,建立了进化论。

达尔文以其通常的谨慎和不辞劳苦的细心发展这一学说。 1839 年,他开始拟草稿;3 年后,它仍仅仅是一份用铅笔写成的 35 页的提纲。到 1844 年,他已将它扩展成 230 页的论文。那年,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己阅读了大量的农艺和园艺方面的书,从未停止过搜集事实。终于来了一点光明,我几乎确信(和我开始对的看法完全相反)物种并不是(这就象供认一件谋杀罪似的)永远不变的。上帝不让我相信拉马克的一个“进步的趋向”、“源于动物的缓慢的意欲的适应”之类的废话。但是,我得出的结论并非全然不同于他的结论,只是更换的方法完全不同于他的。我想我已发现(这里是推测!)物种微妙地适应各种结局的简单方式。

达尔文的主要论点——他的进化学说——是,处于现在各种不同形式中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而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不同的、变化中的自然结果。达尔文认为,变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选择”。他将这一过程阐释如下:因为所产生的每一物种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的多,遂各生物间便经常不断地发生生存斗争,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在复杂的而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将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

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适应。例如,政治上,这是俾斯麦以血和铁统一德国的时期。他在各国的民族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他们认为在政治活动中和在自然界一样,最强有力者是得胜者,好战的品质决定谁将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获胜。经济生活中,这是自由经营和粗鲁的个人主义的时期。舒适的、心满意足的上、中层阶级激烈反对国家为促进较大的社会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预。他们论证说,他们应得到幸福和成功,因为他们已证明自己较无能的穷人更“适合”,而且,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兼并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 19 世纪后期也是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有人争辩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争辩说,按照世间的成就判断,诸土著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较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

这种将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社会舞台的做法,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从没想到他的研究结果会以这一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说有这种打算了。然而,事实仍然是,它们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在于,它们似乎为当时由于其他缘故而开始支配欧洲的唯物主义即现实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支持。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

18 世纪 80 年代间,生产力确有了惊人的进展,或者,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的发展的起飞”。更明确地说,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极大量地生产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能原有的需妥,而是创造出其自己的需要。

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时间开始

商业革命在好几个重要方面有助于工业革命。

  1. 提供市场
  2. 提供大量市场需求促使工业必须改善技术和组织方式
  3. 所需要的大量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特别是殖民地流入欧洲
  4. 商业革命使追求利润成为社会风气和观念
  5. 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

实际开始的地方

  1. 英国成为世界帝国,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比流入其他任何国家的多。英国的宫廷支出和军费较法国的低,因此,英国征税较少,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较好。
  2. 英国早已拥有领先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英国还率先发展起高炉;这种高炉迥然不同于旧时的熔铁炉,能成批生产铁。 1780 年,英国的铁产量是法国的三分之一,到 1840 年,却是法国的三倍多。法国则更专门地生产其需求量有限且不稳定的奢侈品。
  3. 银行业发展早
  4. 圈地运动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土地

较早时期的圈地是由羊毛价格的上涨促成的,因此,土地多半用于放牧。在较后的时期中,为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粮食的需要变得更为重要,因此,被圈占的土地由人们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这些方法包括用轮作制代替让田地休闲这种浪费土地的旧方法、选育优良种无用科学培育法改良牛的品种以及研制某些农业机械如马拉的耕耘机和自动的播种机。

工业革命:第一阶段, 1770 – 1870 年

工业革命由需求带动大量技术发明。

这种由需要导致发明的模式从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中可清楚地觉察出来。棉纺织工业最先实现机械化,因为英国公众已愈来愈喜爱最初是从印度进口的棉织品。事实上,对棉织品的使用已非常广泛,因此,强大的旧毛纺行业在 1700 年设法通过了禁上进口棉布或棉织品的法律。不过,这条法律并未禁止棉布的制造。这就为当地工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有魄力的中间人很快就完全利用了这一机会。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地加速纺纱和织布,以满足巨大的、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需要。

对动力的需求也促进了 1763 年,瓦特的蒸汽机发明。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增加 —— 这一需要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得到满足。煤炭和铁产量,纺织工业,采矿和冶金又促进了运输工具,铁轨和火车蒸汽轮船的发明。据说,在轨道上,一个妇女或一个孩子能拉一辆载重四分之三吨的货车,一匹马能干 22 匹马在普通的道路上所干的活。

工业革命:第二阶段, 1870 – 1914 年

正是在 1870 年前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发展 —— 科学开始大大地影响工业,大量生产的技术得到了改善和应用。我们在前章中曾提到,科学开始时对工业没什么影响。我们迄今所握到的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冶金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种种发明,极少是由科学家们作出的。相反,它们多半是由响应非凡的经济刺激的、有才能的技工完成的。不过, 1870 年以后,科学开始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渐渐地,它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研究的实验室装备着昂贵的仪器、配备着对指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它们取代了孤独的发明者的阁楼和作坊。

早先,发明是个人对机会作出响应的结果,而如今,发明是事先安排好的,实际上是定制的。

沃尔特 · 李普曼已恰当地将这种新形势描述如下:从最早的时代起,就有机器给发明出来,它们极为重要,如轮子,如帆船,如风车和水车。但是,在近代,人们已发明了作出发明的方法,人们已发现了作出发现的方法。机械的进步不存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为有系统的、渐增的。我们知道,我们将制造出越来越完善的机器;这一点,是以前的人们所未曾认识到的。

  1. 冶金行业,炼钢
  2. 利用电
  3. 使用石油和汽油的内燃机
  4. 石油勘探
  5. 煤焦油提供的大量副产品如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剂,香水,摄影用品和烈性炸药
  6. 德国农业的无机肥和美国大规模农业的农业机械,如联合收割机

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以大量生产的技术的发展为特点。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就象德国在科学领域中领先一样。

美国拥有的某些明显的有利条件可说明它在大量生产方面居首位的原因:巨大的原料宝库;土著和欧洲人的充分的资本供应;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的不断流入;大陆规模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增长的人口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

大量生产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是制造标准的、可互换的零件,然后以最少量的手工劳动把这些零件装配成完整的单位。美国发明家伊莱·惠特尼就是在 19 世纪开始时用这种方法为政府大量制造滑膛枪。他的工厂因建立在这一新原理的基础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许多旅行者的访问。其中有位访问者对惠特尼的这种革命性技术的基本特点作了恰当的描述: “ 他为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制作了一个模子;据说,这些模子被加工得非常精确,以致任何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可适用于其他任何清膛枪。 ” 在惠特尼之后的数十年间,机器被制造得愈来愈精确,因此,有可能生产出不是几乎相同而是完全一样的零件。

第二种方法出现于 20 世纪初,是设计出装配线。亨利 · 福特因为发明了能将汽车零件运送到装配工人所需要的地点的环形传送带,获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

一天,一个汽车底盘给缚在一根钢索上,当绞盘将钢索拖过工厂时, 6 名工人沿钢索进行了一次长 250 呎的历史性旅行;他们边走边拾起沿途的零件,用螺栓使它们在汽车底盘上固定就位。实验做完了,但产生一个困难。上帝造人不象福特制造活塞环那祥精确。装配线对个子矮小的人来说,太高,对身材高大的人来说,太低,结果是劳而无功。

于是,进行更多的实验。先升高装配线,接着又降低装配线,然后试行两条装配线以适合高矮不同的人;先增加装配线的运行速度,再减低装配线的运行速度,然后做各种试验以确定一条装配线上需安置多少人、每道工序应相隔多远、是否要让上螺栓的人再上螺帽、使原先上螺帽的人有时间将螺帽上紧。终于,为每个汽车底盘上的装配而规定的时间从 18 小时 28 分钟缩短到 1 小时 33 分钟,世界有可能得到新的、大量的 T 型汽车;随着工人成为其机器上的更为有效的轮齿,大量生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纯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一规模的大量生产所意味的东西,从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的以下这番无可非议的大话中可觉察出来: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并运到相距 900 哩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 —— 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

工业革命的传播

19 世纪期间,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甚至世界的非欧洲部分。起初,在传播方面存在着各种障碍。英国有条法律禁止出口机械,欧洲大陆的形势也无助于工业化,这尤其是因为行会的力量以及与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相联系的动乱。但是,战争于 1815 年结束,英国的那条法律也于 1825 年被废除。很快,19 世纪 30 年代在英国开始的敷设铁路热影响到欧洲大陆。此外,在这个时候,英国实业家正在积累剩余资本和寻找向大陆投资的机会。

一旦工业革命开始传播,某些因素就决定了传播的方式。自然资源、尤其是钢铁的充分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的流动劳动人口,是非常重要的。

  1. 比利时是欧洲大陆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到 1840 年,即使每年生产 2300 万吨煤,仍然需要大量从英国进口,工业其他部门发展太快
  2. 法国随后。但从未彻底工业化
  3. 德国开始时发展缓慢,但是 1871 年之后,迅猛发展,超过英国

继比利时之后的是法国,不过,由于若干原因,其发展速度要怪得多。法国的煤、铁资源的所在地相隔一定的距离,而且, 1871 年,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德国,进一步削弱了法国的地位。法国工业传统上专门生产极不适合机械化和大量生产的奢侈品。此外,劳动力供应受到限制,因为行会力量很强大,农民们又不愿意离开土地,尤其是在革命期间分配土地之后。不过,工业化确逐渐影响了法国,特别是在法国北部 —— 在阿尔萨斯 -洛林以及里尔、鲁昂和巴黎的周围地区。1914 年,法国并未象比利时、英国或德国那样彻底工业化。

德国的工业化方式截然不同于法国。由于政治上不统一、交通工具不良、行会强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德国开始时发展速度很慢。但是, 1871 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1871 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促成了这一惊人的进步。同时,阿尔萨斯-格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这样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驯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美国,凭借前面提到的独特的有利条件,到 20 世纪初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例如,在钢铁生产方面,1910 年时,美国生产 26512000 公吨钢,而其最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德国则生产 13698000 公吨钢;在煤的生产方面,美国的产量是 61700 万公吨,而居于第二位的大不列颠的产量则为 29200 万公吨。

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对欧洲的一个影响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商业革命造成了商业资本主义;之所以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是因为商业比农业或工业更多地受到了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影响。工业革命在 1770 至 1870 年的第一阶段中造成了工业资本主义。1870 年以后,在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中,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又发生另一变化,这一次是出现了金融资本主义。这种新形式的突出的特点表现在投资银行家方面;
投资银行家开始成为在经济事业中居支配地位的人物。在美国,既有工业资本家福特和安德鲁卡内基,又有银行家 JP 摩根。

  1. 人口爆炸式增长,源于经济和医学的进步
  2. 城市化
  3. 工厂系统代替分散的家庭加工
  4. 贫富差距加大,大多数人遭到剥削,生活水平下降,但仍然大大好于农村生活
  5. 富裕阶级大体上更喜欢维持现状,为什么中产阶级仅仅需要充分的政治改革,以使他们能参加政治生活,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以便在获取工业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较公平的分配。更明确地说,富裕阶级倾向于保守;中产阶级倾向于自由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应该补充说明,这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属于和平的或修正主义的种类范围:虽然工人们对阶级不平等不满,但他们也赞赏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6.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大量剩余资本,致使工业强国进行海外投资。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工业革命在 18 纪世后期和 19 世纪初叶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影响,但我们完全确信,在 19 世纪后半世纪中,生活水平大大上升。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和巨大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一起,渐渐地甚至使西欧的下层阶级也得到了利益。 “ 饥饿的四十年代 ” 中,失业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那时以后,西欧的工人享有普遍的繁荣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表 5 的数字表明,1850 至 1913 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工资几乎增加了 1 倍。

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

一旦个人和民族使关于充分发展的自由的抽象概念进入他们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控制不了的力量。 ——G.W.F. 黑格尔

19 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欧洲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 —— 民众已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

政治革命的格局

政治革命同经济革命一样,分几个阶段发展起来,我们曾提到,经济革命开始于英国,然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后来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政治革命也相同,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标志其开始,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其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它在 19 世纪时影响了整个欧洲。在 20 世纪时则影响了整个世界。

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的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的财富增长、人数增多,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因此,资产阶级与民族君主政体结成了相互有利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够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约束,转而反对起国王。

有自由主义信条的中产阶级转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挑战。随着 18 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住在拥挤的城市中的工人开始日益具有阶级觉悟。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利益与其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的境遇只有通过自己方面的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一种新的思想意识 —— 社会主义。它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挑战,不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还要求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我们将看到,社会主义在 19 世纪后期,成为欧洲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在 20 世纪,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

赋予欧洲政治革命以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信条,而且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阶级、使广大人民群众活跃起来的思想意识。传统上,这些人首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从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

英国革命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是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会获胜。

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绅士们的欢迎。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来切断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机构的广大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海军和实行获得民众赞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斯图亚特王朝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 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 年在位)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于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进行无国会的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利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 “ 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 ” 。

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一于 1640 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理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其中包括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1642 年,在保皇的 “ 骑士党 ” 和清教徒的 “ 圆颅党 ” 之间爆发了战斗。

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 1688 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构成了英国革命。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事。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考虑着两个主要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及财产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面,关于这些事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许多相冲突的观点得到阐述和热烈的辩论。诚然,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官方的、受国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员在担任政府职务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总的讲,当时已确立这一原则:良心的自由应授予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仪式的基督教徒。

关于人权和财产权利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问题甚至比宗教问题更明显地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右翼和左翼两派。分裂是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官员和国会的忽视而逐渐发生的。这些士兵经过四年成功的作战之后,获得了新思想和新观点。他们已在战斗中击败了较优者,作为胜利者,跨进了英国某些最堂皇的大厦。这导致他们对大人物们的权威表示怀疑,并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权威所说的,“简单地说,绘普通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尝尝权力的可能性并说出自己的见解,是英国内战的伟大成就之一,只是这些成就是偶然的。”

普通人确实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提出大量的意见时,普通人除了要求良心的完全自由以外,还要求有一个民主共和国和消除经济上的苦难。这方面表达得较清楚有力的是平均派;平均派是给予一个主要由城市下中层阶级和农村佃户发起的群众运动的一个轻蔑名宇。平均派的首领是约翰·李尔本即“生而自由的约翰”,他的艰苦的一生反映了其追随者所受到的磨炼和他们的抱负

如果国会如此乐于接受人民主权的原则,那么,使国会与平均派对立的争端又是什么呢?回答可以在“人民”一词的定义中找到。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应该参加对下议院议员的选举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国中有着“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即财产所有人,而平均派则坚持认为,“任何出生在英国的男子都应当 „„对议员「国会成员〕的选举有发言权。”

事实上, 17 世纪在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在社会上有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是下中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下中层阶级和佃农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给穷人以丰富的食品,具有小财产所有人阶层的眼光。17 世纪英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了,就象后来 18 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一样。在前后两种情形下,领导者都缺乏获取胜利所必需的人数优势、组织和成熟度。他们的时机到 19 世纪后期才来临;那时,工业革命已培养出极其大量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城市无产阶级又发展起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且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自己的思想意识 —— 社会主义。

启蒙运动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阶段是在 1789 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做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阳光。这种不断的进步是如何保持住的呢?回答简单而又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这种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基本特点。实际上,两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进步和理性。而这些概念的倡导者是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不可将这些哲人误作正式的哲学家,他们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思想家。他们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报刊撰稿人。

这些哲人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象牛顿所证实的那样控制物质世界、也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许多关节嘎嘎作响的法国旧制度,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因而,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的猛击。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于通常称为重商主义这种对经济生活的全面、严格的控制的一种反应。在国家建立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 18 世纪,它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受到专利权、国内税或过多的关税和杂税妨碍的商人们热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号。

自由放任主义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一书中作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乃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 Ecrasez i’infame!”——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这种对不容异说的强烈反对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人们确信不容异说妨碍了科学讨论和得出真理。另一原因是不容异说似乎危及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更准确地说,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相反,他们寻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

多数人是自然神论者,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起作用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论者能同时做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他们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能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特色的东西如圣灵感孕、耶稣的复活、基督的神性和《圣经》中的神的启示。

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用语——“社会契约”。洛克将统治看作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 · 雅克 · 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中的一个协议。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力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

虽然哲人们并未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永远不变的法则,但他们的著作确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的好思考的人们。他们的最大的、直接的成就是说服欧洲的许多君主至少接受他们的某些学说。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论,但是他们已改变了关于其统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权力仍然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但这时已用于为人民谋利。因此,这些统治者被称为仁慈的专制君主。

这些仁慈的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土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 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 年在位)和哈普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 年在位)。开明的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约瑟夫二世在其统治期间由于试图将其帝国改造得与新的原则相一致而弄得筋疲力尽。不过,尽管这些统治者拥有极大的权力,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他们的继承者常常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则毫不退让地反对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美国革命

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茶党案、作为对在波士顿港口的破坏行为的惩罚的强制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们所熟悉的。

1774 年,英国国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商加拿大人规定了一个政府体制,并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边界内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现在的威斯康星州、密执安州、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但是,美利坚殖民者谴责它是为了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挡他们向西扩张的又一道不可容忍法令。

战争的前两年间,法国并没有正式卷入,不过,它把军火源源输送到殖民。1777 年决定性的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利坚人所使用的武器的十分之九都来源于法国。第二年,法国与起义者订立同盟,向英国宣战。荷兰和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而欧洲其他大部分强国则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保护它们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攻击。法国海军和一支拥有 6000 人的法国远征军的援助,大大地有助于乔治·华盛顿所率的军队的胜利,大大地促成了英国最后于 1781 年在约克敦的投降。1783 年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正式承认了美利坚共和国的独立,其边疆以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但是,加拿大仍属于英国。

法国革命

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较美国革命或美国革命显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较早的大变动引起更多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并影响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区。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以往一向蛰伏着的民众的充分觉醒。

为什么这一巨大的变化会发生在法国呢?基本原因存在于以下事实中:启蒙运动的故乡——法国,直到拿破仑登台后才由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统治。因而,法国是一个极其无能且不公正,以致统治机构吱吱嘎嘎地陷于停顿状态的国家。正是这种停顿状态,使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机会成功地夺得政权。

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 16 和 17 世纪期间丢失给王室的政治权力。国王的州长已取代了贵族总督,国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国各级统治权。1787 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占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征收一种统一税时,贵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权力问题作出决定。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制定如此重大的变革。由于金钱的匾乏非常严重,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 1789 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估计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然后,它通过资产阶级阶段和群众性阶段而向左转,直到发生一个使拿破仑执掌政权的反应为止。

经男子普遍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于 1792 年 9 月 21 日召开,在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保卫祖国、反对奥地利-普鲁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革命干劲和民众支持相结合,证明是不可抵抗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被赶出了边境。1793 年,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反对法国的联盟。革命者的反应是进行著名的全民总动员。有位演说家慷慨激昂地演讲道: “ 让每个人都为正在进行中的全国性的军事努力尽一份责任。青年们将战斗,已婚的人将锻造武器 „„ 提供给养,妇女们将为士兵制作衣服 „„ 去医院当护士照料伤员,孩子们将用旧亚麻布制作作绷带用的软麻布 „„ 老人们将被送到公共广场上去激励青年战士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仇恨和共和国的统一。 ” 人民起来保卫祖国。 14 支军队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将领们的指挥下,奔赴战场。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法国平民军队以破竹之势前进。到 1795 年,敌人的联盟已被粉碎。

其时,国民公会愈来愈向左转,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是因为它经男子普选产生,还因为对战争的努力引起了革命热情。到 1793 年 6 月,吉伦特派已由更激进的雅各宾派取代。这时,居支配地位的统治机关是救国委员会。通过一个无情的恐怖时期来镇压反抗。许许多多的人因叛国罪或者仅仅因爱国精神不够而受到指控,并被送上了断头台即当时所称的 “ 国家剃刀 ” 。

但是,恐怖统治失去了控制,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子女”。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中,一个接一个革命领袖继路易和安东内特之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样扰乱人心的是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不断增长。无套裤汉(字义上指缺乏上流社会的短裤的人们)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更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相当于英国革命的平均派,而且他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实行政府对物价和工资的控制和实现一种社会安全制度。这类措施完全超出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努力阻挡革命向左的方向发展。

拿破仑

拿破仑作为在意大利取得辉煌成就的将军而赢得声望,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推翻了督政府。他对法国的 15 年统治有两个特点:国内改革和军事战役。前者巩固了革命成果;后者在邻国激起了二个民族主义反应并最后导致他垮台。

国内政策而论,拿破仑可比得上开明的专制君主。他感兴趣的是技术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虽然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但有效地统治了国家。他把法律编集成典,使行政机关置于中央集权制下,组织国民教育体系,建立法兰西银行,并就法国的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与教皇达成协议。

拿破仑因不断地进行战争而浪费了这种友好亲善。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到 1810 年,他达到成功的顶峰,他已使法国的疆界越过莱茵河伸展到吕贝克、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伸展到罗马。欧洲的其余地区由法国的附属卫星国或盟国组成.只有英国仍保持独立并怀有极大的敌意。

拿破仑在其所有征服地区贯彻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废除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实施其著名的法典。这些改革意味着进步,或至少意味着维新。虽然各地极为不安的既得利益集团反对这些变革,但变革也在许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持。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不仅在他们所居住的一些地区,而且在法国外面赞成这些变革。法国的统治是进步的,但事实仍然是,它乃一种外来统治,在必要的地方,是凭武力强加的。

这些人已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已发展为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运动。这不仅解释了意大利的动乱、西班牙的武装抵抗和德国的日益增强的民族团结,而且也解释了一位意大利爱国者发自内心的话;他在 1814 年写道: “ 我这样说是痛苦的,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意识到我们应向拿破仑表示感激,没有人比我更懂得湿润意大利土壤并使之恢复生气的每一滴慷慨的法国人鲜血的价值,但足,我必须说这样一句真实的话:看到法国人离开是一种巨大的、说不出的欢乐。 ”

民族主义

“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中世纪时,所有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存在于天主教会,存在于拉丁语,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员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知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个发展逐渐更改了忠诚的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民族主义直到 18 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的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中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领袖们为了从欧洲旧政权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象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

民族主义在 1815 年以后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士解决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

  1. 希腊独立
  2. 比利时独立
  3. 意大利独立,称为统一国家
  4. 德国 1871 年建立德意志帝国
  5. 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产生了很多新国家。
  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觉醒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学说在英国革命期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得到贯彻。当时,这些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者无投票权。因而, 17 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增进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自由主义后来发展成民族自由的民族主义和工人阶级自由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多数方面是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因为社会主义提倡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社会管理或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型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马克思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德国犹太人, 24 岁时就当上一家激进报纸的编辑。他在一些国家受到警察的不断迫害之后,终于在伦敦定居下来;在伦敦,他在不列颠博物馆里工作了 30 年,为其划时代的著作《资本论》(1867 年)收集资料。这部著作对后来历史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著作中的三个基本学说是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观念。

第十三章 俄国

俄国同西方的关系通常一直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俄国才能报答西方,先是报答以俄国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后又报答以由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产生的经济计划技术和社会促进手段。

1856 年以前的俄国和欧洲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于公元 9 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余地区有许多联系,不仅有大量贸易,还有王室的姻亲关系。

以后数世纪中,两个决定性的发展结合起来相当有效地孤立了俄罗斯。一个发展是,弗拉基米尔六公在公元 990 年前后决定接受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因为君主坦丁堡的陷落使俄罗斯成为东正教的唯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东正教统治下的俄罗斯只有一个目标 —— 保持不为异教的天主教徒所污染。

切断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的另一发展是 1237 年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只要其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进贡,就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不过,蒙古人的统治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余地区的大部分剩下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断绝在蒙古人统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时到来的。但是,未受损伤的俄罗斯基本上保持不受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东正教的东方没有与伊拉斯谟或文奇酷似的学者,没有与富裕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极相似的家族,也没有与里斯本或安特卫普一模一样的城市。此外,蒙古人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和管理方法为后来的俄国沙是建立半东方的专制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 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西方化的过程。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其巨大的干劲颁布了 3000 多条法令,其中许多法令由他亲手写下,几乎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群群年青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 —— 所有学校都具有实利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计算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还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他对法国文化和英国议会制度没有兴趣,但是,他象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那样在英国和荷兰的造船场场作工,以便了解在他看来对他国家最有用的东西。

他是通过打败瑞典、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打开这一窗户的;在波罗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罗斯的象征,就象莫斯科是旧俄罗斯的象征一样。

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华、引人注目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 年在位)继续下去。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俄罗斯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乐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而自豪,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

俄国和西方之间的这些基本差别的意义在于使俄国思想家们分成了两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西欧派痛惜上述的差别,把它们看作是俄国发展速度较缓慢的一个产物。因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们极力主张其他统治者要和彼得一样为驱使俄国赶上西方而作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定西欧派关于人类文明是统一的基本看法。他们坚持认为,每个国家都体现和表达了其人民的特殊的民族精神,如果试图使一个国家模仿另一国家,必然结果将是矛盾和不一致。他们认为,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进步程度方面的深深的不同点。

俄国和欧洲, 1856-1905 年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争端不是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说服,而是由于迅速发展和扩张的西方社会的不可抵抗的压力,才得到解决。这种压力通过俄国和一些西方强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 年)而得到戏剧性的说明。战争是在俄国的土地 —— 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的,不过,俄国被打败了,不得不接受耻辱的巴黎条约。克里米亚的失败对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他们已很有信心地预言,俄国专制制度的优越性会导致一个可与 1812 年对拿破仑的胜利相媲美的胜利。

西欧派的这一预言证明在每一方面都是正确的。俄国被打败了,这场失败起了暴露旧制度的腐败和落后的作用。俄国的士兵在 1855 年和在 1812 年时一样勇敢地作战。但是,形势令人绝望地对俄国士兵不利:他们所使用的步枪的射程只有西方军队的步枪射程的三分之一。他们只有用帆船来对付英国和法国的汽船。他们没有名符其实的医疗服务或军粮供应服务。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上缺乏铁路,他们不得不用大车来拉军需品,不得不在抵达前线以前步行数百哩。总之,战争失败了,其原因正如西欧派所察觉的, “ 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止不前。 ”西欧派的胜利和普遍意识到的国家改革开始:

  1. 废除农奴制
  2. 俄国工业化加速
  3. 农民要求更多的土地和权力。
  4. 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也要求从国王和旧贵族那里争取更多权力

20 世纪初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逐渐破坏了一个独特的、谐和一致的社会;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和冲突的反响终至成为 1905 年和 1917 年的伟大革命。

1905 年以前的俄国和亚洲 日俄战争

我们将概述俄国在亚洲的政策和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为 1905 年革命准备了舞台。

正如俄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由欧洲的经济、技术优势决定的一样,俄国和亚洲之间的关系由俄国的优势决定。俄国在技术上稳步前进。这种进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 —— 实际上是从西方得到的 —— 不过它足以使俄国人在与东亚的中国人和中亚的穆斯林交往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俄国人继续扩展他们的帝国疆界,直至受到那些技术方面不相上下或占优势的势力的阻挡为止 —— 那些势力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国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国人以及在满洲的日本人。

第一次俄国革命和结果 1905-1914 年

1905 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作出了贡献。关于沙皇的 “ 小父亲 ” 的观念已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政治气候也受到相应的影响.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证明了它们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的价值。

所有的冲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在前线所遭到的灾难性的失败,新的暴风云聚集起来,沙皇政权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因此,1905 年的俄国革命作为震撼世界的 1917 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

第十四章 中东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国的影响,中东诸民族的反应也同样地不同。

奥斯曼帝国在 19 世纪期间包括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诸民族、诸宗教以及种种相冲突的忠诚的一个聚集体。这帝国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种族集团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神权国家被组建起来的。这些居民群 —— 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正教居民群、罗马天主教居民群和犹太居民群 —— 能在他们各自的教会领袖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治。若干世纪以来,各种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和各种基督教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一直以自治的、自给自足的居民群并肩生活在一起。每个居民群只要承认苏丹的权力、向帝国国库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政府。

我们现在将不是整个地考察奥斯曼帝国,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个主要地区——拥有占优势的基督教居民的巴尔干半岛、拥有居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土耳其居民的小亚细亚和拥有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亚细亚以南各行省。最后,我们还将考察波斯王国的某些重要的发展。波斯王国构成近东的一个重要成分,尽管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诸民族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巴尔干的各种民族在人数上大大地超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少数土耳其人。他们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之中,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望反抗,他们给土耳其人所带来的麻烦原可能超过他们实际上带来的。然而,在早期的世纪里,土耳其人在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臣民时并不比统治亚洲的穆斯林臣民时更麻烦。

土耳其征服者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庭皇帝、法兰克贵族、威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税收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土耳其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税收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

然而, 18、19 世纪期间,这种形势急剧地改变了。这一时期中,由于土耳其的势力和实力已衰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和敲诈勒索;这种情况又驱使此时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巴尔干诸民族正受到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起。巴尔干诸民族较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种族集团更早、更深深地受到西方的影响,

  1. 多半是基督徒,更容易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
  2. 与西欧接壤
  3. 西欧对粮食的大量需求促成巴尔干地区的商人和水手还有手工业的成长
  4. 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特别有好感的中产阶级
  5. 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时代变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动性。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景象印象极深。

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觉醒的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他们与西方的交往频繁,他们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荣传统促进了民族自尊心,他们的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民族觉悟。

继希腊人之后的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除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尔维亚新拓展地的促进性影响外,还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暗示了巴尔干其他民族的民族复兴速度较缓慢的原因。

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定居在靠近奥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的坚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罗马尼亚人遭受着巴尔干半岛上独特的尖锐的社会分化之苦,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阶级和无生气的农民群众。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其原始的部落组织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况最坏。

土耳其人

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它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为时晚得多。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和缺乏土著中产阶级。

如果说巴尔干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与西方的一种联结,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相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不仅存在着相互敌视的这一传统,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来讲,由于其宗教信仰的缘故,还存在着一种干自身不利的优越感。以往好几个世纪里,土耳其人一直打败欧洲的基督教势力,胜利地越过多瑙河、将他们的星月旗插到维也纳城墙下。诚然, 17 世纪末叶和 18 世纪时,他们曾在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手上吃败仗。但是,直到 19 世纪末叶以前,他们继续统治着拥有数百万基督教臣民的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其本身的优越、对其宗教信仰的优越、对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是没有疑问的。

土耳其人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农民(他们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会组织中的教师和审判员(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仅仅对保持自己的职位和晋级感兴趣)。

苏丹谢里姆三世的命运明显地说明了改革缺乏群众支持这一点。谢里姆于 1789 年 —— 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负的革命性质而言,这是具有象征性的、合适的一年 —— 登上奥斯曼王位。谢里姆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有必要在帝国中进行改革的苏丹,然而,他是第一个认识到改革措施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苏丹。他最先根据借用西方的东西而不是回到苏里曼一世时代这一点来考虑改革。他的计划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进教育和彻底改造近卫军。

近卫军从切曾是奥斯曼步兵的精锐部队,这时已蜕化成无用的、不顺从的禁卫军。这一点在 18 世纪末叶与俄国交战时变得很明显,那时,近卫军的一些团在前线露面的总共才 5、6 个人。近卫军士兵一见敌人,多半溃散和逃跑,仅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营。过去,有几个苏丹已试图控制或除灭这支有害的军队。

军事、宗教和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有力的结合,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苏丹未能改革近卫军,为什么谢里姆也注定要失败、注定要丧失他的王位和生命。

回顾起来,很清楚,谢里姆试图做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早一个世纪时就已完成的事情。他失败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并不象俄国沙皇那样是一个强有力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然而,他的失败更多的是由于这一事实:近卫军与他们在乌力马委员会、官僚机构和宫廷中的盟友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比彼得所曾面临的任何反对派强大得多的反对集团。此外,谢里姆没有可依靠的中产阶级、群众党或群众运动。

土耳其人同俄国人一样,发现要自我保存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 世纪后半世纪中,西方诸强国为了阻挡俄国对中东的扩张,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但是,军事西方化不仅仅包括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访问。事实证明,要支持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除了必须教授军事科目外,还必须教授欧洲的语言、数学和科学。必须建立医科学校、医院、技术工厂、制造重武器的铸工厂、海军兵工厂和造船厂。而且,被派到国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识。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机构中,军队成为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观点上最西方化的机构。1908 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这一点并不出人意外。

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由法国外交官和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为首的一家欧洲辛迪加经过 10 年的开凿之后,于 1869 年使苏伊士运河通航。这运河的作用是使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的商人路线上。当时,奥斯曼政府正绝望地陷入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债务中。他们于 1854 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 1875 年,他们的债务总数达英币 2 亿镑。他们每年约需英币 1200 万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笔款子等于帝国总岁入的一半多一点。外国势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公用事业。奥斯曼帝国甚至出俄国更多地处于与欧洲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中。

运河、铁路、银行、传教士、学校和报纸构成了一个背景,从而说明了 19 世纪后半世纪在土耳其人中间发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觉醒。他们都曾在西欧生活过,都不仅对西方的物质成就而且对西方的思想和文学印象极深。他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决心消灭他们这时认为是波斯的古典主义的暴政的东西,这种东西以往长期地支配着奥斯曼的语言和文学。他们丢开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词、措词而采用更纯正、更简单的土耳其语。

当流亡的知识分子在巴黎争吵不休时,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军队的领袖们正为打破苏丹对帝国的控制而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他们大多在西方学习过,或者与在帝国国内的西方军事代表团有过交往,因此,他们已开始认识到苏丹的僵硬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是过时的、危险的。他们组织了“奥斯曼自由协会”,总部设在萨洛尼卡。陆军军官是这一团体的骨干,不过,他们得到了其他团体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萨洛尼卡的人数最多、最富裕的犹太人的大力援助。

但后来,奥斯曼帝国陷入到各个政治势力敌对,各地基督教徒民族觉醒和要求独立,对外不断作战的绝望境地。

显而易见,土耳其人为适应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证明是异常无效的。因为宗教传统和历史传统,他们比俄国人更不受西方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最后更易受到西方的攻击。他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因此。他们的军队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导者外,还一直依赖于西方的武器。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诸强国的相冲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力量。它的幸存不应掩盖以下事实:这帝国仅仅经西方的勉强同意才生存下来,它在政治团结、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方面们毫无希望地不如西方。

阿拉伯人

阿拉伯诸民族同巴尔干基督教徒一样,受到奥斯曼的统治达四个世纪。他们并不象巴尔干基督教徒那样认为这种统治是一种沉重的外来枷锁。

首先,早期的奥斯曼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

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样,用西方的神权政治的思想方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进行思考,他们认为土耳其人与其说是外国人,不如说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有一种真正的密切关系。在近代,这种感觉由于欧洲人的侵略性而得到增强;欧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亚和南亚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国。面临如此可怕的威胁,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是保护卷土耳其人虽然在后期变得愈来愈腐败和暴虐,然而仍比异教徒好得多。

拿破仑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还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为天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中东的统治者。他取得的成就很多,都是革命的。他开始兴修近代的灌溉系统;引进棉花的栽培,棉花迅速地成为国家最大的资源;重新开辟亚历山大港;鼓励对外贸易;派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开办各种学校,不过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一所翻译学校,在 1835 至 1848 年间将大约 2000 本欧洲的著作译成阿拉伯语。穆罕默德 · 阿里还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他建立中东第一支新式的陆海军。他甚至勇敢地试图在埃及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工业结构,而且他的确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兴建了大量的工厂。不过,这些企业最后由于国内的不足之处和欧洲诸强国的反对而失败。

这些成就使埃及转变为一个可怕的强国。穆罕默德不太费力地侵占了阿拉伯半岛、苏丹、克里特岛和包括今日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这些征服提出了穆罕默德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名义上的霸王马哈茂德苏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马哈茂德曾试图阻止穆罕默德沿黎凡特海岸扩张,但是,也很快就被决定性地打败了。实际上,只是外国的干涉才阻止了埃及军队开进君士坦丁堡去结束有 50O 年历史的奥斯曼王朝。同样,也正是外国的干涉阻止了穆罕默徳实现他似乎已考虑到的一个备用计划。这一计划是要在小亚细亚以南的奥斯曼地区创立一个阿拉伯帝国。但是,一个控制前往印度的路线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是与英帝国的利益相违背的。

穆罕默德在外力强迫下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属地;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袭的、自主的统治者。诸强国的利益使阿拉伯的统一和独立的实现延迟了一个多世纪。不过,应该指出,即使穆罕默德·阿里被允许实行他的计划,他原本能建立的也只是一个个人的帝国而不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 19 世纪初叶诸阿拉伯民族中间缺乏民族觉悟的观念。

由于拿破仑的远征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极其巨大的努力,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成为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桥头堡。 1870 年以后,包括当时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在内的叙利亚,作为西方影响的一个中心可与埃及相匹敌。一个原因是,叙利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日益繁荣,大量的叙利亚商人去国外从事商业活动,然后对国内的同胞施加同样的催化影响,就象巴尔干商人在早几十年时所做的那样。另一原因是主要由法国耶稣会会士和美国长老会教徒从事的广泛的传教、教育活动。到 1865 年,美国人已创办了叙利亚新教学院,这所学院后来作为贝鲁特美国大学而闻名整个中东。

这种来自外界的刺激导致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开始时的领导人多半是基督教阿拉伯人,因为穆斯林直到较后的年代才进入教会学校。

埃及的欣欣向荣 (包括兴建铁路,扩大亚历山大港,苏伊士运河和近代银行) 把叙利亚商人和受过西方教育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吸引到埃及。后者出版可使埃及人熟悉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的、科学的思潮的报刊杂志。同时,象形文字的解释、博物馆的建立、埃及学的发展,促进了埃及人对埃及古代历史的认识,促使埃及人对埃及的成就感到自豪。

但革命起义都失败,英国占领了埃及。法国控制了北非其他地区。

波斯人

波斯陷入软弱无能、默默无闻的状态,经历了又与土耳其人的衰落相似的衰落。

1887 至 1888 年居留在波斯的一位英国学者

气氛是中世纪的:政治和进步几乎无人提及,谈话多半是围绕神秘主义、玄学和宗教;最热烈争论的政治问题是那些与我们时代第七世纪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有关的问题;官方杂志的偶然出现仅仅唤起人们对外界事务的没精打来的兴趣 „;在基尔曼,每星期一次的邮车维持着与外部世界的通讯。

然而,大约正是在 19 世纪后期的这一时候,波斯开始明显地受到无所不在的西方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根源和性质通常与在土耳其人中间的影响的根源和性质相似。最初是试图借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这转而又需要更大的中央集权和一个新的官僚机构。学生们给派到国外,而种种西方式的新学校在波斯得到建立。渐渐地,出现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物质进步印象很深,希望把西方的制度和习惯做法引进自己的祖国。

先后传来了俄国在满洲遭到失败和俄国内部出现巨大的革命高潮的消息。由于相当数量的波斯学生在俄国的大学里上学、数量大得多的波斯工人受雇于外高加索的油田和工厂,这些富有戏剧性的发展对波斯产生重要的影响。1905 年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在波斯的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反应。

改革者们采取西方的政治策略和口号,不顾一切地努力反抗西方的侵略。但是,他们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一时期中,维持现状的势力太强大了。沙皇时代的俄国国明显的原因而坚决地反对改革者,并坚定地支持波斯国王反对波斯议会。英国有矛盾心理:对温和的改革者有好感,可是,不赞成革命的或反王朝的活动。如果这两个强国互相牵制,改革者原可能有一个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但是,当俄国和英国缔结 1907 年的协议时,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消失了。协议条款之一指定波斯的北部和中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波斯的东南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为中立的缓冲地带

第十五章 印度

早期的印度,稳定停滞,以农村生活为主。甚至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印度村庄在任何基本方面均没有被改变。单个单个的地区遭到蹂躏,但最后,耕种者回来恢复其传统的制度和传统的生活方式。

迟至 1830 年,英国总督查尔斯 · 梅特卡夫还提到并强调了印度村庄的这种永恒的、不可毁灭的特点:

村社是小小的共和国,几乎拥有他们心里想要的一切东西,几乎不依靠任何外交关系而自立。他们似乎在其他东西无法保持原状的地方继续处于原状。一个王朝接着一个王朝崩溃;一场革命接着一场革命发生;印度人、帕坦人、马拉塔人、锡克人、英国人依次成为主人,然而,村社依然如故。在动乱时期,他们武装自己,增强自己的力量;一支敌军穿过乡下乡村社将自己的牛关进围墙,让军队平静地通过;如果掠夺和破坏是对准他们自己、敌方使用的力量又不可抵抗,他们就逃到远处友好的村庄,但是,当风暴过后,他们便回柬重操自己的营生。即使当地连年出现不断的掠夺和残杀,以致村在无法被居住,但每当恢复和平的力量复活时,村民们仍然会回来。一代人也许死亡了,但下一代人会回来。子孙代替他们的前辈,村庄建于原来的地点,住宅造在原来的位置上,同样的土地由那些在村庄人;减少时被赶去的人的后备再占用;将他们赶走不是件小事,因为他们常常会在骚动、动荡的时代里保持自己的阵地,并获得足以成功地反抗掠夺和压迫的力量。

英国的征服

当时的状况

  1. 莫卧儿王朝衰落,地方军阀独立,整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
  2. 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一商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密切关系。这些公司能比较自由地在印度经商
  3. 英国赶走了法国人,并击败了印度周围的小国家
  4. 英国依托印度占领了新加坡,缅甸。
  5. 英国与俄国在波斯阿富汗西藏等地建立保护性的缓冲地带
  6. 法国人正在征服印度支那,东印度群岛在荷兰人的统治下。

富裕的土著商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在莫卧儿官员的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变得愈来愈不安分。正是这些商人中的一个叫活跃的塞斯的人,收买了那些想来该遵照孟加拉的纳瓦布即总督的命令行事的将军的忠心。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 年),这些将军避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失去了 65 人。正如一个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普拉西是“一笔交易,不是一场战斗”。

1857 年印度王公地主的军事暴动

这场起义不是某些印度作家所称的民族运动和独立战争。相反,它主要是为某些心怀不满的王公和地主所利用的一次军事暴动,这些王公和地主的利益受到了英国人的损害。其他集团也是不满的:印度居民中的保守分子受到极大的扰乱,因为当时引进了铁路和电报、开办了西方式学校、某些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了侵略性活动。印度兵即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于长期地在遥远的地区作战并得不到这种服役的额外津贴而不满。

当起义于 1857 年 5 月 10 日开始时,英国人感到很意外,被迫采取守势。但是,起义主要限于北方,并没有扩大到全国。甚至大多数重要的土著之邦仍忠于英国人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援助。因而,大约 4 个月后,英国人能够反攻;到 1858 年 7 月,起义已被镇压。双方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杀许多俘虏,英国人烧毁村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居民。

在镇压起义后一个月时,国会通过了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用君主的统治来代替的“印度法令”。从此以后,统治印度的是一个巨大的统治集团,其基础在印度,其顶点即印度国务大臣在伦敦。印度国务大臣是内阁的一个成员,通常,其同僚们允许他有放手处理的权力。印度的最高级官员是总督,充当君主的直接代表,一般任期为 5 年。总督得到一个 5 人行政会议的帮助;1909 年以前,这 5 个人没有一个是印度人。1919 年以前,这一小而高贵的集团的成员几乎全部是牛津和剑桥的英国毕业生。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的效率反映在以下事实中: 1900 年时,在印度的英国文职行政官员总共有 4000 人,而印度文职行政官员有 500000 人。1910 年时,印度军队由 69000 个英国人和 130000 个印度人组成。应该注意到,英国在印度的地位不仅建立在军队和官僚机构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幸存下来的印度王公的基础上。印度从那时起仍象一条用碎料缝成的褥子:由大约 550 个土著之邦组成,它们和一些英属印度省混合在一起。

英国的影响

  1. 土地制度被破坏,廉价的英国工业制品摧毁了手工业,导致农村的普遍贫穷
  2. 大城市工业发展,铁路港口等发展
  3. 城市中产生了中产阶级
  4. 高等教育由于本土王公和贵族的衰落而失去赞助
  5. 西方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深入到印度的各个角落

印度的民族主义

这在印度是一种新现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统一和地区忠诚,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爱国主义感情。

英国人还由于他们强加于印度半岛的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整个印度首次处于一种统治之下,英国统治下的和乎遍及整块陆地。英国人还用他们的铁路、电报和邮政设施锻造了一种有形的统一。在采用英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之后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语言的统一也同样重要。

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学和政治思想的整个主要部分引入印度,也促进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变得对外来的英国统治不利起来。印度的领袖们不仅运用西方的政治原则,而且运用西方的政治技术。

这第一代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是大不列颠的赞赏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 1890 年以后,这些“温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 年)领导的极端派的挑战。提拉克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战斗者,试图把民族主义事业从上层阶级的运动改变为人民群众的运动。这一点解释了他对印度教的许多社会习俗的武断的支持,他甚至于组织了一个母牛保护会和支持童婚。但同时,他为工人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工会组织的自由、平民军队的创立、普选权以及没有性别差别的自由的义务教育而奋斗。

第二代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可以被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穆斯林称为外国人,并将印度穆斯林排除出政党。后来,随着英国做出一些让步,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平静下来,而且仅限于知识分子中间。

事实仍旧是,它几乎只是律师、记者、教师和商人的中产阶级运动。这些人更熟悉的是约翰 · 斯图尔特 · 穆勒、赫伯特 · 斯宾塞和查尔斯 · 达尔文,而不是他们在乡村的大批大批的同胞的痛苦、不满和愿望。很自然,在民族主义领袖和未受教育的农民之间没有什么友好关系。这一鸿沟继续存在到战后时期才由莫汉达斯 · 甘地越过。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意识到其人民的实质上的宗教观点,他宣传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观念,而是他已给了它们以政治含意的宗教概念

第十六章 中国和日本

欧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印度却非常有效。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唆使其反对北京和东京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而且,由于这两个政府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潜在的第五纵队可让欧洲人利用。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 17 世纪中已被无情地消灭,中日两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也被硬性削减,从而阻止了中、日国内同印度一样的人数颇多的商人阶级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商人同外国公司的联系多于同本国政府的联系。

但到 19 世纪中叶,这一形势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万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这冲击并不象在印度那样势不可挡;在印度,一个被征服的民族几乎没有机会对外国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挑挑拣拣。但是,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以已改变的西方方式重新组织自己。

另一方面,中国太大,太具凝聚力,不可能象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中国的开放

英国之所以能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因为它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诸海洋。英国强行挑起争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不应忘记,英国人到 19 世纪中叶几乎已开始相信有一种在世界各地经商的神圣权力,并认为一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国家自由贸易是不合自然规律、应受谴责的。

1839 年 11 月,战争爆发了。以后的战争过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毫无希望的军事劣势。英国人仅以一支分舰队和数千人便能随意占领一个又一个港口。中国人英勇作战,他们的守卫队常常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但是,英中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大得多。16 至 17 世纪,欧洲的军舰和大炮已得到巨大发展,而中国人的军事技术仍停留在比阿兹特克人的技术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

中国总督林则徐曾试图禁止鸦片流入国内,并顶住了英国人的第一次强攻,但他也认识到外国军事力量的优势。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同英国军舰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断定:“船只、大炮和水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林则徐决不愿意散布这些观点。“我只请你对此保密”,他这样要求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他不愿意公开这些观点,说明他担心这会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敌对反应。

经济影响

在西方列强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败,使中国少数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再次重新考虑他们传统的准则和政策。他们的对策是所谓的“自强”运动。这一词语本身出自儒家经典著作,在 19 世纪 60 年代,用来相通过移植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文明。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领导者这时已准备超越纯军事范畴,广泛地将铁路、轮船航线、机械工厂和应用科学包括在内。用当时一位改革者的话来说,“中国应获得西方在武器和机械方面的优势,但仍保持中国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这一“自治”运动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所基于的基本设想是荒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个不彻底的过程,要么完全照抄,要么全盘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导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学不可能用来维护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这一文明。

社会和文化影响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从军事和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和文化领域。这种扩大反映在中国人选来翻译的西方书籍的类别有了改变。在 1850 年到 1899 年这段时期中,中国人所翻译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在数量上超过了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例为四比一;1902 年到 1904 年的两年中,后者却以二比一的比例超过了前者;而在 1912 年到 1940 年这一时期中,得到翻译的社会科学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比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著作多两倍。

这一兴趣转变的一个原因是 1894-1895 年日本打败了中国,使居统治地位的土大夫阶层的傲慢和自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大规模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入侵。中日战争以后的几年中,这种入侵在各个领域都达到很大的规模,使中国的生存似乎都受到威胁。结果,愈来愈多的中国领导人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大的变革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变革不能仅限于军事和经济方面。此外,西方在渗透过程中创造了有利于变革的力量和条件。

外国商业扩大到中国内地,促进了中国商人阶级的发展,他们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品的销售。早在 1869 年,英国一位官员说道:“由于在语言上占优势、拥有市场、开支较低,中国人几乎垄断了商业经营。”后来,中国制造商开始建造火柴厂、面粉厂、纱厂和纺丝厂。这些新的经济领导人往往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喜欢欧洲的统治,因为这种统治授与外国商业竞争者以特权。但他们也不太喜欢北京反动的帝国朝廷,因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国人,也不去了解现代经济的性质和需要。因此,这些中国商人认为无需忠于北京的满族政权,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认为无需忠于德里的莫卧儿政权一样。结果,正是他们提供了促进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这一运动在动世纪初发展起来。

中国的这一危险形势也影响了居统治地位的士大夫,不过他们是被迫倾向于改良而非倾向于革命。他们由于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传统范围内的改革。”他们仍然认为,改革中国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满足现代的需要。这种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进的广东学者康有为(1858-1927 年),他以其论著《孔子改制考》而震惊同僚。这部反传统观念的著作将孔子描写成人民权利而不是帝国权力的维护者。这种拥护人民权利、提倡人民参政的主张对中国来说是新东西。以柱,西方的民主和民族主义观念在中国显然一向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国强调的是家庭;就更广泛的忠诚而言,它采取“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形式。所谓文化主义,指的是要对本土文化传统有息息相关之感,中国人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付外国野蛮行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

政治影响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国现代化是无效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进行革命; 1911 年爆发了这一革命,它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以共和政体来取代。

袁世凯在耻辱和痛苦中死去。他死后。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1926 年以前,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

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

1911 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 „„而是一代人。

闭关自守的日本

  1. 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佩里的舰队在能看得见首都江户的地方航行;几星期内,全日本便都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
  2. 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挑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
  3. 同中国帝国的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
  4. 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
  5. 日本军人在社会的最高层,而不象中国军人那样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的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

日本的现代化

西方入侵的主要影响是产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由于签定了那些条约,幕府遭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种来自要求履行条约各条款的外国列强;另一种来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萨摩、长州、服前和土佐四潘即通常所称的萨长集团,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 1858 至 1865 年间,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佣者发动了进攻。外国列强对此进行报复,于 1863 年轰炸了鹿儿岛上的萨摩港,于 1864 年轰炸了长州沿岸的防御工事。这一行动给氏族首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时,他们丢开排外主义,企图得到西方的武器装备。两年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权力和封地被剥夺,他们的地位为萨长诸氏族所取代;萨长诸氏族从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正是为这些氏族服务的青年武士们,这时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领导,使日本能成功地实行现代化。

当时,总的知识水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只是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换句话说,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更具鉴别力,更易产生反应。

日本新领导人不赞成这种不加区别地奉承所有西方东西的做法。他们并不对西方文明本身感兴趣,而仅仅对其中增强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组成成分感兴趣。

  1. 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赞成神道教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
  2. 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
  3. 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摹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
  4. 企业建成后,政府通常以极低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各种享有特权的私人行业。少数富贵人家,即通常所称的财阀,正是以这种方式扼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可以补充说一下,这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是从农业中获得的。
  5. 日本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1889 年颁布了宪法。这一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使有权制止这些权利。大体上说,这一宪法里从德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远多于从法国或英国模式中借来的东西。其原因在于:日本同德国一样,当时正处于巩固阶段,因而对增强国家实力比对保护公民自由更感兴趣。
  6. 这一宪法只为日本提供了议会制的门面,同时却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天是崇拜。的确,宪法第一条规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和管辖,”同样第三条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日本的扩张

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一位文职官员表达了如下这一观点:“这就象乘坐三等火车一样;最初这里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当更多的旅客拥进来后,这里就没有位子给他们坐了。假如你在肩肩相擦、用双臂支撑自己时失去了自己的地方,那么,你就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位置。„„必然的逻辑要求人们既要站稳脚跟,又要将双肘伸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空间;如果你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占据这块空间。”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谈判期间。中国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使节伊藤博文之间曾有过以下谈话,伊藤:十年前,我在天津时曾同大人(李鸿章)谈过改革问题,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件事情得到改变或改进呢?为此我深感遗憾。李:先生,当时听你谈论此事,不胜钦佩,而且,我对先生您在日本有力地改变你们的习俗,以致达到现在的水平,也十分羡慕。可是,我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我简直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伊藤:“除对善良的人外,天意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贵国愿意努力行动,上天无疑会帮助资国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上天对地上的人们一视同仁。根本的问题在于每个国家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日本人赢得了对俄国人的胜利,这一胜利甚至比 10 年前他们对中国人的胜利更出人意外。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着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

第十七章 非洲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迟于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与墨西哥和秘鲁拥有金银的情况不同,这里缺乏诱使欧洲人进入内地的可利用的财富。因而,19 世纪末叶以前,除某些沿海地区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不过,在 19 世纪最后 20 年中,欧洲列强却追回了失去的时间,实际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到 1914 年时,非洲诸民族在许多方面已受到欧洲人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比亚洲人所受到的影响还要大,不过,内地的许多村民仍过着基本上未受到欧洲侵略者影响的生活。

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来说,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无需进入内地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尽管奴隶贸易站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奴隶贸易还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贸易始于 1442 年,当时,航海家亨利王子的两位船长将 12 个非洲奴隶带到了里斯本。的确,奴隶制这时在非洲已是一个固定而又普遍存在的制度。战俘被迫成为奴隶,债务人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沦为奴隶。但是,这些奴隶通常被当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他们的身份也不一定世袭。

但在欧洲,奴隶制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并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经济性质的,所以,古典时代,奴隶们被迫在矿井里一直劳动到死。当欧洲人开始大规模投入非洲的奴隶贸易对,种族主义又加强了这种非人格性。也许是出于潜意识的掩饰,他们渐渐地开始鄙视黑人,认为他们是天生低劣的野蛮人,因而命中注定要为他们的白人主子效劳。潜意识的掩饰可能还体现在欧洲人用了教为奴隶贸易所作的辩护中。

由于贸易风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时间短。然而,在这一航行中,奴隶的平均死亡率从 10 %至 55%不等,它取决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的出现次数和奴隶待遇的好环。奴隶的待遇几乎都一样:难以忍受的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和少得可怜的食物。饮食标准为每 24 小时供一次玉米和水。如果奴隶绝食,就会遭到鞭打;若鞭打不奏效,就用通红的烙铁强迫他们进食。由于奴隶通常处在肮脏的环境中,因此,当流行病爆发时,为了防止疾病传播,生病的奴隶便被抛进海里淹死。奴隶不愿忍受痛苦而跳海的事情屡屡发生。的确,这种事在当时非常普遍,因此,不得不在甲板的周围装上网,以防自杀。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全然不顾,继续买卖非洲人达四个世纪之久。由于这样做能获得巨额利润,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换得 20 到 30 英镑。非洲经纪人曾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他们也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建设。

同样,南北非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 18 世纪在英国议会席位中拥有一个重要集团的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另外,欧洲诸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织者还是国内各种酒商和产品制造商,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

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确地评论道:“利益能给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隔膜,即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

奴隶贸易的拥护者除了用经济上的论点外,还用军事上的论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卷入这一贸易的许多船只不仅养活了造船厂,而且为成千上万的水手提供了工作。因此,人们坚持认为任何带头废除奴隶制的国家都将削弱自己,使之不能成为一个海军强国。

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应付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从事废奴运动。 1787 年,他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工业革命的进步援助了这些废奴主义者;它正在使奴隶制过时。因为不断进步的技术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事实上,废奴主义者争辩说奴隶贸易已无效,因而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合法”贸易。1807 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标志着废奴主奖者的首次成功;它规定英国船只不得参与奴隶贸易,并禁止向英国殖民地运送奴隶。1833 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上彻底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 2000 万英镑赔偿费的法令。英国政府进而说服欧洲其他国家以它为榜样,允许英国军舰捕捉挂别国国旗的贩奴船。

有一个时期,英国动用了海军四分之一的力量,即 56 艘船只、9000 名水兵,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逻。20 年中,这些巡逻船俘获了 1000 名奴隶贩子,并释放了他们的奴隶。不用说,仍有许多奴隶贩子为正在南北美洲等待着他们的财富所诱惑,继续滑过这一封锁。直到新大陆各国逐渐废除奴隶制时 —— 海地、美国和巴西分别于 1803 年、1863 年和 1888 年废除奴隶制,古巴大约也在 1888 年废除奴隶制,此后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相继废除奴隶制 —— 这种封锁才有可能获得彻底成功。

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被取缔时,在中非和东非,阿拉伯人仍在继续这一贸易。远在欧洲人出现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开始从事这一贸易,而整个 19 世纪中,甚至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他们还在进行这一贸易。被俘的奴隶或被迫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北非市场,或被带到东非沿岸的港口,再由船运往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即使在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偏僻地区可能还存在着奴隶制;奴隶买卖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在阿拉伯半岛的一些国家中。

非洲探险

废奴运动直接促成了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废奴主义者希望进入许多奴隶被俘的内地,取消奴隶贸易,并试图发展起“合法的”即正规的贸易,以取代奴隶贸易。与此同时,由于对地理学的科学爱好日益增长,欧洲人极其渴望了解未经勘探过的地区。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 19 世纪许多非凡的、引人注目的探险家来到非洲。

对非洲大陆进行系统的探险是始于 1788 年“非洲协会”成立时。这一协会以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 · 班克斯为首,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的事业,探测神秘的地理环境,查明资源,改善这块招致不幸的大陆的条件。”协会首先把注意力放在尼日尔河问题上。到当时为止,这条河仅是个名字。甚至在欧洲人的奴隶贸易开始之前,还流传着许多谣言,说有些传说中的城市就坐落在一条称为尼日尔河的大河两岸。没有人知道这条河发源于何处,流向何方。

为了解开这个谜, 1795 年,协会派苏格兰医生芝戈 · 帕克去探险。协会对尼日尔河的两次探险活动中死亡近百人。这一时期探险者的精神在帕克给家里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反映:

很遗憾,离开冈比亚时十分健康的 45 个欧洲人,现在只剩下 5 个还活着,即 3 个士兵(其中一个人已精神错乱)、海军上尉马丁和我自己。„„我亲爱的朋友安德森先生和斯科特先生都已死了,但是,即使和我一起的所有欧洲人都死去,如果我不能成功地实现这次旅行的目的,我至少也要死在尼日尔河上。

帕克的确死在尼日尔河上,同他 18 岁的、出来寻找父亲的儿子一样。

19 世纪 50 年代,海因里奇 · 巴尔特医生进一步对西非进行了最为全面的探险、这位非凡的日耳曼人访问了苏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然后穿过撒哈拉沙漠,于 1855 年返回英国。巴尔特的旅行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他对其旅行所作的描述也同样出色,因为他全面介绍了他所访问过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历史和民族。

伟大的戴维·利文斯敦的形象远远高出其他所有的探险者。1852 年,利文斯敦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他首先到达大西洋,接着返身横穿非洲大陆,于 1856 年到达印度洋。然后,他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促使整个西方世界关注非洲的历史性演讲。

1857 至 1863 年间,利文斯敦率领一支探险队考察了赞比西河地区;1866 年,他又启程去解决有关尼罗河源头的各种问题。他消失在非洲的丛林中之后,整整五年未向外界传递出消息。最后,《纽约先驱报》派外国著名记者亨利 · M · 斯坦利去寻找利文斯敦。 1871 年,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这是非洲探险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幕。尽管这时的利文斯敦虚弱、憔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只剩下一把骨头”,但他拒绝同斯坦利一起回国。相反,他仍继续探险,直到 1873 年 5 月 1 日他的随从发现他以祈祷的姿势死于他的小屋旁为止。

利文斯敦的品格和一生深深地感动了斯坦利,使他回到非洲,去解决“这位好医生”留下的一些问题。他发现,利文斯敦认为流入尼罗河的卢阿拉巴河其实是刚果河的河源,刚果河向西流进了大西洋。 1877 年 11 月 26 日,在离开桑给巴尔正好 999 天之后,斯坦利到达了位于西海岸的博马。这样,非洲四条大河中的最后一条终于也被人们从源头到出口探索了一遍。

非洲的瓜分

1870 年后,各种因素的结合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改变。这时,殖民地被看作母国的财产,未被占领的、无防御的非洲大陆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渴望争夺的中心。法国经济学家保罗. 勒鲁瓦博吕对这种新殖民主义作了典型的表述,他于 1874 年写道: “ 殖民地化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法国要么成为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要么在一、两个世纪内仍不过是欧洲第二流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差不多同希腊和罗马尼亚在欧洲的地位一样重要。 ”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狡诈的君主,他察觉到了正被探险者开发的内地大高原所提供的良机。在斯坦利于 1876 至 1877 年间考察刚果盆地之后,他立刻看出了这一巨大的中央地区的潜力。其实,斯坦利本人也看到了这一机会,但他未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于是,1878 年,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效劳,第二年回到刚果。1879 年至 1880 年间,斯坦利同酋长们签订了许多条约,将至少 90 万平方哩的土地移交给 “ 国际刚果协会 ” ;“国际刚果协会”是在利奥波德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新组织。这些酋长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接受象征性报偿使意昧着永远失去他们部族的土地。传统上,非洲酋长是受托掌管其人民的土地。他出卖土地就象市长出卖“他的”市政厅一样。然而,这却是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准做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1884 至 1885 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为进一步瓜分非洲领土作出了若干规定。会议同意:任何国家若要兼并土地或建立保护国,应该先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国家;对领土要求的承认必须取决于有效的占领;各种纠纷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会议还承认利奥波斯的“国际刚果协会”对刚果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即“刚果自由邦”的权利。

由于会议对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规达成了协议,整个非洲大陆在不到 20 年中就被瓜分了。在刚果,利奥波德为了消除对其事业可能存在的批评,于 1887 年买下了所有非比利时人的产业。随后,他将面积十倍于比利时的最富有的橡胶产地留作王室领地,以补偿自己的损失。在这里同在刚果其他地区一样,开发天然产物的特别垄断权,包括利用土著劳力的权利,都投给了贸易公司,而利奥波德则是大多数贸易公司的大股东。因此,他的利润既来目特许权获得者付给国家的定期津贴,又来自他们在极为成功的经营中所赚得的红利。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致使刚果人在利奥波德所统治的 1885 至 1908 年间下降了一半(从 2000 万下降到 1000 万)。

如果非洲人生产的橡胶和象牙达不到所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会被断肢或枪杀。断肢就是砍掉一只手或一只脚,或手脚并砍。工头们为了证明他们工作尽职,将一个个装满人手的篮子交给他们的上司。由于气候炎热、潮湿,有时就用烟熏的方法保存这些手。

与此同时,姗姗来迟的意大利人也参加了对非洲领土的争夺。他们设法获得了红海沿岸两个土地荒芜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后来, 1896 年时,他们进行了更大的冒险活动,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征服埃塞俄比亚王国。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并不象非洲大多数地区的人那样是原始的部落民族。他们的国王曼涅里克拥有一支由法国军官训练、用法国武器装备的 80000 人的军队。他能打败 10000 人的意大利小部队,因而他的王国仍不受欧洲人的统治。到 1914 年时,除西海岸的利比亚这个小共和国外,埃塞俄比亚是整个非洲大陆唯一独立的国家。即使是建立于 1882 年、作为获得了自由的美洲黑人的新拓居地的利比里亚(名字取自拉丁语 Liber,意为“自由”),由于财政崩溃和内部混乱,到 1911 年时也已成为实际上的美国保护地。

到 1914 年,法国拥有最多的非洲殖民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法属西非、法属刚果、法属索马里兰、马达加斯加)。英国其次,拥有南非,英属东非,乌干达,索马里兰,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冈比亚,埃及。

欧洲的影响

欧洲不再满足于沿海港口的一船船奴隶。工业化了的西方不再需要奴隶,因为技术已提供了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机械。相反,西方需要非洲内地所发现的原料,因为它现在拥有提取这些原料的技术手段。

欧洲经济影响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是使非洲人卷入世界范围的货币经济中;二是直接或间接池使他们从属于在任何地方都是”老板”的白人。

在非洲本土接受西方教育的非洲人逐渐发展起来,开始对当地传统势力酋长挑战,甚至挑战欧洲官员。促进民族主义觉醒,要求非洲人参与国家管理。1914 年以前,他们并不要求完全的独立,但坚持要更多地参与政治,从而为今天成功的民族主义运动准备了条件。

第十八章 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19 世纪,欧洲对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影响比它对亚洲和非洲的影响深远得多。是彻底的欧化。不仅仅是政治统治或文化渗透。它还包括实际的生物取代即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有形的取代

欧洲移民绝大多数去了南北美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就建立在南北美洲,而且这两块大陆还提供了远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极多的经济机会。不过,自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出现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后,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移民中有为数极多的人定居到北美洲。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殖民于印第安人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印第安人集中在所谓的拉丁美洲。这些土著民族提供了所需的全部劳动,所以,欧洲移居者不再需要从事劳动。因此,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移民大多是士兵、牧师、政府官员和少数必需的工匠。相反,洛朗德河以北的印第安人比较稀少,不能提供劳力资源。因此,大西洋沿岸的英国人和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法国人,无论是砍伐森林、耕作已开垦的土地,还是在沿海水域捕鱼,都得自己去从事。在这种情况下,北美洲需要所能得到的所有移居者,为此,英属北美殖民地向所有种族、各种语言、不同信仰的移民开放。到 1835 年时,中美洲和南美洲仅有 480 万欧洲移居者,而北美洲却有 1380 万。

19 世纪的迁移

19 世纪后半叶。欧洲移民不断增加,1900 至 1910 年间达到顶峰;这 10 年中,每年几乎有 100 万人迁移。

据估计,近 1,000 万奴隶在横穿大西洋的航行中幸存下来,到达新大陆。如今,他们的后代在北美洲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在中美洲占百分之三十,在南美洲占百分之二十一。南非是种族政化的第三个例外;在这里,土著非洲人以大于三比一的比例在数量上超过了白人(不论是布尔人还是英国血统的人)。

在南非,黑人占多数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尽管这一多数从一开始起就享受不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但他们的态度与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南非黑人认为,现在生活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 17500 多万黑人同胞是支持他们的;这些黑人同胞多数已赢得独立。换句话说,他们因生活在一个黑人占压倒之势的大陆上而对黑人充满信心。而南北美洲的黑人和印第安人由于生活在一个白人在人数和力量上都远远超过他们的新世界里,自信心要小得多。

政治上的欧化

欧洲殖民地从一开始起就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多种多样起因于诸母国不同的政治背景。例如,西班牙由马德里朝廷实行专制统治,自然,西班牙殖民地也受到同样方式的统治。派往殖民地的官员实际上具有绝对的权力,因此,殖民者除接受命令外几乎别无他法。殖民者很少被授予行政职务。672 名在拉丁美洲殖民地任职的总督、总司令和地方长官中,只有 18 人是殖民地的长期居民,其余 97.4% 的人都是西班牙的长期居民。

法国殖民地也受到专制统治,因为那里的权力集中在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的手中;总督负责每个殖民地的防御,地方行政长官则处理经济事务。

英国各殖民地都有民选的代议制机构,这反映了母国欣欣向荣的议会制政体。这些代议制机构的确切性质因殖民地不同而多少相异。在弗吉尼亚,移居者早在 1619 年就获准选举地方议会。这一机构的权力日益增长,到美国革命时,它的影响已超过王室总督。在新英格兰,不是个别移居者去荒原冒险,而是成群结队的人迁移到边远地区,建立新的城镇。在那里,他们发展了一种市政际它定期召开“市政会议”,在会议上作出种种决定和选举各种官员。尽管政权的确切形式存在着这些差别,但十三个殖民地都有一个共同点: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而这导致了民选议员和王室官员之间的不断摩擦。1774 年,一位名叫威廉·诺克斯的官员悲哀地将英国殖民地的桀骜不驯同法国殖民地的良好纪律作了对比:

法国殖民地的治理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效仿;他们采您了明智、谨慎的国家所来政的每一项预防措施,以确保良好的秩序和治理;任命总督时给总督以适当的权力,而建立议会不仅是为了维护王室的权利,还为了给总督以帮助。„„由于没有我们的同胞为之得意的民众政府的那些傲慢思想,人民是幸福的。„„如果采纳这样的计划来治理我们的殖民地,我们这个王国也将是幸福的。

拉美独立浪潮

美国 1776 年独立战争也促成了拉丁美洲广泛的反抗。

拉丁美洲人非常熟悉他们所谓的费拉德尔菲亚哲学,正如他们非常熟悉法国哲人的学说一样。所谓的“启蒙运动之舟”横渡大西洋,将法国哲人的著作大批地偷运到美洲。据一位历史学家说,委内瑞拉得到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非常之多,以致 1807 年时,商店将其一页页撕下来用于包装食品。

西班牙的殖民地政策,尤其是经济剥削和缺乏自治,是导致革命的另一个明显的因素。由于权力集中在来自西班牙的官员手中,克里奥尔人(出生于美洲的西班牙人)和梅斯蒂索人(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非常不满。

长年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的战争也促进了革命的思想,因为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欧洲的西班牙被先占领,使西班牙殖民地只好自谋其生。西班牙殖民地不愿意放弃它们所尝到、所享有的新的自由,而且它们还得到了对行将灭亡的西班牙殖民地帝国感兴趣的外国列强的支持。

拿破仑·波拿巴统治西班牙及其长兄约瑟夫登上马德里王位是导致拉丁美洲革命的直接原因。西班牙殖民地居民拒绝承认约瑟夫,声明效忠于彼废黜的斐迪南七世。他们的效忠宣言并没有说服西班牙当局, 1809 年,爱国者和效忠者之间爆发了全面的战争。这场独立战争一直延续到 1825 年;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人提供的帮助对拉丁美洲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象早先法国人的援助对十三个殖民地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样。

南美北部伟大的革命英雄是“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将军。这位卓越的领导人坚持不懈地战斗了 15 年,实际上创立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独立的国家;玻利维亚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南美南部杰出的领导人是乔斯 · 德 · 圣马丁将军。圣马丁于 1816 年解放阿根廷之后,又翻越安第斯山脉 ——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 参加了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运动。

墨西哥的革命始于 1810 年,由克里奥尔牧师曼纽尔 · 伊达尔戈领导,他死后由另一位思想开明的副牧师乔斯 · 玛丽亚 · 莫雷洛斯继续领导。这两位领导人试图把克里奥尔人要求独立的理想同帮助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的社会改革计划结合起来。但克里奥尔人的保守派认为这一计划太激进,他们与保皇派联合起来镇压了 1815 年的起义。后来,这些保守分子担心 1820 年西班牙的自由革命可能危及他们的特权,于是就为脱离母国而活动。一位克里奥尔官员阿古斯丁 · 德 · 伊图尔维德制定了一个联合大多数派别的折衷方案。保是派势力被轻易击败, 1822 年 9 月,国民代表大会宣布墨西哥独立。

事实证明巴西不经过流血就赢得独立是可能的。 1807 — 1808 年法国军队占领葡萄牙之后,国王约翰六世逃离里斯本,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葡萄牙流亡政府。1821 年,约翰返回里斯本,让他的儿子多姆 · 佩德罗暂时负责处理巴西的公共事务。多姆·佩德罗最后决定,不再随他的父亲返回里斯本,并宣布巴西独立。约翰并没有派军队反对他的儿子,而是接受了这一宣言,于是,巴西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样,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从欧洲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只有巴西以北的英、荷、法属圭亚那与诸如牙买加、维尔京群岛和古巴之类的某些加勒比海岛屿例外;牙买加在 1962 年赢得独立之前一直由英国统治;维尔京群岛在 1917 年以前仍在丹麦统治之下。古巴 1898 年以前一直归西班牙统治。

加拿大独立战争

1837 年,英国的两个殖民地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爆发了起义。

这次起义的根源应追溯到 1763 年和 1774 年;1763 年时,英国夺得了圣劳伦斯河两岸的新法兰西殖民地,1774 年时,《魁北克法案》将魁北克边界扩展到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并禁止边疆居民越过阿勒格尼山脉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我们已知道,这一限制导致了 1776 年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然而,极为有悖常理的是,由于这场独立战争,法属加拿大变成了英国领土。

独立战争期间及其之后,成千上万的托利党人 —— 在英帝国中被称为联合帝国的亲英分子 —— 离开居住的地方。他们有些人返回英国,有些人逃往加勒比海各英属岛屿,但许多人则向北进发,进入沿海诸省(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太子岛)和现在属安大略省的荒原。这些亲英分子是加拿大的 “ 清教徒前辈移民 ” 。

按照《魁北克法案》的条款,住在现安大略省的那些亲英分子不享有早先在十三个殖民地中享有的代议制类型的政体,所以,他们很为不满。因此, 1791 年,英国议会通过《宪法法案》,将魁北克分成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并在这两个地区设立了由选举产生的议会。

这时,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间再度发生了早先震撼过十三个殖民地的那种同样的冲突。在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以总督和指定的议会为一方,以民选议会为另一方,两方之间展开了宪法上的斗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滥用官职任命权、控制税收、控制法院系统以及把公有土地仅仅分配给国家教会英国圣公会而不顾卫理公会教派和长老会教派声称他们有更多的成员。

到 1837 年时,事态已陷入严重的僵局,民众领袖(上加拿大的威廉 · 罗耀 · 麦肯齐和下加拿大的路易 · 约瑟夫 · 帕皮诺)决定使用武力。尽管战斗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周围发生,但人民中的大部分仍持消极态度。起义者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其领导人逃往美国。

德拉姆在加拿大只呆了五个月,回国后,他提交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这份报告成为英帝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除了建议两个加拿大再次合并外,他的伟大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允许殖民地实行“责任政府制”的重大建议

德拉姆所说的责任政府制即代议制政体,指的是要让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得到有利于后者的解决。他准备允许殖民地议会拥有与英国议会所亭有的—样多的权力,不过还有某些限制,即:帝国政府将继续控制对外关系、管理贸易、支配公有土地和确定殖民地法规。

在 1839 年这份报告提出时,它还邀到了广泛的抨击,被认为是一份必将削弱英帝国的带有空想的文件。英国政治家试验德拉姆伯爵的新原理。尽管试验进行得谨小慎微,而且是尝试性的,但却立刻在英属北美获得成功。于是,责任政府制被推广到其他殖民地,并带来了同样的好处。

这个观念太新、太激进,不能马上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英国政府的确迅速实行了他的将两个加拿大重新联合起来的建议。1841 年生效的《加拿大法案》规定,加拿大联合议会由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由总督任命,是终生的,下院在相当广泛的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

好几年中,英国政府不愿冒险尝试。 1839 年,殖民大臣约翰 · 罗素伯爵指出了他认为责任政府制不可能实行的原因:“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督在接到女王命令的同时,又得到他的行政议会的劝告,而这两者是完全不相一致的。如果他服从来自英国的命令,立宪责任之类的事就会彻底失败;但是,如果他听从其议会的劝告,他就不再是一位从属的官员,而是一位独立的君主。„„因此,我了解到了采纳 [责任政府制] 原则时所难以逾越的障碍。”罗素伯爵说,摆脱这种僵局的方法是双方“采取明智的节制态度。总督必须只反对议会的极大地影响女五名誉或帝国利益的请求;而为了协调一致,为了虔诚地依附大不列颠的权力,议会必须准备修改它的某些措施”。

加拿大的先例这时却围作使太平洋殖民地轻易获胜的模式。1850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澳大利亚殖民政府法案》,授权各殖民地组成它们自己的议会、确定选举权、修改它们的宪法、规定自己的关税等,但所有这些须经女王批准后才能生效。不过,若依照在加拿大经过试验并得到证实的程序,女王的批准随时可得。同样,在新西兰,1852 年也通过了一项法规:建立六个拥有较大的地方治理权的省份和一个实现地方的种种目的的大议会。四年后,责任政府制在新西兰得到正式批准。

南非殖民地是荷兰人建立的,但到 1814 年时却归英国人统治。荷兰的农场主,即他们自称的布尔人,是一批顽强的、难以对付的家伙,他们要求的仅仅是听任他们在辽阔的内地牧放牲畜,象过去的族长那样统治他们的家族和土著奴隶。金刚石矿的发现激化了英国和布尔人矛盾。1899 年使全面战争爆发。

美利坚合众国

1777 年的《邦联条例》是为管理新的美利坚合众国而准备的第一份文件。它是自由主义者的杰作;自由主义者确信:暴政和中央集权是连在一起不能分离的;民众的自由通过权力分散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因此,十三州邦联的创立者允许中央政府对纯国家事务有管辖权,而将其他所有事务交给各州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 “ 各州保有其主权、自由和独立以及国会召开时十三州邦联设有专门授予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切权力、司法权和权利 ” 。

这一安排并没有给国家政府控制诸州和个人的足够权力。这一点在 1785 至 1787 年的大萧条时期变得很明显;当时,联邦政府发现它几乎束手无策。在有些地区,失业者组织起来,向州首府挺进,通过暴力获得救济(如 1787 年马萨诸塞州的谢司起义)。在其他州,即在下层社会控制州议会的地区,则通过了减轻债务人负担的法律。这些发展使保守的有产业者确信,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制止 “ 暴徒统治 ” 。所有这些就是 1787 年 5 月 25 日在费城独立厅召开制宪会议的背景。

出自宪法大厅的那个文件是为了抑制民众的民主政治而精心拟定的。其主要特点是制订了完善的制约与平衡制度。四个独立的政府机构——众议院、参议院、总统和最高法院——将通过不同的方法被选定,它们的任期各不相同。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受制于以下几种东西;对选举权的限制、两院制、总统否决权和最高法院。两院制规定参议院可以制止过于冲动的众议院;至于总统否决权,国会能以两院三分之二的反对票使之无效;而最高法院则拥有对国会的司法审查权。1788 年秋,选举产生了第一任总统和第一届国会。

直到 1789 年 4 月 30 日,才有足够的国会议员陆陆续续地来到纽约,为总统选举团一致选举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 · 华盛顿举行就职典礼。这些最早的官员面临着许多令人惊愕的问题;没有官僚机构、没有基金和税收制度,没有新政府可以用来作为根据的种种先例。然而,恢复稳定仅花费了短得惊人的时间,联邦政府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华盛顿总统的有力领导、战后数年曾困扰美国的不景气的经济的回升和宪法本身都有助于使制度见效。虽然宪法规定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但同时,它又很有弹性,完全能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人权法案》就是一个较早的例子;它尽管遭到了大多数富人的反对,还是于 1791 年被接受。这一法案阐明了公民的若干权利,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辩护人的权利等。

拉丁美洲

国家时期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与美国的政治发展截然不同。拉丁美洲的趋势是政治分裂而不是政治统一。山脉和密林等障碍将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分隔开来,交通工具的缺乏意味着这些地区同欧洲的联系常常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西班牙统治下的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因助长了分离主义倾向,也促进了分裂。个别领导人宁愿在小国中名声显赫,而不愿在大的联邦中湮没无闻,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也必须予以考虑。于是,西班牙最初的八个殖民地这时变成了至少 18 个独立的国家

长期的不稳定性是国家时期拉丁美洲政治的另一个特征,它表现为政府经常因军事政变而被推翻。相反,美国至今仍保留了 1787 年的宪法,尽管这一宪法经过多次修正。此外,美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政局比较稳定;通常由两个政党在通过正规选举而当选的基础上轮番执政。但是,在拉丁美洲,20 个共和国自独立以来总共采用了 186 部宪法,平均每个国家有 9.3 部。政府的兴起和倒台更是屡屡发生。

据说巴西皇帝多姆 · 佩德罗二世(1831-1889 年在位)在 1876 年参观费城博览会时曾讲过,这里展出的新机器虽然很多,但拉丁美洲每分钟里发生的革命比他在这里所看到的新机器还要多。

不过,几乎所有这些拉丁美洲的“革命”都仅仅是名义上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那种能使制度发生根本变化、能使社会和政治秩序从根本上得到重建的革命。拉丁美洲大多数所谓的“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军事独裁者取代另一个军事独裁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秩序。这种军方对政治事务的干涉,部分地起因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存在的明显的阶级差别和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冷淡态度或抵触情绪,因此,这种干涉使少数富有的地主和高级军官能象做游戏一样地操纵政界。因此,毫不奇怪,秘鲁 80%以上的总统是军人,厄瓜多尔的军校就教导学生: “ 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步是获得共和国总统的职位 ”

经济上的欧化

欧洲诸列强来说,起初他们的经济目的和方法基本相同。它们都信奉使殖民地经济从属于母国经济的重商主义原则。尽管有这一共同的重商主义背景,欧洲各殖民地不久便发展了独特的经济;这些经济不仅不同于欧洲的经济,而且它们彼此间也互不相同。

拉丁美洲

  1. 得到大量的金银和土著劳力 (金银和土著劳力是英属美洲和法属美洲所缺乏的)
  2. 以非洲奴隶劳力为基础的单一经营的种植园的发展
  3. 伊比利亚诸国的经济落后(这种落后还传给了它们的殖民地)

最终结果是,拉丁美洲从未取得格兰德河以北地区所特有的平衡的经济发展,相反,却长期从属于西北欧,后来又从属于美国。

北美

因为那里缺乏土著劳力资源和贵金属。这种情况迫使英国和法国移民自己劳动,根据可得到的自然资源来发展某种可行的经济。

这些规定和限制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证明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法属和英属殖民地有大量的土地可为不满的移民所依靠。这些殖民地不可能象拉丁美洲那样,依靠母国提供封建的“监护征赋制”这种奖品,因为要实行“监护征赋制”,就必须能得到大量的土著劳力。

在土地比劳力充裕这一事实的激励下,英国殖民者制定出自己的经济制度和做法。由于地理环境决定了农业这一型式和农业的成功,大多数人必须致力于农业。

在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南部殖民地,移民们发现这里最好的作物是烟草、稻米和靛蓝。在中部殖民地——宾西法尼亚、新泽西、特拉华——谷类作物生长得很好,因此这个地区很快成为诸殖民地的面包篮。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也曾转向农业,但漫长的冬季和多岩石的土地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此,他们只得从事其他职业,主要是渔业、航运业和制造业。

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比拉丁美洲的经济远为多样化,而且更有生气,因为那里的土著劳工被抑制在仅能勉强生存的水平上,并没有成为当地经济的基础。

正因为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如此生气勃勃,它才同母国发生了纠纷,使英国难以控制十三个殖民地的经济、难以使其从属于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新英格兰的制造业和航运业就同重商主义的法规如《航海法》相抵触; 1763 年取消法属殖民地之后,英国政府开始对违背其法令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为了避免同印第安人发生纠纷,他们禁止移民超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俄亥俄河流域。殖民者一再大声抗议这些限制,最后,他们诉诸武力。美国独立战争不仅是一场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场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

在南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经历了最惊人的经济发展。南北战争本身就促进了工业的大规模扩展;战争结束后,由于西部的开放和横贯大陆的铁路的建成,这一扩展仍在继续。大量的粮食和各种原料通过铁路和轮船运到美国东部和欧洲西部那些正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心。同时,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为美国实业家和农场主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进一步扩大了国内市场。最终结果是美国经济在 19 世纪后半叶以当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突飞猛进:1860 年,美国在世界工业国家中排在第四位,而到 1894 年时却跃居首位。

拉丁美洲经济上的不满除了促成英国殖民地的革命外,还促成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在出生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和出生于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半岛居民)之间存在着冲突;后者在政府职务的任命和得到某些职业的权利方面受到优待。对促进革命同样重要的是限制殖民地与母国的贸易的西班牙重商主义法规。这种法规尤其令人难以忍受,因为西班牙既不能吸收殖民地生产的新原料,又不能象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向殖民地提供所需的价廉物美的制成品。因此,大规模的非法贸易发展起来了。西班牙企图将其贸易限制再强加给它的殖民地,但殖民者终于拿起武器进行反抗。他们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因为如人已同西属美洲建立起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

独立在拉丁美洲并没有象在美国那样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拉丁美洲的经济仍由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所控制;矿山、种植场和种植园是由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的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提供劳动的。由于缺乏资本、缺乏技术、缺乏健全的社会经济结构,独立的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中仍处于停滞的状态。拉丁美洲已进入世界经济之中,而这是它以前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这一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是片面的、不健康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只在一、两种商品方面发展迅速,而其他经济仍停滞不前。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劳资关系的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实际上仍未改变,因此,大部分人继续当散工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外国经济渗透并控制了大多数有利可图的企业,

英属殖民地经济上的不满促成了 1837 年加拿大大起义的爆发;促成起义的一个明显因素是人民大众对女王保留地和教士保留地的愤慨,因为这两者各占去该殖民地全部土地的七分之一。留出这大片大片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支付政府和已确立的英国国教的费用。人们对此极为不满,因为它们阻碍了殖民地的发展,因为只有少数人依附拥有基金的教会。

英国自治领同拉丁美洲一样,英国自治领的经济发展速度也落后于美国。这倒不是因为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而是因为自然资源不如美国。例如,加拿大确实拥有丰富的资源,但直到 20 世纪中叶,当航空运输使这些资源能接近时,当美国较易得到的资源已耗尽时,它们才得到有益的利用。而在 19 世纪,加拿大无法与其繁荣的邻国竞争。贫瘠的劳伦琴高原是殖民地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加拿大没有与土地肥沃的中西部地区、盛产棉花的南部地区和工业发达的东部地区极相似的地区;而这三个地区各自都能补充和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相反,加拿大移居者所面对的是西边 1,500 哩的青苔沼泽地和北边的北极荒地,这使他们除了穿过边界进入美国各州外别无他法;他们成群结队地拥进了美国。美国的吸引力非常之大,以致在 1881-1891 年的十年中,有 100 多万加拿大人穿过边界进入了美国,尽管当时加拿大的总人口还不到 500 万。据估计,50 年前在加拿大结婚的年轻人,其后代今天有一半生活在美国。

至 1914 年为止的国家时期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经济上欧化的结果。正是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欧洲对独立国家的贡献同对仍与母国保持关系的自治领的贡献一样大。英国的资产阶级为建造加拿大的横穿大陆的铁路和发展南非的矿业提供资金,这也许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没插英国国旗的国家,英国的资本和商业也同样非常活跃。例如,十三个殖民地在赢得独立之后,同英国的贸易不是下降,而是急剧上升。

在正规的文学艺术这一更为高深奥妙的领域里, 19 世纪的美国人显然感到自己不如同时代的欧洲人 —— 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美国人忙于制服荒原,根本无暇假装斯文和讲究美学。此外,清教徒的传统认为,辛勤劳动和拯救灵魂比艺术修养价值更大。 1835 年,法国旅行者亚历克西斯 · 德 · 托克维尔写道: “ 除了星期回去做礼拜外,将一周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挣钱上的人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招待喜剧女神。 ”迟至 1820 年,美国还至少有 80%的书籍是从英国引进的,到 1830 年时,这个数字仍高达 70%。就欧洲知识分子来说,美国文化是不存在的。英国评论家西德尼·史密斯的态度颇有代表性,他于 1820 年反问道:“在全球各地,有谁读过一本美国的书,看过一场美国的戏,见过一幅美国的画或一尊美国的塑像呢?”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渐渐为美国人自己所容纳。亨利 · 亚当斯写道:“纵观一生,人们已看到,美国人在文学上总是向欧洲人屈膝。”

因此, 19 世纪的美国人认真地努力模仿欧洲的文化。他们前往伦敦、巴黎、维也纳和罗马求学,建造希腊式圣堂作为公共建筑物和教堂,引进欧洲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帮助建立歌剧院和管弦乐团。有些富豪巨头派代理人到欧洲去购买 “ 18 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作品 ” 。有些人甚至购买城堡,将城堡的石头一块一块拆下来,然后在美国重新建造起来。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些努力并没有给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仍轻视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一个“正在衰弱、被人唾弃、爱猜测、善算计、好打赌、喜殴打奴隶、爱浅斟慢饮的民族”。

美国的文化较之拉丁美洲的文化更少受到土著印第安人的影响,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印第安人人数较少,也较落后。然而,印第安人的影响也不可全然忽视:25 个州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英语中现在至少有 300 个印第安语词汇;印第安人的许多发明,包括鹿皮靴、独木舟、平底雪橇和雪鞋,都得到了普遍的利用。

生活在一个必须不断地劳动,以便首先建立殖民地,然后征服整个大陆的国度里,这种人自然会认为勤劳光荣、懒惰可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表达了这种民族感情,他说:“我觉得那些不劳动的家伙很可怜——无论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哪一端。”英国的《名人录》列举了名人的种种嗜好,而美国的《名人录》却没有;这一事实也是颇说明问题的。

美国人相信社会平等,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他们还相信社会的可变动性。他们认为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好,坚决主张所有的人都应通过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靠阶级出身来自由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反映了美国人的农场和边疆背景的是,美国人是积习很深的修补匠,经常从事小装置的发明,以加快其所须完成的工作的速度。 19 世纪中叶一位观察家评论说:“除美国人外,有谁发明过挤奶机、搅蛋机或擦皮靴、磨刀、削苹果和能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而这些事情自远古以来其他人一直是用十个指头做的。”

在论及自己的未来时,这种“崭新的人”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事物进程的必然性。那位注意到了美国人在机械上的独创性的观察家还写道:“美国人十分自信,认为只要能找到对症的药物,任何弊病都可医治;他们看不出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努力去找到医治生活中所有弊病的种种药物。”这种乐观主义常常用自我吹嘘的民族之爱来表达。由于生活在资源极为丰富、机会完全均等的国境里,美国人发现,赞美未来,并仿佛它已实现似的谈论未来,是件很自然的事。

在正规的文学艺术这一更为高深奥妙的领域里, 19 世纪的美国人显然感到自己不如同时代的欧洲人 —— 这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的。美国人忙于制服荒原,根本无暇假装斯文和讲究美学。此外,清教徒的传统认为,辛勤劳动和拯救灵魂比艺术修养价值更大。 1835 年,法国旅行者亚历克西斯 · 德 · 托克维尔写道: “ 除了星期回去做礼拜外,将一周中的每一天都花在挣钱上的人们,没有什么可用来招待喜剧女神。 ”

将近 19 世纪末时,这种态度开始有一些明显的转变。“随着欧洲一切的衰弱,随着封建文化最后一点残余的消失”,瓦尔特·惠特曼和马克·吐温,尤其是马克·吐温,成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作家,他们的风格“既是当地的、西方的,又是北美大陆的”。

然而,欧洲的监护仍难以动摇。19 世纪末,亨利·卡博特·洛奇仍能这样写道:“美国人开始文字生涯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封是一个英国人,以便得到认可,并不是得到英国人的认可,而是得到本国人的认可。 ”

拉丁美洲文化

虽然拉丁美洲的文化基本上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文化,但印第安人的影响仍然很大、很普遍,尤其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在总人口中占很大比例。这一影响(见第九章第五节)在烹任、服装、建筑材料和宗教习俗方面至今仍能觉察出来。

拉丁美洲由于运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在种植园里从事劳动的奴隶,因此,它的文化还含有相当大的非洲成分。这种非洲的影响在大多数奴隶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区最为强烈,不过,有关这种影响的种种例子,尤其是音乐方面的例子,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也能看到;在这里,黑人贡献了传统的鼓乐。

英国自治领文化

加拿大文化的发展决定于两个压倒一切的因素: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法商加拿大人集团和地理上与美国的接近。由于这一庞大的法商加拿大人少数派的存在,加拿大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从铸币、纸币、政府公告以及由国家分配的商品的刻印文字上可了解到这一情况。更重要的是法商加拿大人的观点和民族作用。从十分现实的意义上说,他们是一个没有母国的民族。 1763 年法国放弃加拿大之后,他们在其最强大的天主教会的教导下背弃共和主义的、非宗教的法国,并对他们认为是操英语的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商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东西加以蔑视。因而,他们的主要愿望是不受干涉,在新教徒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大陆上保持自己的特点。

对加拿大来说,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南方大国的势不可挡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的影响不仅如前所述导致了加拿大人力的大批外流,而且决定性地导致了加拿大人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形成。一般的加拿大人早晨通常由美国制造的闹钟叫醒,然后用美国生产的牙膏和牙刷刷牙,用美国生产的刮胡膏和剃刀刮胡子。他在晨报上看到的新闻有四分之一是谈美国的事情。他将驾驶美国汽车去上班;走进办公楼中的美式电梯;整天使用大多由美国制造的办公设备工作。回家后,他很可能收听、收看美国广播或电视节目,阅读美国小说或杂志,也可能驱车到附近的电影院去看美国电影,如此来结束这一天。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加拿大文化就是南方文化的直接翻版。例如,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运动的形式、广告和推销术、法律实施以及法庭程序之间几乎就不存在相似之处。不过,加拿大有位著名的记者已下结论说:“加拿大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国家。 1949 年,加拿大政府任命了“国家艺术、文学和科学发展国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包括下面这段话:

美国对加拿大人生活的影响至少可以说给人以深刻印象。不应该有任何这样的想法:干涉所有加拿大人接受美国影响的自由。文化交流本身是极好的。它们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刺激了生产者的竞争。但不能否认,如果来自一个国家的物资其数量大得不成比例,那也许会窒息而不是激发我们的创造力;而且,如果没有任何比较标准、只是消极地接受,那还有可能削弱批判能力。我们现在正花费数百万元来维护一个国家的独立,而这种独立如果没有生气勃勃、颇有特色的文化生活,将只是一个空壳子。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文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其种族同一性的影响。这两个自治领既不象美国那样有占其人口十分之一的黑人少数民族,也不象加拿大那样有占其人口三分之一的法裔天主教少数民族。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有相当多的非英国移民,但澳大利亚仍有 90%的人、新西兰仍有 98%的人是英国血统。因此,这两个自治领都不同寻常地与母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新西兰人通常认为英国是他们的 “ 家 ” ,而新西兰只是谋生之地。澳大利亚人则没有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爱尔兰移民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军队在加利波利和其他地方作战时同新西兰人一样勇敢。相反,在加拿大,法商加拿大人却制造猛烈的骚乱,因为他们认为,除了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外,他们没有义务为其他任何目标而作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同加拿大人一样都对美国文化的渗透表示担忧。美国的影响已扩大到南太平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近几年的巨额投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驻扎那里的结果。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作家罗宾·博伊德已表达了他的许多同胞的担忧:“澳大利亚‘在文化上’正沉入太平洋,一个我们也许可称之为‘澳斯特利加’的新国家正在兴起。„„澳斯特利加的主要工业是仿造美国苏打汽水饮料上的泡沫。它的宗教信仰是‘魔法’,信徒们从心理角度说是难民;他们将天堂想象成拉斯韦加斯旅馆的赌场。”

第十九章 1763 年至 1914 年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接触西方思想和西方观念已对东方各民族产生了富有生气的影响。那些与西方接触最密切的民族已极其明显地表现出西方的影响。 ——罗纳德谢勋爵, 1909 年

欧洲的霸权不仅在政治领域 —— 以大殖民地帝国的形式 —— 表现得很明显,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表现得很明显。但是, 1914 年前的十年中,还发生过对欧洲优势的严重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一次挑战是日本打败俄国。当时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地下骚动也值得注意。我们将首先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然后考察对这种优势的早期挑战。

欧洲的政治优势

到 1914 年时,这种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欧洲的影响已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大大增强;世界大片大片的地区 —— 美国、拉丁美洲、西伯利亚和英国自治领 —— 都已欧化。欧洲人向所有这些地区迁移,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著民族。的确,到 1914 年时,美国和拉丁美洲已赢得政治上的独立,英国自治领也已实现自治。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地区已成为被欧化的地因它们在种族结构、经济关系和文化制度等方面与欧洲有着密切的关系。

除这些殖民地和欧化了的地区外,世界的其余部分则由那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半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除了包括象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之类的较小国家外,还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国。所有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它们之所以能保持名义上的政治独立,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对其瓜分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殖民地世界的反应

不过,这时智力上起变化的主要是殖民地世界的少数上层阶级,而不是农民群众;正是上流社会的极少数人,懂得西方语言,阅读西方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行政治。对接触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反应常常是热情地、不加鉴别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反应通常是敌视西方,并企图至少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印度一位知名人士写于 1925 年的以下这段回忆,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对西方文化充满矛盾心理的反应:

我们的前人是英国教育最初的结果,是极端的亲英派。他们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或西方文化的缺点,而是给它的新颖和奇妙所迷住。个人公民权的授与、私人裁判权对传统权力的取代、关税的提高,所有这些在一个东方民族所意想不利的情况下突然而有力地到来;这个东方民族不知道远古习俗和古老传统的训令,同样也不知道要履行的义务。„„英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兰地酒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国的都值得怀疑。„„到时候反作用力就会突然出现,由于崇拜西方的一切,我们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这种混乱可能将我们召回到我们古老的文明、久享盛名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中去,这种文明、生活方式和风俗是不为已经流逝的时代的影响和现代生活的力量所约束的。

白人的责任

由于 19 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居于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这样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起因于其文明的优越性,而这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有了 “ 白人的责任 ” 这一概念 —— 用理想主义的忠于职守的罩在来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

欧洲人开始用近视的眼光、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阿诺德·汤因比描述了他的同胞在 19 世纪末时的世界观:“据他们看,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在外交事务方面,历史已于 1815 年随着滑铁卢战役的结束而告终;在国内事务方面,历史已于 1832 年随着《改革法案》的产生而完结;在帝国事务方面,历史已于 1859 年随着印度兵变的被镇压而终止。他们有一切理由为历史的这种结束所赐予他们的永久幸福而庆贺。

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走在时代的前面,梦想征服其他星球。他说:“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对欧洲优势的最初挑战

在整个历史上,每逢较弱的社会受到较强的、好战的社会威胁时,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一种是割断同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却是力图采纳外国社会的许多特别吸引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对付外国社会、从而有效地抵抗外国社会所必需的。第一种反应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前者的口号是“返回美好的从前”;后者的口号是“向西方学习,以与西方作战”。

19 世纪期间,对西方入侵的这两种反应的例子很多,逃避现实这种反应的典型例子是 1857-1858 年的印度兵变和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我们知道,印度兵变是心怀不满的印度兵在王公和地主的煽动下发动起来的;这些王公和地主因其利益已受到英国人的损害,希望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去。同样,义和团运动是秘密排外社团在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的暗中怂恿下发动的一次起义;这些朝廷官员和地方长官对传统儒家学说的造诣很深,十分保守(详见第十五章第三节和第十六章第五节)。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悲惨的流血事件,但两者都未能给欧洲霸权以有力的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都是消极的造反,只图用武力赶走令人憎恶的欧洲人,以恢复以往的美好岁月。这显然是空想,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方法既不能赶走西方列强,也不能阻止它们的入侵。

亚洲一个小王国对欧洲一个强大国家的这一胜利是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给整个殖民地世界以巨大希望和极大刺激。与日俄战争的结果同样很有影响的是俄国大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日俄战争激起的(见第十三章第四节)。沙皇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同来自满洲战场的报道一样,使各地被压迫民族激动不已。一位当时正在波斯的英国人感觉到了各殖民地国家中一股已被唤起的感情和希望的潜流。他在 1906 年 8 月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以为东方必将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似乎已对整个东方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即使在这里,在波斯也不是没有影响。„„此外,俄国革命也在这里产生了极为惊人的影响。俄国的事件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一种新的精神似乎已开始支配人民。他们厌恶统治者,并以俄国为例,开始认为有可能得到另一种较好的政体。„„看来东方正从睡梦中觉醒。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排外运动,这是一种“中国人的中国”的思想趋势。在波斯,由于邻近俄国,这种觉醒看来象是采取了民主改革运动的形式。在埃及和北非,觉醒突出地表现为狂热行为的明显增加以及泛伊斯兰教运动的扩大。这些动乱症状的同时出现太惊人了,不能完全归因于巧合。谁知道呢?或许东方确实正从其长久的睡眠中觉醒,我们即将亲眼看到千百万有忍耐力的人正起来反对无所不为的西方的剥削。

这一分析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以后几年中,亚洲各地,从西部的奥斯曼帝国到东部的中国帝国,爆发了一系列革命这些革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的鼓舞,这些革命的结果既是向欧洲列强的挑战,又是向通常可用来掩饰外国控制的腐朽的地方王朝的挑战。

1905 年 12 月在波斯爆发的革命,就是当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起义的极好例子。我们知道,这次革命主要是一场反对西方的经济控制、反对本国卡扎尔王朝无能的、不负责任的领导的运动。我们还知道,波斯革命实质上是由俄国促成的,因为 1905 年的俄国革命不仅提供了富有感染力的榜样,而且暂时阻止了沙皇对波斯改革者的镇压。

1908 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也值得注意;它结束了阿卜杜尔 · 哈米德在君士坦丁堡的独裁统治。这次革命明显受到了俄国和波斯早些时候的大动乱的影响。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当时向他的政府报告说:

俄国是土耳其人的传统敌人。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使土耳其人身上的每根神经纤维都感到刺痛。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民族的自尊心,遭到了伤害,因为他们看到;“应受蔑视的”波斯人正在试图得到一种新的民族生活,而土耳其适时却由于苏丹的专制统治,正在比以往更多地受到西方列强对 [奥斯曼帝国] 欧洲诸省的卑劣的、日益增强的监护的威胁。

甚至奥斯曼帝国的非洲诸省也受到了俄国革命和波斯革命的影响。例如,开罗的一家报纸时常介绍俄国和波斯的发展情况,并极力主张读者要么去实现“俄国革命的崇高理想”。要么在波斯所取得的成就面前“无地自容”。

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认为,各工业化国家将先于其各自的殖民地爆发革命。他指出,西方资本家正不断将其剩余资金投向殖民地,而在那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与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生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这些投资将持续下去,并且这些殖民地将成为象其西欧母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马克思在其名著《资本论》(1867 年)中写道:“工业化发达国家结果却向那些不发达国家展示了其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也曾预期,随着各殖民地走向工业化和繁荣昌盛,原先西方的制造业中心将会因此衰落,并造成工人失业。这反过来最终会迫使受苦的西方工人阶级起来反抗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革命将首先在西方爆发。实际上,在一封致他的挚友恩格斯(1858 年 10 月 8 日)的信中,马克思就曾担心一旦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由于强盛的殖民地仍然维持着资本主义,因而会攻击并“扼杀”新生的西方社会主义社会。

今天,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看到实际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担心的完全相反。革命的爆发不是在西方,而是在原先西方的殖民地,即现在的第三世界。这样,历史把马克思的结论整个颠倒了过来。

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人阶级赢得了投票选举权和组织工会权,他们运用这些权力来增加其工资,并组建福利国家,从而在遇到事故、生病或失业时可以得到救助。因此,西方的工人阶级相对来说比较满足,他们变成了改良者,而不再是革命者。第二个原因是,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并没有实现工业化。西方的制造商并不希望出现来自海外的竞争,因而他们积极阻挠殖民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结果,殖民地依然一直是西方工厂原材料的生产者和制成品的进口者。这种格局造成的困境是, 1880 年以后原材料的国际价格不断下跌。而制成品的国际价格则稳步上升。从 1880 年到 1938 年,第三世界国家以一定数量原材料所能获取的制成品数量下降了 40%

这些数据解释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马克思所预期的截然相反的情况的原因。在马克思之前的时代,所有重大的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但在 20 世纪,所有重大的革命至今都发生在第三世界。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扼杀欧洲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向欧洲输出革命。例如:一些葡萄牙军事指挥官被派往葡属非洲地区去镇压那里的叛乱集团,结果他们最终被与之交战的非洲游击队的革命思想争取了过去。这些欧洲军官们把他们的政治观点输入到其祖国,这样,非洲殖民战争这些岁月最终导致了军人运动推翻葡萄牙的独裁统治。

第四编 1914 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

1925 年,土耳其领导人凯米尔·阿塔图克热烈地赞扬了西方,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西方等于“文明”:

对文明洪流的抵抗是徒然的;文明对那些忽视或违抗它的人极为冷酷无情。文明能穿通山脉,翱翔天空,能看见、照亮和研究从看不见的原子到星球的所有东西。力图以中世纪精神、靠原始迷信发挥作用的国家,在它那巨大的威力和崇高的尊严面前注定耍毁灭,至少也要被奴役,受耻辱。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正是凯米尔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最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新“文明”的力量和活力,也最成功地解决了文明问题。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土耳其共和国能成为中东最西方化的国家,又能最不受西方的支配。“衰落”和“成功”实际上是一枚硬币上的两个面。

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国际社会内的一场内战。——K.M. 潘尼卡

1914 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 “ 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 ” 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确的程度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还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个欧洲变成废墟。它毁灭了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朦朦胧胧意识到的新的领袖、新的制度和新的意识形态。 1918 年的欧洲不同于 1914 年的欧洲,就象 1815 年的欧洲不同于 1789 年的欧洲一样。

到大战末时,欧洲的控制已明显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战。这些挑战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被设法成功地阻止了。但这种缓解只持续了 20 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削弱过程,使欧洲各地的帝国处于大混乱之中。

战争的根源

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四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联盟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

经济上的竞争

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例如:1888-1889 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1879-1894 年俄国和德国之间、1906 — 1910 年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均爆发了关税战。由于 19 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异常迅速,英国和德国之间开始了最为激烈的经济竞争。到 1914 年,德国的产量已经超越了英国。

殖民地的争夺

由于欧洲列强竭力寻求新的殖民地,以确保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品有海外市场,经济上的竞争还激起了对殖民地的争夺。由于德国人直到 1871 年国家统一之后才参与殖民地争夺,所以,他们特别积极,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帝国。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小国的富裕的殖民地,并坚决认为德国还必须拥有“显要的地位”。但是,德国人发现,他们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受到了英国辽阔的殖民地的阻挡;他们痛骂英国人是“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的自私鬼。

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追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相继发生了冲突。

联盟体系

这些殖民地竞争转而又促成了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这些联盟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的到来。

联盟体系始于 1879 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条约之时。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人的攻击。保护奥匈帝国免受俄国人的攻击,因为法国人想收复 1871 年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俄国人则在巴尔干半岛同奥匈帝国接连不断地发生冲突。1882 年,两国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变成了三国同盟。它的目的还是防御: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因为意、法两国在突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三国同盟无论就其宗旨或盟约条款来说,都决不是侵略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易满足的国家,它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维护欧洲大陆的现状。

但是,从另一方的立场来看,三国同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和俄国看来,它是一个控制欧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击的势不可挡的集团。此外,法国和俄国在好几个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上都与英国有大的争论。俾斯麦在缔结两国同盟时就十分清楚法、俄建立友好关系的危险,但是,他能施展狡猾的外交手腕阻止它的实现。然而, 1890 年,俾斯麦辞去宰相职务之后,他的继承者们不能继续他那巧妙的外交花招。结果,1894 年法俄同盟缔约成立;它的两个目的是反对三国同盟和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法俄同盟因 1904 年英法协约和 1907 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而成为三国协约。实质上,这两个协约是事实上的殖民地协约。例如,英、法同意承认各自在尼罗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将波斯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

民族主义愿望

在中欧和东欧,它却是一场恶梦,由于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日益增长,那里多民族的帝国正处于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险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国,居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觉醒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伟大的斯拉夫民众的对抗。因而,不难理解,哈布斯堡官员作出了帝国要生存,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

战争的欧洲阶段: 1914-1917 年

1914 年:西线的消耗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从兴高采烈的群众和开拔的士兵高唱《马赛曲》、《在故乡》或《蒂珀雷里》等歌曲开始的。交战双方的军列上都用粉笔写着 “ 圣诞节回家 ” 的题词。所有的民族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场短暂而又胜利的战争。但是,他们不久便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持久的、残酷的战争折磨之中。

在以后三年中,尽管双方动用了大量的武器,再三发动攻势,但在这条战线上任何一方的移动都未超过 10 哩。造成这一流血的僵持局面的原因是:防御性武器从战争一开始起就优于进攻性武器。传统的进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但是,这在深壕沟、铁丝网、巧布的地雷和机枪掩体相结合的防御设施面前却完全无效。因而,前四个月中西线的伤亡人数为:德国 70 万人,法国 85 万人,英国 9 万人。与各总参谋部的计划相反,西线的战斗这时变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

在俄国战线和巴尔干战线,情况并非如此;那里向于彼此相隔报远,又缺乏运输工具,必需采取运动战。为了减轻西线上法国人的压力,俄国人一开始就以惊人的速度和强有力的攻势攻入东普鲁土。这一战略很奏效,因为德国人从比利时调集了四个师去支援东线。他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通过彻底击溃进入东普鲁士的两支俄国军队而解决了问题。德军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其十分良好的铁路网,集中兵力首先进攻俄国的一支军队,然后进攻另一支军队。到 9 月中旬时,东普鲁士的入侵者已被清除。

与此同时,在巴尔干战线上,奥地利人正遭受着屈辱的挫折。率兵 25 万人渡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但是,他遭到了 35 万塞尔维亚军队的抵抗;他们当中 90%的人是参加过 1912 — 1913 年巴尔干战争的老兵。在不到两个星期中,这些塞尔维亚人就迫使奥地利人在损失三分之一兵力的情况下退回到德里纳河以西。9 月,波西奥莱克再次发动进攻,于 12 月 2 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但是,塞尔维亚人再次反攻,到这个月底时,塞尔维亚指挥官得意洋洋地宣布:“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不再剩一个自由的敌军士兵。”

1915 年:东线上俄国的退却

德军新任总司令埃里希·冯·法金汉推翻“施利芬计划”的决定,鉴于西线上的僵持局面,法金汉把兵力集中到了东线,力图击败俄国人。5 月 1 日,德奥联军发动进攻,战绩卓著,将敌军防线打开了一个 30 哩长的缺口。俄国士兵由于其领导者无能、武器装备不充足等不利条件而仓卒撤退。至夏末,同盟国各部队已平均推进了 200 哩。俄国除军事上共伤亡 250 万人外,还丢失了 15%的领土,损失了 10%的铁路,失去了 30%的工业,、丧失了 20%的平民人口。沙皇专制政权遭到了使它再也无法复原的打击。

其时,西线的消耗战仍在继续。霞飞将军坚信,密集的炮火轰炸加上大部队的正面攻击必将带来胜利。但是,接二连三的进攻并未使战线发生变化,结果只是人员伤亡惨重。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为了击败土耳其、开辟一条通往俄国的补给路线,正企图强行渡过达达尼尔海峡。 1914 年 11 月 2 日,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后,达达尼尔海峡便对协约国自动关闭,使大量急需物资难以用船运到俄国。因此,1915 年 3 月 18 日,一支由 14 艘英国战舰和 4 艘法国战舰组成的分舰队炮声隆隆地驶进了达达尼尔海峡。但在第一天,就有三艘战舰被击沉,两艘战舰遭重创。这一损失与其说是沿海炮火造成的,不如说是水雷造成的。负责指挥的英国海军将军认为损失惨重,下令撤退。他这样做时丢掉了一次最大的取胜机会。现在人们知道,当时土耳其人已用掉了大部分弹药,对坚持到第二天已不抱希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德国主要官员报告说:“我们以为英国人明天清晨会回来,如果他们回来,我们也许只能坚持几小时。”假如这支分舰队再折回的话,世界历史的进程会何等不同 —— 推测这一点是极其有趣的。君士坦丁堡将会被攻克,土耳其将被迫退出战争,俄国就会得到所需的供给物,其军队的处境也会比当时好些,沙皇专制政权很可能得救,或者,至少可避免布尔什维克革命。

协约国撤回了舰船开始陆路攻取达达尼尔海峡。面对毁灭性的机枪火力下,土耳其人一直守住了海滩阵地。

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和俄国战线上的惨败一起,促使保加利亚于 1915 年 10 月 14 日加入同盟国。这一介入意味着勇敢的塞尔维亚人的灭亡。10 月 6 日,德国、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从三面进攻塞尔维亚。到年底时,整个国家全被占领。

意大利虽然是同盟国盟友,但是一战期间一开始中立,1915 年加入协约国,但是,实际上,意大利的介入并没有影响战争的进程,只是迫使奥地利人从东线调走了几个师。

1916 年: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到 1916 年时,同盟国在军事上的好运已达到顶点。它们的军队侵占了比利时、法国北部、波兰和西伯利亚。但它们仍不能把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强加于协约国。

1915 年圣诞节,法金汉将军向皇帝陛下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法国自 1915 年的血战之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因此,他建议全力进攻易攻难守的法国要塞凡尔登。他断定,法国最高指挥部将不得不动用一切后备军来守卫凡尔登,这样一来,法国将流尽鲜血,它的抗战决心也将破灭。

1916 年 2 月 21 日,凡尔登战役爆发。德国人在短短八哩长的战线上集中了 1400 门大炮。经过毁灭性的狂轰滥炸之后,他们攻占了杜奥蒙炮台。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法国人赶紧调集增援部队,并提出了“不让他们通过”的战斗口号。

令人吃惊的是,俄国人于 1916 年在东线展开了一次成功的攻势。为了加强对意大利的进攻,奥地利人已减少了他们在加利西亚战线上的兵力。结果,当勃鲁西洛夫将军开始发动最初仅仅旨在减轻凡尔登所受的压力的佯攻时,奥地利战线“象撕馅饼皮一样”被撕开了一个 200 哩长的口子。吃惊的俄国人让所有的后备军涌进这个缺口,占领了加利西亚省。

1917 年:流血和失败主义

西线可怕的流血战仍在继续,旦丝毫没有减弱。1916 年,德国人曾在凡尔登采取攻势,而现在,1917 年,协约国却处于领先地位。在凡尔登战役中战功卓著的、大胆的尼韦勒将军这时接替了谨慎的霞飞将军。尼韦动以极大的热情鼓吹一种新型的闪电战,说这种闪电战能以极少的伤亡赢得胜利。

当时,德国人已用领导东线部队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汉。在经历了前一年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们决定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他们希望由此迫使英国因饥饿而投降,使法国孤立在欧洲大陆上。德国人十分清楚,潜艇战将冒美国参战的危险,但他们孤注一掷,以为英国将在美国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败。这一冒险差点儿获胜,尽管它最终带来了灾难。

为了巩固和加强各条战线,兴登堡将其部队撤回到一个新的设防阵地“齐格菲防线”,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兴登堡防线”。这条防线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这一撤退彻底打破了韦尼勒的进攻计划,但他仍坚持实行这些计划。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跃出壕沟发动进攻,但却遭到了自大战以来最残忍的一次还击。然而,韦尼勒不顾一切,顽固地坚持进攻,直到最后,法国军队举行起义,坚决反对这种毫无意义的大屠杀。于是,当时被称为“吸血鬼”的韦尼勒由贝当将军取代;贝当转而采取守势,并尽力排解土兵们的不满。再往北去,黑格将军指挥的、完全由英国军队发动的一次战役同样损失巨大、同样徒劳无益。

人们尽管作出了种种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还是看不见战争的尽头。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在战壕中出现,而且也在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当中出现。其中一个最惊人的表现是: 1917 年 7 月 19 日,德国国会以 218 票对 126 票通过了《和平决议》。在奥匈帝国,1917 年 11 月 21 日,受人尊敬的、年迈的皇帝弗兰西斯 · 约瑟夫的去世消除了忠诚和戒律的神圣信条。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始终不安分的诸从属民族国家,这时开始为获得独立的主权而采取具体措施。新继位的年轻皇帝查理不相信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能支持到第二年冬天,便派妹婿西克斯图斯亲王到法国去议和。

战争的全球阶段: 1917 年的俄国革命

1917 年因两大发展——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而证明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些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从最初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战争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

革命的根源

1914 年 8 月 1 日,当俄国对德国开战时,俄国各阶层都团结在其政府的周围。与 1904 — 1905 年的日俄战争大不相同,这场冲突深受民众的欢迎;民众确信,这是一场反对传统的日耳曼仇敌的侵略的保卫战。8 月 8 日,当杜马召开会议时,以往一向对政府极端不满的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可夫教授声称:“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外国仇敌的侵略;这个敌人一心要把我们挤掉,以走上统治世界的道路。„„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不受外国侵略而斗争,为欧洲和斯拉夫民族不受日耳曼人统治而斗争。„„”犹太人尽管长期遭受歧视和迫害,他们的一位代表却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我们犹太人生活在异常苛刻的法定环境下,而且还将如此生活下去。不过,我们 „„将象一个人一样坚定地站在俄国的旗帜下。„„犹太人民将至死履行他们的义务。 ”

对社会各阶层靠拢在政府周围唯一提出异议的是极端急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的领袖列宁将战争视为帝国主义对市场和殖民地的争夺。因而,全世界的工人没有任何理由为这样一场冲突而献身。相反,列宁号召工人们转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煽动者。他反复不断地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不过,这一口号是 1914 年中唯一的反调,因而当时不受人注意,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布尔什维克那时是俄国一个极小的党派,而且其杰出的领导人都流亡国外,其中列宁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纽约。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并没有破坏沙皇专制政权统治下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民族团结。

1915 年的失败是沙皇专制政权灭亡的开端。俄国再也没有从军事失败中恢复过来,其原因之一在于它完全没有经济实力来进行反对第一流工业强国的现代化战争。

1915 年夏一位俄国将军在写给法国大使的下面这段评论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想一想参加最近几次战斗的几个步兵团吧,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步枪!这些可怜的家伙在暴风雨般的榴霰弹片中耐心等待,等待着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枪。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居然毫不恐慌,这真是一个奇迹。 „„ 这种磨难我们的士兵要忍受多久呢?这种残杀太可怕了!

此外,无能的军事领导者也妨碍了俄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战争爆发后,沙皇尼古拉挑选他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担任总司令。大公显然不能胜任这一职务

俄国人也因大后方的政治分歧而受到妨碍。杜马和帝国官僚机构经常为各自的管辖权和特权争执不休。这两者又为军需品匮乏以及最终前线失败的责任问题而与军方发生冲突。如果最上层的领导坚强有力的话,这种不和本可以减到最小程度并得到控制。不幸的是,沙皇尼古拉智力有限,想象力贫乏,是一个好心但却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统治者。

他所犯的最大错误是: 1915 年 8 月,当前线陷于灾难之中时,他决定解除尼古拉大公的职务,亲自掌握军事指挥权。他甚至比他的叔叔更不胜任这项工作,在总司令部中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物。然而,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信念,认为他的自我牺牲可以挽救这种局面。“或许需要一个赎罪祭品来拯救俄国。我就是这个牺牲品。上帝的意志也将如此。”最后,他确实成了这一牺牲品,因为从此以后军事上的失败都被认为要由他自己负责。因此,最终结果是他家族的毁灭、沙皇专制政权的结束和布尔什维克的出现。

三月革命

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第一次革命是一个使每个人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 月 8 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是运输工具不充足,从而导致了食品和燃料的极度缺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来。没有人料到会发生这第一次俄国革命,更不用说策划这次革命了。相反,情况是这样:腐朽的沙皇专制政权因战争的压力和灾难而逐渐遭到削弱,直到最后整个摇摇欲坠的机构倒塌下来。为了避免街上的激进分子取而代之,必须立刻建立一种新的机构。 3 月 12 日,临时政府成立,管理国家,直到能通过选举产生立宪会议时

1917 年 3 月至 11 月是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临时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从一开始起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 —— 和平和土地.临时政府采取权宜手段,恳求人们忍耐,而苏维埃则要求立刻实现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争取人民大众。

它拚命奋斗了八个月,却未能提供适当的行政管理。最后,这一新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象沙皇专制政权在 3 月时那样,孤弱无助地、屈辱他突然崩溃了。继临时政府之后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 —— 苏维埃制度。

布尔什维克革命

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只是在冬宫发生了流血事件,伤亡人数共计一个红军战士和五个红军水兵。克伦斯基设法脱身,在努力组织抵抗而毫无效果之后便逃亡国外。于是,临时政府屈辱、轻易地垮台了,

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约

11 月 25 日,托洛茨基在电台上向所有交战国发表讲话,请求它们立即缔结停战协定。各协约国对此避而不答,它们不愿在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 “ 不割地、不赔款 ” 的口号的基础上接受和平。但同盟国却愿意谈判, 12 月 5 日,它们同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停战协定。在以后的谈判中,德国人要求割让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这种割让可能是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当布尔什维克提出异议时,德国人便撕毁了停战协定,继续向彼得格勒推进。此时,列宁决定妥协,这不仅是因为他缺乏抵抗的手段,而且是因为他推测德国人很可能战败,无法保住他们所征服的地区。

1918 年 3 月 3 日,列宁接受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其严厉的条款比原先提出的要求苛刻得多。他不仅放弃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而且放弃了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分地区。这些割让包括已 200 万人口和 125 万平方哩的领土;这些领土上,有俄国的一半工厂和三分之一的产粮区,并产有俄国四分之三的铁和煤。

战争的全球阶段:美国的介入

一个因素是扩军运动。成立于 1914 年 12 月 1 日的国家安全联盟得到了军人、军火制造者和喜欢争论的政治家的有力支持。他们宣传同德国作战的可能性,要求进行义务军事训练,要求大大增加常备军和海军。

有利于介入战争的另一因素是美国在金融和工业上受到协约国事业的约束。布赖恩预见到这种压力,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道义上禁止”贷款给交战国。这一主张被威尔逊拒绝了,结果,到 1914 年年底时,摩根商行已对协约国在美国购买军用物资一事作了“安排”。为支付这些军用物资,各协约国先是给现金,然后卖掉了它们在美国所拥有的公债券和股票,最后不得不大笔大笔地借款。这种情况必然产生了使美国参战的压力。蓬勃发展的美国工业依赖于协约国接连不断的定货单,而美国银行家的保险箱里装满了英、法钞票,如果德国获胜,这些钞票将变得一文不值。

潜艇战证明是促使美国参战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917 年以前,德国不打无限制的潜艇战,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军事原因——得不到足够的潜艇,以保证在美国的军事力量施加压力之前打败英国。但是,德国潜艇的数量在迅速增加——从 1915 年 2 月的 27 艘上升到 1916 年 8 月的 74 艘,再上升到 1917 年 2 月的 103 艘。这样,到 1917 年初时,德国军方认为,如果让他们自由行动的话,他们能在 6 个月内使英国屈服。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政府下令于 1917 年 8 月 1 日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的根本原因。

协约国的胜利

为了免遭失败,德军最高司令部做了最后的、孤注一掷的努力:1918 年春向巴黎发动了全面攻势。他们的努力受助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这一和约使他们能将几个师从东线调至西线。德国人以当时最强大的战争攻势设法到达了离首都 40 哩的地方,但随后就被阻止了。首次暴露了德军中普遍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德军整营整营地投降,有时甚至是向孤立无援的步兵投降,而退却的德军则以“工贼”、“延长战争者”等叫喊声欢迎那些开往前线的新部队。

和平解决

全面和平解决有三个特点对世界历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三个特点是:建立了国际联盟,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于欧洲,未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欧洲以外地区。

国际联盟作为第一个立誓共同防御侵略、以非暴力方法解决争端的世界范围的国际合作组织,在世界历史上居有突出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还具有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划分欧洲边界的特点。最终结果是欧洲地图被大幅度修改。阿尔萨斯 -洛林地区毫无疑问归还给了法国。俄国由于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罗的海沿海的大部分地区。独立的波兰在前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割让的诸省领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战前的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前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些地区组成。罗马尼亚因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领土而使其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剩余的地区出现了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小国家。

《圣日耳曼条约》明确禁止德奥联合,至少在战后最近的几年里不许联合,尽管德奥联合符合民众的意愿。

人们有时责备说,调停人在遵循民族自决原则方面所犯的错误达到了彻底瓦解哈布斯堡帝国的程度。例如,温斯顿·丘吉尔曾写道:“主要的悲剧是奥匈帝国因《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而全面崩溃。„„对构成哈布斯堡帝国的各民族或省份来说,获得独立并不是没有带来古代的诗人和神学家所一直诅咒的痛苦。”民族自决并没有开创某些空想家所天真地期望的太平盛世,这是事实,而《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不应对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负责,这也是事实。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和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对诸从属民族的破坏性影响,哈布斯堡帝国于战争后期开始崩溃。国王查理拼命努力,企图阻止帝国结构的崩溃,曾于 1918 年 10 月 16 日发表声明,将奥地利改变成联邦国家。在匈牙利,米哈伊 · 卡罗伊伯爵也准许少数民族完全自治。但这两个提议都立即遭到拒绝。哈布斯堡帝国同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一样,并非目光短浅的外交家的牺牲品,而是成功的民族主义的牺牲品;民族主义虽然过去在中欧和东欧长期受到抑制,但这时却正在整个中欧和东欧获得应有的承认。

《国联盟约》第 22 条把从同盟国手中获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是“在现代世界的紧张形势下还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这一条款规定:“这些民族的监护应该委托给那些先进民族,即因其资源、经历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担这一责任的民族 „„同时,这一监护应由他们作为‘受托者’、代表国联来执行”

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始了对欧洲霸权的削弱——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 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产生大量的利润。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全部对外投资。这一趋势的完全改变从美国新的金融实力中可看出来。战前,美国靠欧洲提供所需的资本。到 1914 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 40 亿美元;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但却是那个时期国债的三倍。然而,战争完全改变了这种关系,因为协约国政府为了支付战争物资款,先被迫出售了它们在美国的股份,然后又向美国政府以及私方借款

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许多工业区已遭破坏,而美国的工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椎动下,犹如雨后春笋惊人地发展起来。到 1929 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 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

在政治上也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 1914 年以前,欧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已波及全球每个角落。然而,战争的浩劫使欧洲人士气沮丧,失去信心。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 · 乔治在 1919 年 3 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 “ 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

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两位非欧洲人、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的指导。

“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记。同样具有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的知识分子已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激励。他们引用过伏尔泰、马志尼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话。但现在,他们的后裔很可能引用马克思、列宁或哈罗德·拉斯基的话。 1919 年 7 月 25 日,孙中山博士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证据,他宣布:“如果中国人民希望自由的话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的唯一的伙伴和兄弟是苏俄工农红军。”

第二十一章 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起义

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所有反对欧洲人统治的殖民地起义中,土耳其人的起义最为惊人、最为成功。大战期间,他们遭到了惨败,接着,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停战协定与和平条约。然而,他们很快挽回了败局,在武装冲突中击败了他们的敌人,赢得了一个有着较为有利的条款的新条约。因此,在所有的同盟国中,只有原始的、受人轻视的土耳其有能力反抗获胜的协约国,迫使它们接受对媾和条约所作的修改。

战时的外交 英国是大战几年中有关中东的大部分外交活动的主要幕后发起者。它应对三组时常相冲突的协约 —— 与其盟国的协约、与阿拉伯代理人的协约以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协约负责。

协约国之间的协约共有四个,全是为瓜分奥斯曼帝国作准备的秘密条约。这些秘密条约不仅对奥斯曼帝国进行瓜分,而且与英国当时正同阿拉伯代理人缔结的某些条约直接相抵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就已对阿拉伯人感兴趣,将阿拉伯人看作是与德国和土耳其人相抗衡的力量。1914 年 11 月,土耳其一加入同盟国,英国争取阿拉伯人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人的回报,英国人同意承认北纬 37 度以南、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各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英国后来坚持要求这一协议应以不侵犯法国人在叙利亚的未加详细说明的利益为条件。侯赛因回答说,他决不同意任何阿拉伯国家成为任何强国意即法国的殖民地。为了避免阿拉伯起义延期,这一有争议的问题一直没有澄清,致使几年后产生了不幸的结果。

英国印度部同意沙特的独立,作为其中立的回报。

英国对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罗思柴尔德勋爵所作的许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1897 年成立于巴塞尔,曾多次请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居民团体。当时,土耳其人已为各属国民族主义者的种种要求所困扰,他们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请求。反过来,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拒绝了英国人提出的在乌干达建立一个居留地的建议,因为没有锡安山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土耳其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和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乘机要求协约国允许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灭亡之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由于为这一目的施加了政治压力,犹太复国主义者逐渐争取到了英国政府主要领导人对其主张的赞同。英国政府主要领导人还希望为协约国事业赢得俄国和美国许多有影响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支持,这一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立场受到了影响。此外,他们还担心德国和土耳其会乐于作出让步以取得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支持;这种担心是有几分道理的。目此, 1917 年 11 月 2 日,贝尔福勋爵写信给罗思柴尔德勋爵,宣称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 „„但不言而喻,不能做任何有损于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人社会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很明显,这一《贝尔福宣言》与《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侯赛因-麦克马洪协定》都是相冲突的。

一战后的 1920 年,英法合作拟定条约分割了阿拉伯世界,这些条款与过去给阿拉伯人的许诺完全相反,与协约国公开声称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也完全相反,它们在整个中东引起了武装抵抗的浪潮。诸因素的结合使土耳其人能彻底废除《塞夫尔条约》,而阿拉伯人经过几年的顽强斗争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

凯末尔带头反对《塞夫尔条约》。他完全乐意放弃旧帝国的阿拉伯诸省,但拒绝割让东色雷斯,拒绝接受有关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条款。到 1919 年 9 月时,凯末尔已召集了一次民族主义大会;大会采纳了共有六项原则的”国民公约”。这些原则包括民族自决、废除投降条约、保卫君士坦丁堡和制定一个新的海峡解决方案。

土耳其的胜利不仅因为国内民族团结,而且,凯末尔成功分裂了协约国。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有充分理由认为,英国人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希腊人得到了中东战利品的绝大部分。其时,土耳其人还一直在同俄国人谈判。这些宿敌因这时都在同英国交战而互相接近。此后俄国人用武器和金钱援助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土耳其的凯末尔要求修改塞夫尔条约,并得到些领土,此外,土耳其还无须偿付任何赔款,投降条约内的全部条款也被废除;作为回报,土耳其答应进行司法改革。海峡仍为非军事区,在和平时期或者在战时而土耳其仍保持中立时,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最后,一项单独的协定规定,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少数民族强行交换西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土耳其少数民族。

新土耳其

凯末尔致力于创造新土耳其:

就我们这场运动的哲学观来说,我们的眼光要转向西方。我们将把西方的制度移植在亚洲的土壤上。我们将按西方的模式改造我们的学校。亚洲的新口号不再是泛伊斯兰教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的头脑愿意接受现时代思想,但我们仍得保持自身不变。我们并不希望被看作是一个渴望孤立在道德屏障背后的亚洲民族。

  1. 将首都从君士坦丁堡迁移至安卡拉。
  2. 废除哈里发制,逐出奥斯曼帝国皇室
  3. 设立总统总理内阁,大国民议会和宪法
  4. 取缔所有的宗教社团和寺院,禁止个人以宗数社团成员的身份生活,禁止穿戴与之有关的服装或拥有与之有关的头衔。
  5. 规定官员和平民必需戴礼帽以代替传统的土耳其帽。妇女是否戴面纱任其自使,但不鼓励戴面纱。
  6. 废除一夫多妻制。强行推行世俗婚礼
  7. 推行拉丁字母以代替复杂的阿拉伯字母;首先在报纸上,然后在书籍中实行这一改革。
  8. 给予妇女以选举权,并允许她们参加议会。

至 1938 年 11 月 10 日凯末尔去世时,新土耳其已经确立。诚然,这种“新”仅具有广度而不具有深度。农民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仍墨守其古老的穆斯林的思想和习惯。但另一方面,统治这个国家的新的杰出人物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已欧化。许多农民也已大大改变,同政府建立了过去几个世纪中从未有过的友好关系。土耳其较之其他穆斯林国家,已在一个大得多的程度上成为凯末尔所设计的“现代国家”。

阿拉伯中东

对英国人背叛阿拉伯人和英法瓜分阿拉伯世界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反抗。

还有最为重要的宗教因素,这对村庄的农夫来说尤其如此。 20 世纪 50 年代,埃及一位社会学家在经过直接调查之后断定,“对于村民来说,世界根据穆斯林的信仰分成信仰者和非信仰者,”而且“他们几乎不知道如种族或阶级之类的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无疑有更多的人发表了这种围绕着宗教的观点。城市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往与农民没有什么交往,而农民支持他们的程度却常使他们吃惊;这个事实也可证明上述这一点。其结论是,乡村起义是由反对外国异教统治者的宗教感情激起的自发运动。

首先,在和平条约刚签订后的几年中爆发了反抗和武装起义。然后,英国和法国逐渐恢复了秩序,重申了它们的权力。最后,它们允许不同程度的自治;这一点虽没有完全使民族主义者满意,但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维持了一种不安定的和平。

英、埃两方于 1936 年达成和解的解决办法,缔结了为期 20 年的同盟条约,英国答应结束它对这个国家的军事占领,并安排埃及进入国际联盟。作为回报,埃及同意战时支持英国,答应英国守备队驻守苏伊士运河,另外,继续实行英埃对苏丹的联合管理。民族主义领导人完全不满足于这种和解。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认为这是当时情况下所能得到的最好东西,他们等待着一有机会就去清除那些令人厌恶的外国控制的残迹。

伊拉克和埃及的过程相同,英国同意结束托管,并支持伊拉克的加入国际联盟的请求。作为回报,伊拉克同意英国在该国维持三个空军基地,并同意英国在战时可充分使用铁路、河流或港口。

巴勒斯坦三角关系

在巴勒斯坦,情况独特,很快恶化成由英国、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三方参加的一场苦斗。

阿拉伯人坚持认为,有关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公然违背了以前麦克马洪在其信件中给阿拉伯人的许诺。

英国企图通过于 1921 年分出巴勒斯坦的内地部分成立独立的外约旦国家来抚慰阿拉伯人。这就免除了所有关于建立犹太人之家的托管条款。

然而,在真正的巴勒斯坦地区,随着犹太移民的不断涌入和忧虑重重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回击,这种三方间的冲突变得日趋激烈。托管条款第六条要求英国为犹太人的迁移“提供方便”,并“鼓励犹太人秘密移居该地区。”但是,这同一条款还规定,”居民中其他几部分人的权利和地位”将受到保护。显而易见,英国人当时认为这两条规定未必相矛盾。他们预料,犹太人的迁移永远不会达到侵犯阿拉伯人的”权利和地位”这样的程度。他们未能预见到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将产生的影响。犹太移民从 1932 年的 9553 人猛增到 1933 年的 30327 人、1934 年的 42359 人和 1935 年的 61854 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总人数从 1919 年的 65000 人上升到 1939 年的 45 万人。

只要犹太人的涌入始终适度,阿拉伯人也不会提出强烈的反对。其实,他们曾欢迎过有钱、有干劲、有技艺的犹太人。他们自己早些时候已从犹太人在恢复肥力耗尽的土地、建立工业和控制疾病方面所创造的种种奇迹中大大得益。但是,当移居的小溪变成一股洪流时,阿拉伯人便进行了猛烈的反击,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一位阿拉伯人惊恐地、迷惑不解地所说的那样:“我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不懂他们的习惯;他们使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象一个外国人一样。”其他阿拉伯人指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因西方的排犹主义而失去自己的国家。“排犹主义是西方的一种可悲的弊病。„„我们不是排犹主义者;我们也是犹太人。然而,西方的这个问题如今却是在使我们受损害的情况下予以解决。你们认为这样做公正吗?”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变得愈益频繁和猛烈。英国的反应是在这些大暴动之后派出了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企图满足三方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利益 ——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和英帝国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建议摇摆不定。

新波斯 巴列维王朝

俄国由于革命撤出波斯,英国在加强波斯的控制时,当英国人强迫哥萨克师的俄国军官辞去他们的职务时,礼萨的机会来了,进入了权力真空,快速升职,获得全波斯军权,接受王位,建立巴列维王朝。

如土耳其凯末尔般的改革:

  1. 军队现代化,建立自己的现代化民族军队。
  2. 敷设横贯伊朗的铁路。这是英国人和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英国人企图通过伊朗使印度同欧洲的铁路网连在一起,俄国人希望将他们的已到达大不里士的铁路延长到波斯湾。
  3. 大规模的经济冒险,各个经济项目都不是根据国家经济的总需求设想出来的。其中包括纺织厂、水泥厂、制糖厂和卷烟厂等全部亏本。
  4. 同觊末尔一样,礼萨国王攻击过去的各种信条。他禁止使用名誉称号,废除妇女戴面纱的习俗,命令男子戴欧式帽子。
  5. 民族主义得到强调,外来影响在可能存在的地方均被肃清。阿拉伯词语从波斯语中给清除出去,现代建筑物按照在从前宏伟宫殿的废墟中发现的阿契美尼德建筑式样建造。
  6. 这种民族主义的象征是 1934 年用名字“伊朗”取代了“波斯”,“伊朗”这一名字可追溯到 3000 年前操印欧语的祖先那里。

印度

20 世纪初,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直到可预见的将来这段时间内似乎十分牢固。1912 年,为了庆祝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见仪式。国王乔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权贵们的众口一词的宣誓效忠。1914 年,印度齐心协力地支持英国参战。王公们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时至少有 90 万印度人在英国军队中当战斗员,另外,还有 30 万印度人当劳工。甘地特别热心于支持英国人的事业。他曾给印度总督哈丁爵士写信说:“在帝国的紧要关头,我愿让印度将其所有强壮的儿子作为供品奉献给帝国 „ 我们只能默默地、真诚地、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将帝国从即将来临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的工作,从而加快我们达到‘地方自治的’目的的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过了 30 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便告结束。这一意外结果的一个原因在于战争本身的影响 —— 有关民族自决的种种口号的影响和海外服役对成千上万名带着新思想和新观念返回家园的土兵所起的扰乱性影响。

第二十二章 1929 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在巴黎的会议上,协约国领导人讨论了是否继续进行干涉的问题。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首相都赞成立即停战。但是,乔治·克列孟梭坚持认为,整个欧洲已受到革命的威胁,必须将布尔什维主义消灭在其发源地。为了在国内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责,威尔逊和劳合·乔治不得不离开会议,因此,他们都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留下的代表、国务卿罗伯特·蓝辛和陆军大臣温斯特·丘吉尔都持有与克列孟横较接近的观点。因而,达成了继续进行干涉的决议;这一重大决择将意味着三年多的战争和战后数年国与国之间互不信任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遗产。

起先,布尔什维克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其原因仅在于旧的俄国军队已四分五裂,且没有别的东西可代替。国防人民委员列甫·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军队——红军,到 1918 年年底时,红军的人数约达 50 万。当全国各地发生叛乱、协约国军队在沿海地区登陆时,这支军队时常不得不在 24 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

1920 年初,这场严峻的考验似乎终于结束了。但是,由于波兰人的出现和法国人重新开始的大规模干涉,战争又进行了整整一年。波兰人决心尽可能地向东扩展他们的边界,于 1920 年 4 月趁俄国人混乱和疲惫之际侵入乌克兰。前一年作战的格局这时又再次出现。波兰人快速推进,5 月 7 日便占领了基辅,但 5 个星期后他们就被赶出了这座城市;到 7 月中旬时,他们已后撤到自己的国土上。得胜的布尔什维克继续向前推进,8 月 14 日到达华沙郊外。但是,波兰人得到了法国人的有力支持。阻止了俄国人的前进,并设法将他们赶了回去。这场战役于 10 月中旬结束,1921 年 3 月 18 日的《里夫条约》规定了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波-苏边界。

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德国的势力均衡

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认为,如果共产主义不能向西方传播,他们的事业注定要失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革命会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生存并扎根,因此,他们密切地、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中欧、尤其是德国的事态发展,因为德国显然是关键性的国家。如果德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的工业实力和俄国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就会是不可摧毁的,革命的前途也就会有保障。

一个因素是战前德国的繁荣,它使工人阶级比较心满意足、无心革命。诚然, 1914 年时的错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强大的政党,但它很保守,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而不是致力于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农民的富裕,他们的境况比俄国农民要好得多。在战争的几年中,他们的日子也过得并不太坏,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把士地分给农民”的口号虽然在俄国非常有效,但对德国的影响却很小。

而且,战争在德国革命的时候已结束,这又与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对和平的要求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多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但在德国却毫无意义。

此外,尽管德国军队被打败,但它决没有象 1917 年的俄国军队那样士气沮丧、进行叛乱。在德国,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革命的反对者能号召可靠的军队支持他们。

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阵线的分裂。当然,这决不是唯一的分裂。 1914 年,在支持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上,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都不同程度地分裂了。在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从一开始就支持德国的战争努力。由于他们比较保守,他们这时拚命反对革命的工人士兵委员会。“我憎恨社会革命”,艾伯特坦率地宣布,“我非常憎恨社会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另一派是斯巴达克斯同盟,它相当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由两位杰出、能干的革命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前者出身于著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家庭,后者的祖先为波兰-犹太人。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斯巴达克思同盟支持工人士兵委员会,希望在德国建立一个苏维埃式的政权。在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斯巴达克斯同盟之间的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也赞成建立苏维埃德国,但又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合作。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

当马克斯亲王宣布德皇退位时,他自己也辞去了首相职务,将政权交给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艾伯特成立了由“6 位委员”组成的内阁即人民代表会议,其中 3 名为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成员,3 名为独立往会民主党党人。斯巴达克思同盟情愿呆在内阁外面,其原因很简单,他们只对使革命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感兴趣。菲利普·谢德曼在议会大厦的阳台上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但与此同时,李卜克内西也在一哩以外的帝国宫殿的阳台上宣布苏维埃德国成立。这时,最大的问题是哪一派会取胜。

1917 年 3 月,临时政府成立,当时的形势可与俄国的形势相比。艾伯特十分潭楚俄国的结果,他不想成为第二个克伦斯基。因此,11 月 10 日即德皇退位的第二天。他为了镇压斯巴达克思同盟和工人士兵委员会而与总参谋长威廉·格勒纳将军结成了秘密同盟。每天晚上 11 点到凌晨 1 点,这两个人都要用连接柏林的总理公署和斯帕的司令部的专用电话进行交谈。由于有了这一强有力的支持,艾伯特开始积极反对极左派。

11 月 30 日,斯巴达克思同盟改名为德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并制订了起义计划,但在这些计划完成之前,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态堡已被逮捕,并“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他们的 1,000 多名追随者在随后爆发的残酷的巷战中被杀害。到 1919 年 1 月中旬时,来自左派的危险已经消除

在这新宪法的幌子背后,旧德国的许多东西依然如故。官僚机构、司法系统和警察局完好无损地存留下来。在大学里,最不民主的和反犹太人的教授会和学生组织以学术自由为理由继续保持原状。新组成的国际军是旧帝国军队的缩影。除法定的八小时工作日外,实际上没有推行任何社会改革。工业上的卡特尔和垄断公司依然如故;东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同德皇和各地方统治者一样仍保留着他们的地产。总之,德国革命保留的东西要比它改变的东西多。权力主要落在旧统治者手中,而这些旧统治者永远不会接受新秩序。最初,魏玛共和国在外国的财政援助下确能成功地保持自身的稳定。但是,当大萧条削弱了国家的基础时,这些不顺从的官僚、军官和拥有土地的绅士大多攻击起共和国,加快了共和国的灭亡。

美国一位观察家对魏玛共和国的这一内在的致命弱点作了如下描述:想象一下一个让拥护君主制度的法官解释法律、让在忠于旧政权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旧官员管理政府的共和国吧;想象一下一个消极地听任反动的教师和教授教孩子们藐视现有的自由、赞成被美化的封建时代的共和国吧。„„这个惊人的共和国向成千成万名毫无顾忌地希望推翻共和国的前官员和文职人员支付了大量的津贴。

中欧的革命与倒退

对斯巴达克思同盟的镇压和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确保了中欧其余国家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

波罗的海和爱琴海之间的广大农民政治上的觉醒和活跃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原因是无数的农民新兵已因其战争经历而大大地扩大了视野。他们不仅观察到了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别,而且观察到了各国生活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的推翻也给农民以深刻影响。按照长期以来的传统,这种推翻是唤起民族主义愿望和阶级意识的大地震。最后,长年的战争造成的空前的破坏和苦难使革命形势更趋严重,尤其是在那些已遭受失败的国家里。

多数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都支持和平改革,因为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被军队和官僚一一铲除。

奥地利最后于 1934 年建立了由陶尔斐斯总理领导的独裁政府,希腊于 1936 年建立了由迈塔克萨斯将军领导的公然的法西斯政权。因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整个中欧全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只有一个国家例外,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拥有某些可说明其独特性的有利条件:高水平的文化、从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下来的受过训练的官僚、扬·马萨里克和爱华德·贝奈斯的强有力的领导以及能比以农业为主的东方国家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大的安全感的平衡的经济。

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正当布尔什维克主义、平均地权论和传统的议会主义为在东欧和中欧居首要地位而斗争之际,一个全新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意大利出现,它是欧洲战后数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创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而平均地权论则是在 20 世纪初随着农民政党的出现而在政治上逐渐形成。相形之下,法西斯主义是 1922 年 10 月随着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才突然地、戏剧性地出现。

意大利战后的状况为猛烈的、惊人的、反理智的运动如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 1919 年的意大利只有过两代人的民族独立和统一。
  2. 腐败和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
  3. 战后多年的经济混乱

由此导致的失望和受伤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局面。1919 年选举中,社会党人获胜,当议会开会时,社会党人拒绝向国王致意,并高呼“社会主义万岁!”

1920 年 9 月,事态达到高潮,当时,整个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开始接管工厂。

一次又一次的“静坐示威”证明了政府和工厂主的不起作用的、无力的地位,使人们突然了解了当时的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次“静坐示威”强调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无用的“最高纲领主义”。虽然这些大声嚷叫的革命者在要求立即的社会主义化方面令人觉得很象列宁,但他们并没有夺取政权的意图和计划。他们无疑有一切机会接管政权,因为焦利蒂没有动手对付“静坐示威”,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知道士兵们是服从命令还是加入工人的行列。进行革命的所有第一流的条件都已具备—一只是没有开始革命的愿望。当时社会党的口号是:“革命不是靠人发动的。革命是自己到来的。”两年中,这一口号被一个准备发动革命的人证明是错误的。

1915 年 9 月,墨索里尼应征参战,在战壕里战斗了几个星期,直至因受伤奉命退伍。此后,他默默无闻地遭冷落,直到 1919 年他建立其第一个“战斗队”即“战斗的法西斯”为止。“法西斯”指一束棍棒,中间绑着一柄刀锋凸出的斧头,是古罗马侍从官为地方行政长官开道时掮荷的权标。因而,它是统一和权力的象征,成为墨索里尼反对当时政治混乱和社会冲突的口号。

墨索里尼离当权者的位置还很远,但在选举时,他的政党至少已拥有一个其成员约达 25 万名的全国性组织。从那时起,这个党稳稳地迅速前进,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党人的消极情绪造成了一个使墨索里尼能立刻填补进去的空白。同样重要的是墨索里尼这时从实业家、地主和有产阶级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这些人给普遍地夺取工厂和地产的景象吓坏了,希望依靠法西斯暴力小组作为对付可怕的社会革命的堡垒。实际上,随着 1920 年 9 月底工人们撤离工厂,革命的危险已经消失。这时。正是法西斯暴力小组在警察仁慈地保持中立这种做法的帮助下扰乱着社会的安宁。他们不受惩罚地进攻工会办公室和社会党总部,袭击工人阶级居住的地区,驱逐身为社会党人的市长和其他官员,捣毁反对派报社。政府和社会上的富人不但容忍这种暴力恐怖运动,甚至还秘密地给它以支持和援助。

1922 年秋,墨索里尼以尊重君主政体和教会的利益的明确保证赢得了国王和教会的支持,从而为一场政变作好了准备。由于正规军和警察已明确表示他们仁慈地保持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着手动员他的黑衫党党员进行一次已被广泛宣传的向罗马的进军。路易吉·法克塔首相请求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颁布戒严令,但国王拒绝了,反而请墨索里尼组阁。因此,黑衫党党员只须象征性地向罗马进军,而墨索里尼则虎头蛇尾地于 10 月 27 日乘一辆卧车抵达罗马。

墨索里尼通过专门的符合宪法的方式当上了首相,但是,他却无意尊重宪法程序,这一点不久就变得很明显。他的党在 1921 年的选举中获得 35 席,而这些席位仅占全部席位的 6%。墨索里尼警告议会说:“我本来是可以使这个肮脏、阴暗的会议大厅变成暴力小组的宿营地 „„但我不想这样做,至少现在不想这样做。”为了恢复秩序和推行改革,议会和国王授予墨索里尼以独裁权力,这种权力可一直行使到 1923 年 12 月 3I 日。在这段时期中,他允许新闻界、工会和议会各党派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他正通过任命赞成法西斯的人为省长和法官、组织一支自愿参加的法西斯民兵队伍来控制国家机器。

到 1926 年秋时,墨索里尼认为自己已强大得可以采取攻势。他宣布缺席议员的席位为空缺的席位,解散了各种老的政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由于议会仅起通过法西斯议案的橡皮图章作用,意大利已成为一党制国家。

一个特点是实行组合国;在组合国中,议员不是作为地区性选区的代表,而是作为行业和职业的代表当选的。从理论上讲,它通过将劳资双方一起置于国家善意的保护下,消除了阶级冲突。实际上,只有资方享受到了真正的自治,而劳方则被否定了罢工或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权利。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在组合国中基本上都没有得到改善。

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特点是精心设计的市政工程规划;制订这种规划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树立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建造物,以颂扬法西斯主义。过去的纪念碑得到了修复,许多城市被装饰以高大的新建筑物、工人住宅和运动场。有些沼泽地被抽干用来耕种。使旅游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准时运行”的火车和广泛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这个法西斯政权奉行对外侵略的政策,这一政策以当时的一种新学说——战争和帝国扩张的内在价值和必要性——为依据。墨索里尼在官方的《意大利百科全书》中写道:“只有战争能使人类的能力达到最高水平,能在敢于从事战争的人身上打上高贵的印记。„„法西斯主义认为获取最高统治权的趋向 „„是生命力的表现。”

西欧的民主主义问题

西欧不存在可与俄国内战和中欧左、右派之间剧烈冲突相比的种种动乱。民主制度在西方更为根深蒂固,因此主要的社会结构更健全,并享有民众更多的支持。

此外,西方列强已是战争中的胜者,而不是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英国

英国的主要问题无疑是长期、严重的失业问题。战争结束后紧接着有过一时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以满足波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 1920 年,经济萧条开始出现,到 1921 年 3 月时,已有 800 多万人失业。80 世纪 2O 年代失业仍在继续,而 20 世纪 30 年代形势变得更糟。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实际上从 1920 年而不是从 1929 年就已开始,而且无较大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战前的经济是以进口食品和原料、出口制成品为基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建造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新船只,出口它所生产的九分之七的棉布、三分之一的煤和四分之一的钢铁。此外,英国还从海外投资、金融业务和商船运输中得到大量的无形收入。

世界大战刺激了诸如美国、日本和英联邦自治领之类国家的工业化,打破了这一经济平衡。这意味着英国海外市场的减少,尤其是纺织品市场的减少;在纺织品方面,英国面临着日本的激烈竞争。英国商船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破坏,和英国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这一事实一样,也使无形收入减少。布尔什维克革命进一步损害了英国的经济,因为它不仅消灭了大量的投资,还消灭了一个重要的制成品市场。

至少与战争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英国人本身在提高工业效率方面未能跟上世界其余国家。最初,他们曾在工业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但现在,他们却在使其设备现代化方面落在后面。因为他们往往不是到机器过时时,而是到机器用坏时,才更换机器,所以,每工时的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相比落后了。
假定 1913 年矿山每一工人在一个轮班中所作的工作量为 100,那么到 1938 年时在英国矿山仅增加到 113,而在德国矿山却增加到 164,在荷兰增加到 201。

面对效率更高的外国工业的竞争,英国制造商常采取的手段是削减工资、相互间达成确定价格、分配生产定额和分享日益缩小的外国市场的协议。这些措施并没有面对英国工业日益过时这一根本问题。这种失败某种程度上起因于英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英国各大学最能干的毕业生很可能进入行政部门而不是经商,因此,工业常常留给那些能力较差、未受过充分的技术训练的人管理。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职责是与工会斗争、使工资保持低水平,而不是提高工厂的效率和生产率。同时,工人不仅为提高工资而斗争,而且常常为阻止可能降低就业率的技术进步而斗争。

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笼罩着英国的几乎未得到缓和的不景气。数百万家庭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整整一代人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情况使人们在心理上如同在经济上一样不健全。最后,失业者变得情绪低落,依赖失业救济,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这些状况必然产生政治上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希望摆脱困境而愈来愈转向工党。因而,这种经济危机往往使英国政界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每一个党都有自己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保护贸易制;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最终结果是保守党和工党一个接一个地交替组阁,但没有一个内阁能大大地改善国家的命运。

劳合·乔治从一开始起就因长期存在的爱尔兰问题而感到窘迫。 1914 年大战的爆发结束了自由党让爱尔兰自治的尝试。新成立的新芬党在 1918 年的选举中获得了 73 席,这时,它正要求完全独立。这些代表拒绝在威斯敏斯特担任下议院议员,于 1919 年 1 月在都柏林聚会,并直布爱尔兰为自由邦,因而导致了残酷的游击战争;这一战争一直拖延到 1922 年劳合·乔治同意爱尔兰自由邦享有与其它自治领相似的地位时为止。

法国

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数邻邦要好些。法国有一个十分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象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易受伤害。

战争的和平解决使法国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丰富的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加强了法国的经济。

国早几年日因损失 140 万年富力强的男子和财产遭到空前破坏而被削弱。西线的战争主要在法国国土上进行,这给村庄、城镇、工厂、矿山和铁路带来了价值 230 亿美元的损失。而且,法国先前是通过贷款而不是通过税收来为战争筹措资金,这在战后就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的贷款来重建家园。政府采取了多印钞票的手段,结果导致了法郎贬值,而这又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

与英国只有两、三个政党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拥有好几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无能力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足够大的联盟或集团。这一点说明了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更换得较快的原因。

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赔款问题的解决

《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人承担战争责任,要求德国人答应贻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在凡尔赛,对赔款支付的数额和时间表没有达成协议;在以后几年中,这一问题不仅是协约国与德国之间,而且是各协约国之间长期不和的根源。

1920 年,赔款委员会——一个受命拟定详细计划的机构——决定,德国的赔款应按下列方案分配:52%给法国,22%给英国,10%给意大利,8%给比利时,剩下的 8%给其他协约国。第二年,委员会规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 320 亿美元,可用现金和实物(煤、机车、纺织机械和德国工厂及矿山的其它产品)支付。协约国的企业界很快就提出抗议,因为这些商品正形成一股与他们自己的商品相竞争的力量。因此,协约国要求德国主要以现金支付赔款,但这只有在德国的出口额大大超过进口额时才能实现,这一点自然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世界各地的关税正在提高,德国也正在增加进口商品以满足重建家园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要求延缓两年偿付赔款。英国人正在受失业之苦,急欲加快国际贸易的复兴,因此同意了这一要求。然而,遭受损失最惨重的法国人确信,只要德国人愿意就一定能偿付,并着手使用武力。1923 年 1 月,法国军队不顾英国人的批评,与意大利和比利时小股部队一起侵占了鲁尔工业区.

德国人的反应是进行总罢工,结果,法国人不得不为占领付出了得不偿失的代价。由于德国经济毫无生气、法国人又受到阻碍,赔款问题陷入僵局,于是,成立了一个由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主持的经济专家委员会。 1924 年 9 月 1 日,协约国和德国双方通过并开始实施所谓的《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建立在“商业,而不是政治”这一口号的基础上,它要求每年支付的赔款额从 23800 万美元开始,达到最高额 59500 万美元。这些金额可依据一定年份的繁荣指数予以调整。另外,德国须废除其恶性膨胀的货币,并在协约国的监督下改组它的国家银行。作为回报,德国将得到 8 亿美元的外国贷款,而法国必须撤离鲁尔。

然而,这一安排同其它许多安排一样,将被大萧条的冲击带走。即使在 1928 年 9 月以前《道威斯计划》生效的 4 年里,德国人支付的现金和实物也仅相当于他们从外国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所借款项的一半。不过,《道威斯计划》的确缓和了欧洲的紧张局势,为政治问题的解决开了路。

寻求和平

由于奥匈帝国的消失、德国和俄国的屈服,法国这时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因为德国和俄国显然迟早会设法重申自己的主张,所以,法国外交的目标是为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可靠、持久的基础。

法国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德国的两次侵略,因此,它不愿将其安全交托给没有权威的国联。最初,它建议结成英法美三国同盟,这将保证法国在遭到德国侵略时得到英美的援助。当这一计划因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同盟条约而失败时,法国转向了较小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修订条约方面与它有着共同的利益。它于 1920 年 9 月、1921 年和 1924 年分别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军事联盟。后来发展成更多国家的联盟组织。

这一联盟组织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及其盟国。不过,大约 1925 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有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暂时获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外交部长即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国的古斯塔夫·斯特来斯曼持相互和解的态度,他们断定各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张伯伦还说服意大利人接受了这一观点。给果产生了称为《洛迦诺公约》的一系列协定,这些协定是于 1925 年 10 月签订的。

这些协定规定,德国可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同意不通过武力来谋求条约的修订,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一切争端。德国确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利,但它承认其西部边界的永久性。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答应任何时候都尊重它们相互间的边界,英国和意大利保证遵守这一规定。

《道威斯计划》没有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因此,第二个经济专家委员会在另一位美国财政家欧文·扬格主席的领导下,于 1929 年在巴黎开会,制订了一个于 1930 年初被采纳的新的赔款计划。这一计划规定德国应支付的赔款总额为 80 亿美元,58 年内分期付清。作为对德国接受《扬格计划》的回报,法国于 1930 年,即比《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期限早四年撤出莱茵兰。

与此同时,一系列裁军会议正在举行,这不仅是因为国际舆论的压力,而月、是因为协约国已用旨在“普遍限制各国军备”的说法迫使德国裁军。

尽管裁军失败了,但 20 年代末期人们都有一种感觉,认为欧洲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状况:德国和它以前的敌人似乎已经和解;法国军队撤出了莱茵兰,德国人加入了国联;赔款问题似乎终于得到了解决;60 多个国家已摈弃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工具”;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率正相应下降。甚至来自苏联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个国家已于 1928 年开始实行一个新的、宏伟的“五年计划”(见第二十三章第一节)。西方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这一计划是不切实际、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它至少可使苏联人的注意力从国际冒险活动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去。因此,“洛迦偌精神”似乎是有意义、有内容的,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欧洲这时能安定下来,象在 19 世纪那样去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

第二十三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1931 年这一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 “ 战后 ” 前几年,也不同于 “ 战前 ” 前几年。 1931 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诺德· J·汤因比

20 世纪 20 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安定下来处于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兴亡更替。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地、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改变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此,大萧条是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分界线。1929 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相反,1929 年以后的几年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一个接一个,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的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厉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实质上是成功的。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五年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发现自己处于俄国的主人地位,就面临着创建太平盛世的挑战;关于这种太平盛世,他们过去已宣传很久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对迎接这一挑战毫无准备。

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

  1. 过去的历史中没有模式可遵循
  2. 马克思主义著作也没有用处,因为它们几乎只是论述如何夺取政权,而没有论及夺取政权以后该怎么办。
  3. 社会主义社会 —— 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 —— 的传统定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实现不起指导作用。

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行于 1917 年至 1921 年间;当时,为了战争需要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从这类措施发展而来的。

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特征是强行征收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原先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屏弃了。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收。正如一位农民所说的那样:“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已陷于瘫痪状态。

最大的灾难是 1920 年和 1921 年的全国性干旱,它促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无数的人死于饥饿,还有无数的人只是由于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虽然以往一向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时却也起来造反,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

新经济政策

1921 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

  1. 农民们在向国家缴纳约占其产量的 12%的实物税之后,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
  2. 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
  3. 农民和新商人即当时所称的“耐泼曼”,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

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1924 年,列宁去世,于是,关于用什么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经济问题便同由谁来继承列宁这一政治问题连系在一起。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还认为在价格问题上应向富农作出让步,以便鼓励他们增加产量。一些剩余产品可以卖到国外,所得的收入用于发展工业。这一计划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对,理由是它不会带来工业化所必需的大量资本。因此,这一派希望通过全面规划来加速工业的发展,依靠所增加的工业产品去鼓励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当约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头当党的领袖时,他采纳了第二派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建议,不过,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样重要的贡献:农业集体化;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在不作经济让步的情况下强迫农民生产剩余粮食,从而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

这些计划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们为国家的整个经济的改造和运转提供了蓝图和办法。“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当于西方内阁的苏联内阁——人民委员会任命。这些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虽然与现在由计算机制定的计划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达 1600 页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统计资料涉及到重工业、轻工业、金融、合作社、农业、运输、通讯、劳力、工资、学校、文学、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险等各方面。

实际上,苏联的工业已经象事实上那样迅速向前发展,因为政府提取了大约 40%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只提取了大约 20%国民收入。而且,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能随意分配投资资本。因此,苏联工业总产品中大约有 70%是资本货物,30%是消费品;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大致相反。到 1932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由于大萧条所造成的西方生产率的下降。

从全球影响的观点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很可能将证明比共产国际具有更大的意义。五年计划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同一时期西方经济的崩溃。社会主义不再是空想家的梦;它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从苏联回国后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因此,原先的怀疑态度转变为真正的兴趣,有时转变为模仿。

五年计划给西方国家留下的印象似乎不象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印象那么深,一个原因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苏联公民受到了严重的剥削。苏联人的衣衫褴楼、食物单调、住房糟糕和消费品匮乏给访问苏联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反映在一党制政治结构中的个人自由缺乏、工会受束缚、教育受统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严格控制同样使他们感到震惊。尽管苏联取得了五年计划的成就,但苏联社会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仿效的社会主义乐园。

不发达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苏联是一个在 30 年内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军事强国的国家。使这一惊人的变化成为可能的种种制度和技术对这些民族来说非常重要。尽管大多数民族最近已赢得政治独立,但他们还远没有获得经济独立。因此,他们是用羡慕而不是同情的眼光来看待苏联的生活水平。他们不太注意苏联人缺乏个人自由这一点,因为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还享受不到这样的自由。

苏联的中亚政策并没有获得全体一致的赞成。为了逃避五年计划早期阶段的镇压,有 10 万到 20 万哈萨克人逃进了中国的新疆。老一辈人中有许多人坚决反对其共和国的日益俄罗斯化 —— 这些共和国的日益俄罗斯化是政府故意制定的政策的结果,也是大批斯拉夫人迁入的结果。但是,这种内部的不满实质上并没有影响苏联的计划经济对生活在前殖民地地区的许多人所具有的吸引力。

给访问塔什干的亚洲人留下如此“美好”印象的是什么呢?是一座亚洲大城市的景象:极好的健康标准、出色的教育、完善的卫生设备、清洁的街道、迅速改善的住房、完好的电力设施、除高档商品之外的大量消费品、丰富的食物、大量的工作、迅速扩大的工业化规划和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率。

除此之外,他们还看到法律规定各民族平等,许多乌兹别克人和中亚其他民族共同参与政治、工业和教育事务。

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西方人有关民主政治的辩论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以太多的影响,单独的人性问题也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很可能十分清楚本国的死亡率来。

访问塔什干的欧洲人得出的一组结论很可能是建立在与欧洲的比较以及那里缺乏他们所习惯的便利设施的基础上,而亚洲人直接得出的一些结论也许完全相反。亚洲人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塔什干的最重耍的一点在于它是亚洲的象征而不是欧洲的象征。

大萧条

随着 1929 年的开始,美国似乎日趋繁荣。美国工业生产指数 1921 年时平均仅为 67(1923 — 1925 年=100),但到 1928 年 7 月时已上升到 110,到 1929 年 6 月时上升到 126。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在 1929 年夏季的三个月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从 151 上升到 286,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 268 上升到 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 165 上升到 258。实业家、学究式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家伯纳德·巴鲁克于 1929 年 6 月写道,“世界的经济形势似乎即将大幅度地向前发展。”1929 年秋,耶鲁大学教授欧文 2 费希尔宣布:“股票价格所已达到的高度看起来象是持久的。”

1929 年秋,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跟随而来,而且萧条的强烈程度和延续时间的长久都是空前的。

造成这一意想不到的结局的一个原因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大规模地成为债权国时发展起来的。20 世纪 20 年代,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在 1913 至 1924 年间从 192400 万美元增加到 449900 万美元,即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

有好几年这种不平衡因美国在国外的大规模的贷款和投资而被抵消: 1925 年至 1928 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对外投资总额达 11 亿美元。当然,这种情况最终加强了不平衡,不可能被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由于支付款到期,债务国不得不减少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美国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受到了损害。此外,有些国家感到必须拖欠欠款,这动摇了美国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国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从 1920 年到 1929 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 2 拖,而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 65%。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 年,每个农业工人的收入还不到非农业工人收入的 40%,而到 1930 年时,已低于 30%。农村的这种贫穷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固定不变的工厂工资和不断下降的农场收入这两大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国民收入严重的分配不均。 1929 年,5%的美国人得到全部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六分之一)。这意味着人民大众不充分的购买力与那些拿高薪水、得高报酬的人的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同时并存。20 世纪 20 年代中,资本货物的产量平均每年的增长率是 6.4%,而消费品产量的增长率为 2.8%。这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受阻;这种低下的购买力不能支持如此高比率的资本投资。

美国银行业的弱点是促成 1929 年股票市场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许多银行是单独经营的,有些银行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战胜金融风暴。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便传播开来,储户纷纷赶到其他银行去提取存款,从而引起了一个逐渐破坏整个金融结构的连锁反应。由于 1929 年投机热渗透经济,使得一些商号和银行放弃正常的预防措施,去从事投机性质的冒险活动,因此,银行业的这一弱点变得更为严重。

在这三年中,有 5000 家银行倒闭。1929 年,通用汽车公司生产了 550 万辆汽车,但在 1931 年,它们仅生产了 250 万辆。1932 年 7 月,钢铁工业仅以 12%的生产能力运转。到 1933 年时,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萧条不仅是无比强烈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不用说,这产生了种种影响。 1931 年 5 月,维也纳最大的、最有声誉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它已无清偿能力,从而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一片恐慌。7 月 9 日,德国丹纳特银行也跟着这样做了,随后两天里,德国所有银行都被命令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 —— 伯尔施交易所关闭了两个月。 1931 年 9 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

这些经济上的大变动引起了种种相应重大的社会问题。最严重、最棘手的是大规模失业的问题,这问题已达到了悲剧的程度。1933 年 3 月,美国的失业人数据保守的估计为 1400 多万,相当于全都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 300 万,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的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失业人数至少有 600 万:工会执行委员会估计,他们的成员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完全没有工作,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这是一个排队领救济面包、寻找施粥所、退役军人在街角卖苹果的年代。成千上万的男人,甚至还有些女人,从东岸到西岸来来回回地“偷乘火车”,希望找到工作,或者只是因为无别的事可做。

在英国,由于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中长期存在着失业,这时的形势变得更糟。整整一代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在几乎没有机会、没有希望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痛苦地将他们无目的的生活称作 “ 活地狱般的生活 ” 。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希望,变得听天由命起来: “ 任何人现在找到工作的机会都不会比爱尔兰抽彩中奖的机会多些 ” 。

在德国,由于失业者所占的比例较高,失望情绪更为严重,局势也更为紧张;所有这些最终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也许最悲惨的是东欧农民群众的命运。虽然他们以往一向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但 1939 年对一个颇能代表东南欧的地区 —— 南斯拉夫德里纳地区所作的调查报告揭示, 219279 个家庭中,有 46.4%的家庭没有床,54.3%的家庭没有任何种类的厕所,51.6%的家庭是以泥地为地板。

政治影响

即便是资源丰富、有着政治稳定这一传统的美国,在这些年里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思想和骚动:由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专家政治 —— 赞成专家治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成农业上的静坐罢工的农场假日;主张重新分配收入的各种建议,其中包括要求丰厚养老金的《汤森计划》;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运动,等等。政治动乱的另一表现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1932 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彻底胜利。随即而来的“新政”起了政治上不满情绪的安全阀的作用,从而有效地使种种极端主义运动归于无效。

这几年中,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发展大体上与美国相同。这两个国家虽然都遭到了政治风暴的袭击,但设法在其传统制度的范围内经受住了风暴。英国工党于 1929 年 6 月开始执政,但它几乎立刻就遇到了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 “ 失业救济金 ” 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公司正收回它们的短期贷款,并拒绝考虑新的贷款,除非英国政府采取某些节约措施。

大萧条给德国的打击特别严重,使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失业,使另外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全日性工作。当时的政府是一个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人赫尔曼·米勒总理领导,而总统则由年迈保守的战争英雄保尔·冯·兴登堡担任。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内阁一样,德国的米勒内阁也因如何解决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和其他问题方面的争论而逐渐遭到破坏。左派赞成增加失业救济,右派则坚持削减经费和平衡预算。后者的方针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支持,因为赤字财政的基本原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被制定出来。

国际影响

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国际协定,已无法实行。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各国政府由于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准到崩溃的边缘,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1931 年 7 月,在胡佛总统的倡议下,各强国同意延缓偿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这种延缓偿付表明,在协约国间的种种债务和赔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尽管胡佛一再重申不存在这种联系。第二年夏天,在洛桑会议上,各强国虽然不是在理论上但在事实上完全取消了德国的战争赔款。同时,结束了对美国的战争债务的支付,虽然在以后几年中作过几次象征性的支付。因此,赔款和战争债务这一棘手的老问题终于被大萧条释放出来的经济风暴扫除了。

经济风暴的另一影响是使地方性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在总崩溃的大潮流中,各国的自卫措施都采取了诸如较高的关税、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形式。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1933 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惊恐的大失败,“经济上的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通常公认的民族目标。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减军备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各种大规模地重整军备的计划。各国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来重整军备。事实证明,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还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同样,希特勒因实行庞大的重整军备的计划,才迅速解决了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希特勒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国家摆脱经济萧条,是因为他在其国家的备战方面做得最彻底。此外,大萧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和伴随而来的失业给人们以极大的伤害,因此,各地民众都欢迎新的工作,哪怕是军工厂里的工作。

第二十四章 走向战争,1929-1939 年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是繁荣、稳定与和解的几年;20 世纪 30 年代则是萧条、危机和战争的 10 年。20 年代的和解在欧洲是以法国联盟体系为基础,在远东则是以华盛顿会议的协定为基础,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这两个地区的现状。这一目标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得到实现,但在随后的 10 年中,一切又突然地、决定性地颠倒过来。德国和日本的新领导人决意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土和约,并有办法、有决心这样做。他们大规模重整军备的计划和惊人的侵略行径急剧地改变了势力均衡。

日本入侵满洲

日本人的愿望多半未得到满足。“二十一条”被成功地抵制了,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警告,他说,美国不会承认任何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或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条约。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确保住了从前的德属岛屿,但只是作为三级托管地而不是作为地道的领地。威尔逊总统拚命反对日本对无可争辩的中国领土山东的要求。作为妥协,日本被准许“暂时”占有这座半岛,但日本退一步承认它的“政策”是在某一日期把这片领土归还中国,“只保留‘以往一向’授与德国的经济特权”。

在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对外冒险之后,日本这时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1923 年大地震的善后问题和引起骚动的投票问题。大地震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三的地区,造成了 16 万人的重大伤亡和价值 20 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投票问题引起了骚乱和政治动乱,直到 1925 年接受男性普选制,将选民从 300 万人增加到 1400 万人为止。

最严重的是经济问题,尤其是贫困农民的经济问题。日本同美国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提供军需品和商船运输大大繁荣起来。不过,这一繁荣的分布情况很糟,因为经济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所谓的财阀(Zaibatsu;Zai 意为富豪,batSS 意为集团)手中。 “ 财阀 ” 是四个以家族为中心组成的大企业(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的通称;这四家大企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控制了日本所有公司资本总额的四分之三,拥有日本私人银行全部存款的三分之一、全部信托存款的四分之三和全部人寿保险单的五分之一

工人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意味着国内市场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日本工业主要依靠外国市场销售产品;这种依赖在大萧条到来时带来了灾难。 1929 年至 1931 年间,对外贸易减少了近 50%。农民以往靠养蚕来增补微薄的收入,这时因向萧条中的美国出口的丝织品的数量急剧下降而受到严重伤害。城市工人也相应地遭受着失业的痛苦

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不仅为经济上的原因所驱使,还对苏联力量的日益增长和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日趋成功感到不安。

田中和本庄都把满洲列为他们扩张主义计划的第一个目标,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东北角上的这个省份具有两个有利条件: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联系松散,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铁、煤和辽阔、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过过去商定的条约获得了在满洲的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可以用来为其侵略行径找借口。当日本军方于 1931 年秋断定入侵时机已戍熟时,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1932 年 1 月 7 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所谓的“史汀生主义”,它规定,凡有损中国独立和领土完整、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凡使用违反《巴黎公约》的手段而造成的条约,美国一概不承认。这一规定几乎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因为日本军队只对优势力量起反应,而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得可以勇敢地与在远东的日本相对抗。此外,所有西方政府都为紧迫的国内问题所颁扰。例如,胡佛总统就面临着国民选举和大萧条两大问题;大萧条当时正严重到极点。因此,他希望“摆脱”国际纠纷,全力以赴解决国内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外交上对希特勒的反应

连后来同希特勒结成“罗马 -柏林轴心 ” 的墨索里尼,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由于许多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南蒂罗尔,墨索里尼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为口号的扩张主义的纳粹政权感到不安。因此, 1933 年 7 月 15 日,他主动与英、法、德缔结了《四国公约》。公约重申,签约国必须坚持《国联盟约》、《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未经四国同意不得对《凡尔赛和约》作任何改动。这一做法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希特勒一再违反这些诺言

这些发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另一个地方性集团,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拥有相当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 1934 年 8 月 9 日,四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公约规定四国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南欧的现状。

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

罗马 -柏林轴心

在埃塞俄比亚危机初期,希特勒采取观望的策略。如果墨索里尼失败,希特勒就少了一位中欧的对手。如果他获胜,集体安全体系就会遭到破坏,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计划就会相应地得到加强。

1936 年 3 月 7 日,希特勒戏剧性地结束了这种消极政策,派遣一支 35000 人的军队长驱直入莱茵兰。《凡尔赛和约》已规定,德国不得在莱茵河左岸、也不得在右岸 50 公里地带拥有防御工事或军队。

希特勒违背这一规定的做法是一次最具战略意义的行动:法国联盟体系以法国军队易进入中欧为基础;随着莱茵兰的被重新占领和立即动工的齐格菲防线防御工事的建立,法国不再易进入中欧。法国被切断了与其盟国的联系,而德国的力量却大大增长

法国不能对这一重大挑战作出适当的反应,因为这个国家当时正准备大选,而且是由一个临时的内阁在执政。总理萨罗和外交部长弗朗丹想通过调动军队和发出最后通碟来制止希特勒。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原本是能奏效的,因为现在已知道,当时希特勒是在不听几乎所有将军劝告的情况下决定对莱茵兰采取行动的。德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进行重大的战争,除两人外,德国军事首领都反对重新占领莱茵兰,他们自然认为这会导致与法国的冲突。因此,希特勒命令,如果法国调兵,并将其军队派过边界的话,他的各个师应一枪不放地主动撤退。

对莱茵兰的突然行动还起了使以往一向敌对的“元首”和“领袖”言归于好的作用。希特勒在石油制裁仍有可能实行的时候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墨索里尼对此深表感激。短时间内,这两个独裁者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迅速打破了现存的外交结构。

因此,到 1936 年年底时,外交上的均衡已完全不同于希特勒开始执政时的情景。意大利和德国这时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法国已失去从前的霸权,落入比较孤立的境地。它在中欧的旧盟国正渐渐散去,而与苏联建立的新联盟基本上仍是纸上的东西。法国政府很不信任苏维埃政权,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不十分密切,彼此之间互不信任。由于满洲和埃塞俄比亚事件使维护现状集团陷入混乱,使国际联盟遭到严重削弱

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不仅仅具有通常的意义,因为它实质上是把两种战争合在一起——一种是由西班牙社会的腐败和紧张局势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冲突,一种是由思想体系的冲突和大国利益的冲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20 世纪的西班牙截然不同于 16 世纪的西班牙,16 世纪时,这个国家是欧洲最强大、最令人畏惧的国家。在 16 至 20 世纪之间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 1898 年的西-美战争;美国轻易地夺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数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丢尽了脸.这次战争不仅暴露了西班牙军事上的弱点,而且暴露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已处于牢固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构成这一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分有三种:大地主、军队和教会。

西班牙军队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军官人数与士兵人数相比多得惊人,二是军方常常干预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军官们认为他们有权利监督政治事务,并照着这种看法他明确地说,这意味着保护现状,反对所有的挑战者,不论他们是赞成共和政体的中间派还是左派各政党。

定为国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极为富有、极有影响的机构,虽然它在 19 世纪初叶和中叶已失去其地产,但作为补偿,它获得了工业股票,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大量津贴,这些津贴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占国家年度预算的 2 拖。西班牙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颇类似于俄国东正教会与沙皇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主教由国王提名,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参议院议员;但最重要的是,教会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象西欧其他国家,没有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因此,现存的学校大多数都在教会的管辖之下。此外,教会通过某些重要的报纸、劳工团体和各种世俗组织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在天主教组织起类似作用的其他国家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股巨大的势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权运动。普遍地攻击教士和修女、内战期间大规模地破坏教会财产 —— 这类现象在西班牙历史上决不是绝无仅有的。

吞并奥地利

1938 年是轴心国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导致这些重大发展的中心人物是内维尔 · 张伯伦,他于 1937 年 5 月接替斯坦利 · 鲍尔温出任首相,并逐渐地接手确定英国对外政策的方向

温斯顿 · 丘吉尔已对这位在这一关键时刻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外交进程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锐、深刻的评价:内维尔·张伯伦 „„机警、讲究实际、固执且非常自信。他与鲍尔温不同,认为自己能够了解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当时从他所信奉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种模糊的但仍然根深蒂固的直觉,而是一种有限的、锋芒毕露的能力。 „„ 他已对当今国内外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作出明确的判断,认为自己对付得了他们。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为伟大的和平使者载入史册;为此,他准备不顾种种事实而不断奋斗,使自己和国家冒着很大风险。不幸的是,他碰多到了他无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无法在其面前退缩但又对付不了的飓风。

希特勒的译员在描述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灭亡和中欧均势发生根本转变的重大的慕尼黑会议(1938 年)时,对张伯伦作出了类似的评价:张伯伦老是问,谁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赔偿同苏台德区一起转让给德国的建筑物和各种设施?这显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财政大臣和商人在说话。希持勒变得越来越烦躁。“这些设施和建筑物是苏台德的德国人纳税的结果”,他愈益不耐烦地说道,“这里决不存在赔偿的问题”。但是,这未能打消张伯伦对财产会受到影响这一问题的疑虑。希特勒终于暴跳如雷。他对张伯伦大声叫道:“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样的小事上。”正是在这时,张伯伦又另外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将家畜留在苏台德区,是否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赶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余的地区。

在与墨索里尼打交道应奉行什么政策的问题上,张伯伦与其外交大臣首次发生了冲突。张伯伦决心抚慰这位“领袖”,诱使他退出新结成的轴心国,回到西欧阵营中来。他希望通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权而达到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的反对,艾登仍支持集体安全的观念和国际联盟。

战争的到来

8 月 23 日,他们宣布了震惊世界的外交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同意缔约国之一如与他国交战,另一缔约国将保持中立。十分重要的是,这一条约不包含如果缔约国之一侵略他国就会使该条约无效的所谓的“例外条款”,而包含这种例外条款是苏联与其他国家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特点。也许这种省略与条约中的一个秘密议定书有关,这个议定书规定,如果发生“领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和波兰西部将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而波兰其余地区连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则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希特勒因为他的东侧受到了保护,便认为他可放手出击了。 8 月 25 日,他命令军队于第二天早晨五点四十五分开始入侵波兰。这时,希特勒希望,失去苏联支持的西欧列强不会设法援助波兰。但是正相反,就在希特勒发布命令的同一天,英国政府的代表与波兰正式签订了联盟条约。与此同时,希特勒听说墨索里尼已决定不参战,至少暂时不参战。这两个挫折使希特勒确信,暂时的退却是必须的,8 月 25 日晚,他取消了入侵命令。

德国将军们正提醒希特勒,只要再过一个月,便是使我们无法在波兰平原上调动坦克的秋雨季节。因此, 8 月 31 日,“元首”发布了向波兰进军的最后命令。1939 年 9 月 1 日清晨,德国军队、坦克和飞机未经宣战就已全线越过波兰边界。9 月 3 日,英国和法国都对德国宣战。墨索里尼尽管发表过有关轴心国“钢铁般条约”的演讲,但仍保持中立。

第二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影响

在与斯大林签订条约时,希特勒的目标是要在他消灭波兰期间确保苏联的中立。然后,他能调集部队进攻英国和法国,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当时,他私下宣布:“让我们把这一条约看作是确保我们后方的东西吧。”至于苏联,这个国家也被列在他将来的牺牲者的名单上。“目前苏联并不危险”,他说道,“只有当我们在西欧的行动自由时,我们才能反对苏联。在以后的一、两年中,目前的局面将继续存在”。

两次大战在所运用的战略和武器上也根本不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战壕和机枪群为基础的防守证明优于进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坦克和飞机为基础的进攻证明强于防守。这一点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特有的战线的极大的流动性。整个整个的国家乃至整块整块的大陆来回易主,这与 1914 年至 1918 年间西部战线流血的僵持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战争的欧洲阶段

对波兰的瓜分

在波兰,德国人第一次显示了其新式的“闪电战”的致命效力。首先,一批批俯冲轰炸机轰炸通讯线路,扩大恐怖气氛和混乱局面。然后,装甲师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一个个缺口,深深地侵入后方,摧毁运输和通讯设施,将抵抗的部队切割成碎片。最后是较轻便的摩托化师和步兵师出击,必要时在飞机和大炮的援助下,“肃清”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敌军。

不幸的波兰正好是一个适合这种战争的“机构”。

  1. 这个国家差不多全是大平原区,几乎没有能阻挡坦克前进的自然障碍物。
  2. 波兰军队已毫无希望地成为过时的了,它虽拥有 12 个用马匹、长筒靴和踢马剌装备起来的骑兵旅,但只有一个装甲旅。
  3. 波兰最高指挥部已将部队稀稀拉拉地分布在整个边界线上,妄想守卫全国的领土。

10 天内,这场战役的胜负实际上已被决定。德国的坦克飞机大队迎着日渐衰弱的抵抗迅速通过波兰农村。德军推进的速度迫使斯大林采取行动,以便接管他在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时所坚持要求的领土。9 月 17 日,苏联红军穿过边界进入东波兰,两天后,与得胜的德国人建立了联系。不到一个月,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就已完全地从地图上消失。

苏联政府这时利用《莫斯科条约》中的秘密议定书来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战略地位。 1939 年 9 月和 10 月,它强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同意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苏联军事基地。作为补偿,立陶宛得到了长期渴望的、以往一向是波兰之一部分的维尔纽斯城及其周围地区。然后,苏联人向芬兰提出了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北冰洋沿岸的佩萨莫周围割让某些领土的要求。尽管苏联人在别处提供了大量的领土作为补偿,但芬兰人还是拒绝了,因为那将意味着失去他们在卡累利阿地区的一个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曼纳林防线。由于这些防御工事在列宁格勒的大炮射程之内,因此,苏联人坚持他们的要求,最后,苏联红军于 11 月 30 日向芬兰发动了进攻。

芬兰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于是国际联盟将苏联开除出国联,可以说,苏联是遭到如此待遇的唯一国家。芬兰人对苏联人猛攻的抵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在曼纳林防线击退了苏联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西方舆论也一边倒地支持芬兰。自愿军,尤其是瑞典的自愿军,加入了作好战斗准备的芬兰人,到 1940 年 2 月时,英法两国政府也在认真考虑派远征队去援助芬兰。但这时,曾严重低估了芬兰力量的苏联人正在以正规军而不是以地方部队向芬兰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他们用大炮猛轰,摧毁了曼纳林防线,到 3 月中旬对,已迫使芬兰人求和。

对丹麦和挪威的征服

1940 年 4 月 9 日,德国军队突然采取行动,横扫了丹麦,并登上挪威海岸。这些峡湾能为德国潜艇提供非常宝贵的基地,还能保护船只将瑞典的铁矿石沿海岸运到德国。丹麦人没能抵抗,但挪威人因有英国的支持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后,德国人对天空的控制证明是决定性的。到 4 月底时,同盟国不得不撤离挪威的南部和中都。

法国和低地国的沦陷

同盟国在挪威的挫折不久就因在 7 周内便横扫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惊人的闪电战而相形见绌。5 月 10 日,德国人进攻荷兰和比利时,两天后又进攻法国。荷兰人的防守 5 天内使土崩瓦解。比利时人坚持得稍久些,但到 5 月 28 日时,国王利奥波德宣布投降,比利时军队停止抵抗。

其时,德国人已绕过马其诺防线的最北端——这条防线从来没有伸展到海洋——并穿过阿登森林,在色当把法国人的防线打开了一个 50 哩长的缺口。装甲师这时向西迅速穿过亚眠朝英吉利海峡沿岸的阿布维尔城挺进,5 月 21 日到达该城。德国人的突破性进展使法国北部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与法国主力部队的联系被切断。

佛兰德的同盟国军队,主要是英国军队,退缩到了敦刻尔克这个唯一仍无敌军的港口。由于港口的一半已被毁坏、只剩下几哩长的空旷海滩,撤退的前景似乎令人绝望。人们希望也许能使 45000 人得救;事实上,有 336000 人乘船渡过了英吉利海峡,撤回到英国。这一“敦刻尔克奇迹”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希特勒的决定——希特勒当时决定重编军队、向南对法国进行决定性的战争,而不是力求取得一个已成为外围作战的战役的完全胜利。同样重要的是英国海军部的勇气,它调集了 850 艘包括河里的拖船、摩托艇、渔船和海边的明轮船在内的、属于各个制造时期和不同种类的船只,组成了一文混杂的援救船队。皇家空军掩护了这次撤退,取得了它对纳粹德国空军的首次胜利。不过,英国人除 13,000 人死亡、40000 人被俘外,还被迫丢弃了所有贵重的装备。

随着 6 月 4 日敦刻尔克撤退的完成,法国的苦难开始了。第二天,德国军队继续向南推进。到 6 月 13 日时,未设防的、被政府抛弃了的巴黎已被占领。法国很快投降。

德国闪电战的惊人影响反映在低得令人难以置情的伤亡数字中。整个战役中,法国损失了约 10 万人,其他同盟国损失了 2 万人,德国损失了 45,000 人。这些损失还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进攻所蒙受的损失的一半。法国被认为是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迅速崩溃自然是一个最令人痛苦的打击。

1914 年,法国曾得到在东线作战的沙俄军队相当大的援助;现在,法国必须单独与德国对抗,仅得到英国比较微薄的支持。也许最重要的是德国在好几个方面、尤其是在飞机和坦克的数量以及新的闪电战技术的发展方面所占的优势。

不列颠战役

如此一贯的勇敢和直率使他成为张伯伦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1940 年 5 月 10 日,张伯伦因草率援助挪威和未能动员全国打一场生存战而被迫辞职。丘吉尔组织了一个所有党派参加的内阁,丘吉尔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军事领袖。他以特有的胆识和果断告诉他的人民——告诉全世界:“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着陆地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中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其时,希特勒正犹豫不决,拿不准下一步该怎么走。法国出人意料地迅速沦陷使他大为吃惊。最初,他试图同他始终十分尊敬的英国人达成协议。当他的提议被置之不理时,他便于 1940 年 7 月 16 日发出了入侵英岛的指令,即“海狮计划”。但是,对两栖作战,德国最高指挥部既没有适当的装备,也没有除入侵挪威以外的必需经验,故组织一次两栖作战还需要时间。德国武装部队的首脑们把许多时间浪费在关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种种难以对付的技术问题的激烈争论上。不过,他们都同意,如果不掌握制空权,“海狮计划”是实行不了的。因此,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调动了他的空军,确信只需通过空袭、无需采用危险的渡海方法便能征服英国。

在这一大规模的空战中,纳粹德国空军拥有的飞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英国皇家空军—— 2670 架对 1475 架。但是,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驱逐机更为先进,因为英国人大量生产飞机比德国人晚几年。英国人还使用了雷达,雷达是一种新发明,能使敌机在距离其目标还有 50 至 100 哩时就被“看见”。即便如此,如果纳粹德国空军倾全力对付皇家空军的基地和战斗机,那么,这种近二比一的数量上的优势仍会证明是决定性的。然而,戈林却不断地变换他的目标:最初是东南岸的港口和英吉利海峡中的船舶,然后是皇家空军的基地和雷达站,最后,在 1940 年 9 月是伦敦、考文垂和其他工业中心。一个月里,这些城市天天遭到轰炸,但死亡人数却低的惊人,工业生产也没有受到严重影响。据医生们说,全国人民的士气非但没有降低,反而通过这一严峻考验得到了提高与增强。此外,戈林把目标转向城市就是默认,他无法摧毁皇家空军的战斗力量。9 月 17 日,希特勒下令将“海狮计划”的实施延迟到来年春天。事实上,这一入侵英国的计划已被永远地搁置一旁。

对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征服

1940 年 7 月 31 日,即不列颠战役前两个星期,希特勒召开了陆军和海军最高指挥官会议。会上有人劝告希特勒说,要想在那年秋天成功地侵占英国是极不可能的。于是,希特勒作出了来年春天入侵苏联的重大决定。

为了为预定的入侵苏联作准备, 1940 年 10 月,希特勒向罗马尼亚派遣了部队。就在希特勒占领罗马尼亚时,墨索里尼向希腊发动了笨拙的侵略。长期以来一直以独裁者的老前辈自居的“领袖”开始妒忌获得惊人成功的“元首”。尽管他们已通过轴心国条约正式结盟,但希特勒在从胜利走向胜利时从不与他的意大利同伴商量,也不通知他。“希特勒总是让我面对既成事实”,墨索里尼向他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抱怨道:“这一回,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将从报纸上发现我已占领希腊。”

墨索里尼以为这将是一次毫不费力的占领,但事实却证明它是一次耻辱的大失败。

1941 年 6 月 22 日,强大的德国军队终于冲过苏联边界,由于巴尔干战役,这一时间比预定的时间整整晚了 5 个星期。

战争的全球阶段

对苏联的入侵

1939 年 8 月,斯大林因种种原因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些原因包括极不信任西方领导人和希望赢得时间来加强军队和工业建设。他还预料德国和西方列强迟早会发生冲突,进行一场消耗战,苏联则可因互不侵犯条约而随意避开战争,直到战争对它有利时再介入。“如果战争爆发”,他告诉他的同志们,“我们绝不可能按兵不动。我们将不得不参战,但我们必须是最后一个参战。我们参战的目的是为了在天平上放上一个决定性的砝码,这个砝码将使天平倾斜。”

这一战略是精明的,然而,它却使苏联自食其果,差点毁了这个国家。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德军和西方军队势均力敌,双方会互相残杀,从而使苏联红军成为欧洲大陆上居支配地位的军队。事实正相反,德国军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所有的对手,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主人,使苏联孤立无援,处于危险的境地。

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一开始就在数量上占优势。希特勒以一支约 300 万人的军队攻击对方近 200 万人的军队。当然,苏联人有大批后备兵可利用,但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使苏联很难迅速地、有效地利用这些后备兵。

德军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各种环境下作过战,还拥有具备作战经验这一显著的优势。

苏联红军航空队的大部分飞机都集中在靠近边界的小机场上,其中多数飞机头一天就被炸毁。

苏联红军没有足够的反坦克炮来对付德军装甲师大规模的、有时每公里就有 100 辆坦克的进攻。

1941 年,德国步兵大多已有冲锋枪,而苏联人只有步枪。

这不是苏联和德国之间的一场斗争,而是苏联和欧洲大陆之间的一场斗争。也就是说,苏联红军不仅要对付德国军队,而且还要对付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大量军队,苏联的兵工厂除了与德国的兵工厂竞争外,还要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兵工厂竞争。

希特勒的战略是沿着从芬兰到罗马尼亚的 1000 哩长的战线前进,向东推进到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哈尔科夫和罗斯托夫的这条线上。德国军队打算将苏联红军包围和消灭在这条线以西的地区,因此,他们无需将他们的战线延伸到乌拉尔山脉和乌拉尔山脉那边。由于上述因素,德国人几乎达到了他们所提出的所有的领土目标、他们占领了哈尔科夫和罗斯托夫,差不多完全包围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每日口粮即代用面包减少到 4 盎司左右;近 300 万城市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可怕的冬天尚未结束前就已饿死。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未被攻克,苏联红军虽受到重创,但仍然很完整。事实上,苏联红军于 12 月 10 日发动了一次反攻,粉碎了德军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钳形攻势,而且还夺回了罗斯托夫——这是德军占领后又被迫放弃的大小城市中的第一座城市。因此,尽管苏联红军损失惨重,但它所做的仍比预期的好很多。苏联红军的幸存也不象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普遍的冬天”。德军于 10 月向莫斯科发动首次最大的进攻时,天气异常暖和。直到 11 月 16 日以后发动第二次进攻时,冬天的气候才妨碍了德国人,不过,它也同样破坏了苏联人的反攻,要不然,苏联人的反攻会比实际上的更成功。

珍珠港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范围的冲突转变为全球性的冲突。

美国一开始是中立,但是随着法国沦陷,美国从中立国变成非交战立场。

华盛顿断定,避免卷入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向那些仍在与德国作战的国家提供除战争外的一切援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签订《驱逐舰与基地的交换协议》(1940 年 9 月 2 日)、从中立立场逐步转入非交战立场,为什么美国会制订《租借法》(1941 年 3 月旦日)、签署《大西洋宪章》(1941 年 8 月 12 日)和发布若干命令(1941 年 8-9 月,这些命令要求美国海军为纽芬兰和冰岛之间的所有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商船护航,并要求美国海军一看到出现在这些水域中的轴心国军舰就立即向它们开火),从非交战立场转入不宣而战立场。

日本人对欧洲的战争不直接感兴趣。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于 1941 年 4 月 13 日与苏联签订了一个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双方保证,如果一方“成为一国或其他几国的进攻目标”,他方将保持中立。1941 年 6 月,当希特勒侵略苏联时,他曾要求日本与他合作,从东面进攻苏联。日本人怀疑德国人在亚洲的目的,拒不答应这一要求。此外,他们还看到了东南亚的更迷人的地区,那里正动荡不安,为他们提供了明显的机会。

当时,东京政府每天的决定赫尔都知道,因为日本的电台密码已被破译。因此,一份份“注意戒备”的警告送到了珍珠港,送到了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国远东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手中。 12 月 7 日,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从华盛顿向珍珠港发出了最后一份警告。由于静电故障妨碍了美军电台的使用,因此,这一消息只得通过商业渠道传送。在火奴鲁鲁岛,这份电报交给了一位骑自行车的邮差。当他还在送信途中,即上午 7 点刚过,日本的炸弹已开始落在这座岛屿上。几小时之内,除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被炸毁外,珍珠港上的八艘战列舰中有五艘被击毁。与此同时,日本另一支特遣部队摧毁了美军在菲律宾的大部分飞机。

1943 年至 1944 年,这家“兵工厂”的最高生产纪录是每天生产一艘船,每五分钟制造一架飞机;6 年的战争中,它生产了 87,0O0 辆坦克、296,000 架飞机和 5,300 万吨位的船只.

1942 年:轴心国胜利的一年

1942 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几乎在各处都取得了胜利。强大的攻势蹂躏了苏联、北非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德国的潜艇和水面舰船正威胁着同盟国的航线,1942 年,同盟国船只的损失平均每月为 40 万吨位左右。

即便是印度这样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也不能生产一辆吉普车、一架飞机或一艘登陆艇。这意味着所有基本的军用物资都必须从几千哩以外的欧洲或美国运来。殖民国家传统的政治政策也在这最后较量的时候使它们自食其果:普通的印度人、缅甸人或印度尼西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为保卫他们心目中的暴虐的异族政权而战斗。他们在没有积极地欢迎和帮助日本侵略者的同时,采取了一种你们两家都该死的态度。日本人狡猾地利用这种感情,提出了诸如“亚洲人的亚洲”之类的口号。十分有意义的是,日本人只是在菲律宾群岛才遇到了有力的抵抗,菲律宾群岛后来于 1946 年成为一个自治共和国,拥有一支自己的、10 万人的国民军队。

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后,日本人又取得了一个胜利:他们的以地面为基地的飞机在暹罗湾击沉了英国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肌“击退号”。因为这是两艘由精选的船员操纵的新军舰,所以,它们的损失给英国人的打击与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的打击一样大。“在整个战争中”,丘吉尔后来写道,“我从未受到一个比这更直接的打击 „„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与这两艘军舰一起沉没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除珍珠港幸存的、正急忙驶回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军舰外,再没有英国和美国的主力舰了。日本在所有这些浩翰无垠的水域上都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在各处都是较弱的、无防备的。”

到圣诞节时,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两个多星辨后,日本人已占领了关岛、威克岛和香港。他们侵入了以往一向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马来半岛的丛林。到 1942 年 2 月 15 日,随着 8 万士气沮丧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向 5 万日本军队投降,新加坡这一大要塞陷落了。丘吉尔将这一失败描写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的投降。”不仅仅如此,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光辉象征。日军又迅速占领缅甸菲律宾。

在苏联战场上,希特勒于 1942 年 6 月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由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前一年已被证明是坚不可摧的,因此,他这时命令部队南下。

在北非, 1942 年也是德国人取得胜利的一年。希特勒在 1941 年初就已决定,派他的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去北非,支持正在动摇的意大利人。隆美尔虽然不是普鲁士军事阶层的成员,但由于他在法国战役中的突出功绩而晋升得很快。作为一位精明的战略家和有闯劲的领导人,他迅速地把他有名的非洲军团训练好。1941 年 3 月,他发动了一次进攻,迫使英国人穿过利比亚向埃及边境撤退。1942 年 5 月,他继续发动进攻,越过边境进人埃及,到达离亚历山大只有 50 哩的阿拉曼。隆美尔深信自己将取得彻底胜利,他为胜利进入开罗挑选了一匹白色的战马,而表示感激的“元首”则将他提升为陆军元帅。

即使在海上, 1942 年,德国人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在几千哩长的补给线的尽头作战,而苏联人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由北角或波斯湾运来的军用物资。德国的潜艇舰队更大,更有力,离同盟国的主要航道也更近。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同盟国和中立国损失了总吨位为 23506000 长吨的船只,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船只的 1.5 倍。其中,四分之三的船只是在大西洋损失的,70%的船只是被潜艇击沉,只有 30%的船只是被水雷、水上船只和飞机击沉的。船只沉没的吨数从 1940 年的 3992000 吨上升到 1941 年的 4329000 吨,1942 年达到了顶峰,为 8330000 吨。在以后的两年中这种损失下降到 4065000 吨和 1495000 吨。1942 年出现了船舶危机,直到这年秋天同盟国造船厂的产量才超过损失的船只。

1943 年:形势的倒转

1942 年底,随着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英国人在埃及的突破性进展、盟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墨索里尼的垮台、盟军对德国的连续不断的轰炸和日本舰队在太平洋的失败,战争开始出现了转折。

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很难防守的城市,它沿着一哩宽的伏尔加河两岸不规则地延伸出去 30 哩,苏联的军队和给养必须靠这条河用船运输。不过,斯大林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座城市。它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平时生产拖拉机,战时生产坦克。它位于伏尔加河最西端的拐弯处,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如果它落到德国人手中,这个国家实际上就会被切成两半,高加索的石油不再能沿着伏尔加河上运到北部战场。斯大林格勒的沦陷将同底特律或芝加哥的丢失一样,后两个城市的丢失会切断沿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的交通运输。

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始于 8 月 22 日。到 9 月中旬时,德国人已打到这座城市的中心,在那里,他们陷入了困境。他们的飞机已将这座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使德国人不能利用他们的坦克优势,而坦克在开阔的草原地带已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已不是运动战,而变成了“老鼠战”,人们在地下室里、在屋顶上、在小巷、院子和下水道里短兵相接。接连数日,从被炸碎的砖瓦中升起的尘雾几乎遮住了太阳。一位观察家写道:“斯大林格勒已变成由被炸毁的楼房、摇摇欲坠的墙壁和腐烂的尸体构成的一块巨大的墓地。”

其时,斯大林一直在准备冬季大反攻。 1942 年 11 月 19 日,苏军在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的指挥下开始了这场反攻。两个新集团军从东渡过了伏尔加河,一个军从这座城市的北面进攻,另一个军从这座城市的南面进攻。德军围攻部队渐渐处于被包围的危险之中。德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想奋力冲出这一危险的陷阱,但希特勒命令他坚决死守,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消灭德军的同时,又在这条战线上的其他地方发动了一系列攻势。到 3 月底时,他们已收复 1942 年丢失的全部领土。为拚命阻止苏联红军无情的推进,德军在库尔斯克向苏军阵地的一个突角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尽管他们在每一哩的范围内就集中了 160 辆坦克,但只推进了 20 哩,并为此损失了 40000 人,1400 架飞机和 3000 辆坦克。

库尔斯克战役成为苏 -德战争的转折点。它是纳粹在东部战线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从这以后,苏联人掌握了主动权,德国人则反攻为守,以防止他们的撤退变成大溃逃。势力均衡的这一转变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对苏联红军的大规模援助,这种援助大约始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时。但西方给苏联的 40 万辆吉普车和卡车、22000 架飞机(主要是战斗机)和 12000 辆坦克总共只占苏联红军所使用的全部军用物资的 10%左右。如果苏联不能生产出另外 90%的军用物资,如果苏联最高指挥部面对头两年惊人的军事和经济损失不能建立和训练新军队,苏联的胜利原是不可能的。

希特勒本人也促成了苏联的胜利,希特勒明确表示,他准备对英国和法国进行一场“常规的、有绅土派头的”战争,但在东方,德国应消灭苏联,应除去它的古老的首府,应杀戮它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应大批杀死它的农民群众,使他们成为优秀种族的奴仆。这一政策使被占领区的数百万苏联人除了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抵抗外别无选择。情况原本可以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战争初期大规模的逃亡和投降表明,相当多的苏联人至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冷淡的。如果希特勒当初为这些人提供的东西比斯大林给予他们的东西更多,他们原会以足够的人数作出响应,从而决定性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

在德国人在苏联被迫撤退的同时,他们及其意大利盟军也在被彻底地赶出北非。 1942 年 8 月底,隆美尔企图继续向埃及发动攻势,但被彻底击退了。这时,在这条战线上,英国人有了一位新的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同时又是一位严格执行纪律者、一位谨慎的战略家。在来自美国的新的重型坦克的援助下,蒙哥马利于 10 月 8 日发动了他自己的攻势。1000 门大炮的预先轰击为前进的坦克扫清了道路。经过 12 天的苦战之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被击溃。当他们沿着沿海的道路撤退时,又遭到了空军和海军的轰炸。

这些军事上的发展伴有幕后激烈的政治斗争。同盟国已承认一位名叫让一弗朗索瓦·达尔朗的海军上将为被占领的法属非洲的首脑。他是以贝当元帅为首的、统治着未被希特勒占领的法国南部的维希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坦率地说,选择达尔朗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它既激怒了西方各自由党党派,也激怒了“自由法国”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 1942 年的圣诞节前夜,达尔朗被一名刺客枪杀,但戴高乐却又被忽视了,这主要是因为罗斯福本人对他反感。新当选的领导人是亨利·吉罗将军,一个勇敢的但政治上不起作用的人。他缺乏戴高乐所享有的民众的支持,这一点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固此,罗斯福终于在他人的劝说下允许“自由法国”的领导人去阿尔及尔分享权力。吉罗一开始就因其强有力的对手而黯然失色,到 1943 年秋时,吉罗下了台,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帝国临时政府实际上的——即使不是名义上的——首脑。

英美联军在征服北非之后,又向西西里岛推进,并于 7 月 10 日侵入该岛。尽管德国军队奋力作战,但意大利人由于因接连不断的失败而土气沮丧、因其伙伴的飞扬跋扈而心怀不满,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7 月 22 比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失陷。

墨索里尼为这些灾难付出了他的职位,最终付出了他的性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在君主主义者和法西斯持不同意见者的劝说下解除了墨索里尼的职务,将他关进了监狱。9 月 3 日,巴多格里奥经国王批准与同盟国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

德国人立即作出反应,攻取了罗马,占领了这个国家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纳粹伞兵大胆袭击,将墨索里尼从监狱里营救出来。这位饱经风霜的“领袖”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共和国”,并表示了他将战斗到底的决心。

其时,第三帝国本土正遭受着日益增多的飞机的轰炸。这种轰炸在 1941 年 6 月之后首次开始进行,当时,纳粹德国空军的大多数飞机已转向苏联战线,从而使皇家空军在西方占据了优势。1942 年,英国的空袭扩大到鲁尔河流域和德国北部所有的大城市。到 1943 年时,美国人也加入了这种空袭,从而使昼夜不停的轰炸成为可能,即英国人在夜里袭击,美国人在白天袭击。德国城市遭到了所谓的每小时 800 架轰炸机的“集中”进攻和每小时 1,800 架轰炸机的“超集中”即“饱和”进攻。这时,每小时扔在德国城市里的炸弹比整个不列颠战役中所扔的炸弹还要多。整个战争中,德国由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数据估计为 305,000 人。不过,所有这些轰炸的有效性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工厂和铁路通常在大空袭之后的几天内就已全面运转。据德国人提供的数字,1944 年,德国的军用品生产达到了最高峰,而这一年也是轰炸最厉害的一年。

为什么美国经济一旦转入战争状态,就能不顾日本人的狂热精神而完全压倒日本经济,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战争初期的灾难使美国只剩下 3 艘第一线的航空母舰,但珍珠港事件后的两年内,航空母舰的数目便猛增到 50 艘。同样,海军飞机的数量从 1941 年的 3638 架上升到 1944 年的 30070 架,潜艇的数量也从 1941 年的 11 艘增加到 1944 年的 77 艘。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登陆艇即从小型浮桥到能使坦克和步兵团登陆的 300 呎长的运输船的生产。这些船只的总数从 1911 年的 123 艘猛增到 1945 年的 54206 艘。

日本人甚至不能同美国工厂的这股浪潮相对抗。虽然他们所征服的帝国拥有丰富的原料资源,但他们却无法将这些原料转变成军需品。一个原因是美国飞机和潜艇炸毁了他们的大部分商船。同样严重的是日本重工业的薄弱。即使日本能得到足够的原料,但它缺乏利用这些原料的工业手段。人力供应也不足,尽管当时拥挤在本国诸岛上的人口有 7300 万。因为这一人口中,至少有 40%的人从事精耕细作的稻米生产,没有剩余的人力来从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

欧洲的解放

1944 年至 1945 年,欧洲基本上已被由东挺进的苏联红军和从西面的诺曼底登陆海滩入侵的英美联军解放。6 月 5 日,马克·克拉克将军率美军第五军进入罗马,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罗马是欧洲大陆上第一个从纳粹统治下解放的首都,但这一胜利因第二天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而黯然失色。

在预定进攻发起日之前的最后几天里,盟军已对英吉利海峡拥有绝对的制空权,他们派出了每批达 1,000 架的一批批轰炸机,每批轰炸机都携带 5,000 吨炸弹。

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发生了剧烈的战斗,好几个小时里,整个远征队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对同盟国来说幸运的是,德国最高指挥部怀疑,诺曼底登陆只是佯攻,主攻会出现在加来,因为在那里,英吉利海峡最窄。因此,德国人一直将装甲部队留作预备队,直到最后才动用,但那时已为时太晚,不能击退入侵者。到预定进攻发起日之后的第五天,滩头阵地已出现在 60 哩长的战线上。应该指出,盟军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法国地下游击队的宝贵援助,游击队炸毁了桥梁,切断了通讯线路,弄翻了德军列车。

  1. 2 月开始,通过轰炸敌人的工厂、铁路和海上运输工具、海岸防御工事来为“霸王”作战计划作准备。
  2. 至 1944 年春,已将德国军队赶出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然后,苏联红军开始向近 200 万德军发动总攻(而盟军在法国和意大利面临的德军仅 100 万)。
  3. 占领罗马
  4. D-Day 登陆,6 月 6 日
  5. 7 月 25 日,猛攻法国内陆
  6. 到 8 月初时,勇敢的坦克部队指挥官乔治·巴顿将军正迅猛地穿过法国北部,进逼尼黎。
  7. 8 月 19 日,抵抗力量在巴黎公开起义,6 天后,法国一个装甲师和美国一个步兵师解放了这座首都。这时,众所公认的法国人民的领袖戴高乐将军扬扬得意地驱车前往巴黎圣母院,去聆听感恩节的感恩赞美诗。
  8. 9 月,罗马尼亚投降同盟国,保加利亚也投降
  9. 艾森豪威尔在荷兰东部的阿纳姆附近空投了大约 3000 名美英伞兵。这是一次大胆的冒险行动,其目的是夺取莱茵河上的桥梁,为打过莱茵河、攻入德国心脏地区扫清道路。这一行动最初获得了成功,但增援部队未能奋力打过去,结果,德国人包围并消灭了伞兵的据点。只有四分之一的伞兵撤回到盟军的防线。其时,巴顿将军的坦克部队正缺乏燃料,由南挺进的法美联军也正在阿尔萨斯遇到顽强的抵抗。
  10. 这时,到 10 月时,势态已很明朗,要在这一年取胜是不可能的。
  11. 德国人于 1944 年 12 月 16 日在比利时阿登山脉突然发起进攻,将盟军打了个措手不及。(突出地战役)
  12. 苏联人正向波兰和匈牙利不断椎进。到 1945 年 2 月时,他们占领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不过在这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使这两座都城成为一片废墟。
  13. 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军队攻破了“齐格菲防线”,推进到莱茵河。在那里,他们惊讶地发现,退却的德军竟忘了炸掉位于波恩以南雷马根的鲁登道夫铁路大桥。盟军成群地拥过大桥,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莱茵兰,并俘获了 25 万名俘虏。
  14. 4 月 13 日,苏联人占领了维也纳,并侵占了北部的东普鲁斯和西里西亚。
  15. 4 月 16 日,朱可夫元帅向德国首都发起了最后的进攻。9 天后,他已包围这座城市,炮弹不断地落在希特勒设在总理官邸花园里的混凝土掩体的周围。4 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和几天前刚同他结婚的伴侣爱娃·布劳恩一起自杀。他们的尸体在总理官邸的院子里被浇上汽油焚烧了,人们始终没有找到痕迹。
  16. 4 月 25 日,美国一支侦察队同苏军先头部队在将德国一分为二的易北河河边的托尔高村会师。
  17. 5 月 2 日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
  18. 5 月 8 日,柏林向苏联人投降,在以后的一个星期中,纳粹密使在兰斯向西方列强、在柏林向苏联无条件投降。

日本

  1. 到 1944 年年中时,他们的本士诸岛已遭到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 B—29 轰炸机的轰炸。
  2. 年底,美军在菲律宾登陆,到 1945 年 2 月底时.他们已迫使日本驻军投降。
  3. 美军占领硫磺岛和冲绳岛。
  4. 美国空军将这两座岛屿用作基地,使日本人口拥挤的城市象德国那样遭到暴风雨般的轰炸。日本人更易受伤害,因为他们的薄木板和纸板结构的房屋在烈火中就象许多引火物一样被烧毁。

世界历史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比起先前的霍亨索伦王室和哈布斯堡王室,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欧洲和亚洲旧秩序的破坏要大得多。德国人侵占了整个欧洲大陆,日本人则侵占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但是,这两大帝国都是短命的。它们到 1945 年已不复存在,留下了两大包括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的地区在内的权力真空。同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差不多,这两大权力真空的存在导致了冷战的爆发,使各交战国不能在 1945 年之后立即达成全面的和平解决办法。

两次大战战后时期的另一差别是 1945 年以后殖民地臣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这与 1918 年以后帝国权力的加强形成鲜明对照。20 年内,欧洲诸幅员广大的帝国几乎全已消失。从这一意义上说,这 20 年是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衰落的 20 年。但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日益统一,西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正以不断加快的速度传遍全球。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既是欧洲衰落的时期,又是欧洲胜利的时期——这一点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第二十六章 从大同盟到冷战

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工作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往往会使同盟国分裂。 ——斯大林,于雅尔塔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导致了革命对西欧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革命并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个原因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过去 6 年中,他们经常遭到来自空中的轰炸,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许多人还因逃难、作苦力或被监禁而不得不离开家园。平民中被打死的达 1000 万,其中 600 万为犹太人,士兵中被打死的则达 1500 多万。

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 3000 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原来的家园,战争给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助机构将 1200 多万“难民”遣送回国,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 100 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和伴随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想革命。

战时的团结

合作的另一表现是 1943 年 6 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 1919 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他们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这时断定共产国际已没有用处,不过应该指出,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 1939 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

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 1943 年 11 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这一国际机构紧跟在军队的后面,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负起责任时为止。它于 1944 年春开始工作,到 1948 年 9 月解散时,它已分发了主要源自美国的 2200 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作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会更严重。

同盟国的政治家在战争年代中未能认真地为战后的和解拟定计划,这一点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到 1944 年秋时,政治上的争端已不再能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流域上游的推进正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正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的前景驱使庄吉尔于 1944 年 10 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的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为了应付战略形势不利这一燃眉之急,不得不承认苏联在巴尔干北部的优势,以便维护英国在希腊的传统的首要地位。

他们紧随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但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忠顺地遵循克里姆林宫会时的方针。如果这些共产党人知道斯大林满不在乎地处置他们的国家,他们是否还会如此与人方便呢?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总之,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能象有民族主义精神的铁托当时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轻易地阻挡英国军队前进。

尽管希腊抵抗部队一味顺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他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这一争端促成了一场最终发展成激烈、残酷的雅典战役的武装冲突。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地开进了雅典,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该地区。

2 月 12 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茨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抵抗部队交出他们的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应许希腊进行选举和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这样,丘吉尔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秘密协议在当时是生效的、起作用的.

雅尔塔会议

1945 年 2 月,雅典的战斗刚刚停止,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会,举行了他们在战时的最后一次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的、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没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 60 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 1905 年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和特许权,其中包括萨哈林岛南部、旅顺港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以及与中国共同经管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

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对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在内的大多数问题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引起战后重大冲突的一个原团是未能就保证西方进入首都柏林这一问题达成明确的协议。

在雅尔塔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他的军队已解放并实际占领了这一地区。此外,西方盟国和苏联早些时候已同意,在战争结束之前,每个大国应对其军队在作战过程中所经过的那些地区的政治发展实行监督。正如美国一位代表詹姆斯· F,贝尔纳斯后来所说的那样:“问题不是我们将让苏联人做什么,而是我们能说服苏联人去做什么。”

假定是这种情况,那么,从西方的观点看,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协议在纸面上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应通过接受面向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来加以扩大。流亡政府的代表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

从表面上看,这一《宣言》意味着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尽管斯大林控制了东欧,但他已同意进行有可能使反苏政府执政的自由选举。不过,这一让步实质上是不重要的。事实证明,《宣言》是毫无意义的,是经常发生摩擦的根源,因为各签字国对它作了极为不同的解释。美国照字义解释了这一宣言——即可以进行自由选举,在东欧没有势力范围。美国可以自由接受这种主张,因为前一年 10 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对它没有约束力。但是,英国对《宣言》有矛盾情绪,原因是莫斯科协定使它能确保它在希腊的地位。不过,《宣言》是诱人的,因为如果照字义去实施这一宣言,那就会使英国有机会去重新获得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放弃的地位。

相反,斯大林坚持莫斯科协定,认为《宣言》只是用来装饰门面的。当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部队时,他完全保持沉默。在雅尔塔谈判期间,他明确地向丘吉尔保证说,丘吉尔可以“完全信任”他的希腊政策。作为回报,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强能尊重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首要地位。当英国人逐渐与美国人一道要求严格实施《宣言》时,他既吃惊又愤怒.斯大林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认为东欧各“友好”政府是苏联安全的先决条件。

这一关系重大的争端在 1915 年 7 月至 8 月在波茨坦举行的下一个三国会议上变得十分清楚。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告诉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美国真诚地希望苏联能与友好的国家为邻,但我们认为,它们应寻求人民的友谊,而不是寻求某一政府的友谊。因此,我们希望这些政府能代表人民。”如果贝尔纳斯未察觉到他的建议从根本上说是矛盾的,斯大林准备以其粗暴的坦率开导他说:“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都将是反苏的,我们不能容许。”“友好”政府和“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后几个月中分裂的一个主要原因。

联合国

联合国也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联盟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一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预基本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

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必须以 5 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因为人们已认识到,只有大国意见一致时和平才能得到维护。安理会拥有解决国际争端的广泛权力。它可以采用诸如调解或仲裁之类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强行实施经济或政治制裁。如果这些措施解决不了问题,安理会还有权“通过海、陆、空部队来采取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所必需的行动”。为此,宪章规定成立一支由各会员国提供人员和装备的“国际治安部时。当冷战的破坏性影响使这一部队无法成立时,联合国在朝鲜、苏伊士和刚果危机期间便依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军事部队来进行干涉活动。

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必须以 5 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因为人们已认识到,只有大国意见一致时和平才能得到维护。安理会拥有解决国际争端的广泛权力。它可以采用诸如调解或仲裁之类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强行实施经济或政治制裁。如果这些措施解决不了问题,安理会还有权“通过海、陆、空部队来采取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所必需的行动”。为此,宪章规定成立一支由各会员国提供人员和装备的“国际治安部时。当冷战的破坏性影响使这一部队无法成立时,联合国在朝鲜、苏伊士和刚果危机期间便依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军事部队来进行干涉活动。

东、西方冲突的根源

在远东,由于美国在对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并毫不犹豫地在和平解决及战后事务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形势变得很单纯。在欧洲问题却复杂得多。美国对它在欧洲的地位有矛盾情绪,因为美国人历来讨厌在和平时期卷入旧世界的事务。这种厌恶在美国民众的立即“让孩子们回家”的呼声中表露出来——其实,这个任务完成得很迅速,战后不出两年,美国军队已从 1200 万人减为 150 万人。

美国的决策者们以为,由联合国处理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恢复这类较大的问题会抵消他们从欧洲的突然撤离。他们还以为,战争结束时在已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建立的临时政权很快就会为自由选举后产生的政府所接替。因此,他们预计,随着苏联在东欧居支配地位、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居支配地位、法国在西欧居支配地位,随着所有战时的同盟国互相合作、牢固地控制德国,旧世界会找出公平的解决办法。

这些设想一个一个地都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联合国安理会因苏联行使否决权而陷于瘫痪状态。在东欧,没有出现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而是出现了苏联控制下的、略加伪装的工具——“人民民主国家”。所预计的欧洲均势也被打破了,因为英国和法国虽在名义上仍有“大国”的称号,但实际上已不是苏联的对手。

当美国正在撤离欧洲时,苏联却正在使自己在其东欧保护区内处于稳固地位。苏联的目标是:扩张领土,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的疆域;索取巨额赔款,以帮助补偿毁灭性的战争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在东欧建立能防止西方进一步入侵的“友好”政府。由于苏联努力追求这些目标,便与西方列强发生了直接的、愈来愈尖锐的冲突。西方列强拚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认为它们代表苏联地方总督,而不代表有关国家的人民。

苏联人要求巨额赔款,还想进行一场将他们的占领区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革命——如果可能,他们还希望这场革命能将整个德国转变为另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为此,他们赞成建立一个能促进其最终的共产化、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德国。同苏联人一样,法国人也决意要索取大笔赔款,但他们愿意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他们认为,松散的联邦对法国安全的威胁较小。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法国人一样赞成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但他们在经济问题上反对法国人和苏联人。

当美国和英国发现必须将大量的粮食运入其人口稠密的占领区时,经济上的现实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大批德国难民已从东德和日耳曼少数民族在那里生活了数世纪之久的中东欧各地区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些占领区。为了供养人数已剧增的全体居民,伦敦和华盛顿认识到必须扩大而不是压缩德国的工业生产。苏联人的反应自然是对此表示怀疑和不满。

围绕赔偿问题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先前,在 1945 年 7 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已一致同意苏联应从德国得到 100 亿美元的赔款,主要的办法就是提取德国的国外资产,拆除苏联占领区内的工业设备和西方占领区内不为当地经济所需要的工业设备。苏联人立即着手拆除东德的工厂,将工厂设备运回本国,同时还拿走了德国工厂当时的产品;后一种做法是违背波茨坦协定的,这也是苏联人不愿让他人检查东德经济的原因。作为报复,美国人和英国人于 1946 年 5 月停止将他们占领区内的赔款交给苏联,并一再提高所允许的德国工业的水平。

到 1947 年初时,对德国实行的四国管理已经失败。为了解决冲突,四巨头会议于 1947 年 3 月在莫斯科举行。美国人和英国人坚决主张对德国实行经济统一,法国人和苏联人则表示反对。经过 6 周徒劳无益的争论之后,会议宣布休会。会议的失败连同此时宣布的“杜鲁门主义”一起被有些人认为是冷战开始的标志。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随即到来的冷战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 1947 年 3 月杜鲁门总统对希腊内战的干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腊北部山区出现。重新爆发内战的一个原因是经济状况太糟,使许多穷困的农民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形势日益恶化,使苏联集团嗽使和援助游击队反对英国支持的雅典政府。最后一个原因是虽然结束雅典之战的《瓦尔基茨停战协定》规定实行大赦和正常的政治程序,但右派分子却不顾这一规定,迫害政治上的对手。右派分子的镇压十分残酷,促使民众大力支持起义

1947 年 2 月 24 日,这一形势变得十分危急,因为英国政府这时宣布它不能提供确保战胜起义者所必需的大规模援助。如果没有伦敦的进一步援助,雅典政权很可能无法维持到这一年年底。杜鲁门总统为应付这一紧急情况宣布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原则。这一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拥有武装的少数派集团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由民族。”杜鲁门在阐述这一原则时说,“希腊的生存如今正受到威胁,”他要求国会拨出 4 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样,英国交出了它在希腊维持了一个世纪的首要地位,而美国则负起了阻止共产党在地中海东部扩大其影响的责任。

1949 年,这种均势发生了对希腊政府有利的决定性的转变。由于铁托元帅和斯大林闹翻,铁托封锁了南斯拉夫边境,阻止苏联向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游击队提供任何援助。同时,雅典军队为了打一场灵活的进攻战而不是镇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正在重新接受美国军官的训练。

在经济领域中,与杜鲁门主义相似的东西是马歇尔计划。 1947 年 6 月 5 日,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讲话时指出,至少在以后几年中,欧洲的需要大大超过了它的支付能力。他又说:“美国应尽最大努力帮助恢复世界正常的经济繁荣,如果不这样做,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稳定和有保证的和平——这是符合逻辑的。”这一巨大投资和欧洲的人力物力一起,使欧洲能迅速复原,使欧洲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但是,从东、西方间的关系这一角度看,马歇尔计划是走向冷战的最后一步。援助是不分意识形态,向所有国家提供的。然而,莫斯科却把这种提供说成是反共产党的策略,命令曾有意接受援助的捷克人和波兰人予以拒绝。1949 年 1 月,莫斯科设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莫洛托夫计划),将它作为东欧的、与马歇尔计划相当的东西。

远东的冷战

1949 年以后的几年中,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中国。他们强行推行一种统一的、全能的结构,并将它扩大到每个城市、每个村庄和每个家庭,以取代过去那种权力分散的松弛的政治状态。在这一结构顶端的共产党人能深入到每个公民中去,安排他们从事新的工作,迫使他们以新的方式生活和思维。他们削弱陈旧的家庭体制、结束妇女的低下地位、无视古老的经典而支持有助于建设新社会的新的文学艺术,从而根除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由于共产党人的管辖达到如此严密的程度、他们的工作效率又如此之高,他们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并大大地加速工业化。而这,又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大强国,被人不安地看作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好斗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被授以贪婪的目光、即将被瓜分的弱国。

朝鲜的热战

朝鲜的悲剧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座天然桥梁。中国和日本曾多次为争夺朝鲜而交战,俄国偶尔也为争夺朝鲜而参战。从 1895 年起——正式地说从 1910 年起——朝鲜已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此后,它实际上是一个殖民地,不过,独特的是它由亚洲人而不是由欧洲人统治。

这两位领导人本身就是两大占领区之间根本差别的象征。金日成当时只有 30 多岁,是莫斯科培养的朝鲜共产党的书记,从 1931 年起,一直是反日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战士。李承晚是一位 70 多岁的老资格的政治家,从 20 世纪初起,就在同日本人作战。他是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学生和信徒,是卫理公会派的传教土,曾作为朝鲜流亡政府的首脑在中国和美国生活了几十年。

1950 年 6 月 24 日,内战真的爆发了,当时,北朝鲜军队为了“解放”南朝鲜,突然越过了三八线。几小时之内,联合国的那个委员会报告说。南朝鲜已成为侵略的牺牲品。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要求立即停火、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的提案。

同天下午和第二天,杜鲁门总统与他的顾问们协商,决定给南朝鲜以全面的军事援助。6 月 27 日,安理会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击退武装进攻、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于是,联合国在其短暂的历史上第一次决定使用武力。安理会的决定之所以能获得通过,仅仅是因为苏联为了抗议安理会不准共产党中国取代民族主义中国加入联合国而暂时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

朝鲜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国介入前为第一阶段,中国介入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开始时,北朝鲜军队迅猛地长驱直入到离半岛南端的釜山港不到 50 哩的地方。此后,1950 年 9 月 14 日,一支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远远地向三八线附近的海岸推进,并在 12 天内夺回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到 9 月底时,联合国军队已到达三八线。

这时的问题是要不要越过三八线。由于拥有否决权的苏联已回到安理会,这一问题被转交给联合国大会。 1950 年 10 月 7 日,大会决定“„„为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政府而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第二天,美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地占领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到 11 月 22 日时,他们已到达朝鲜和中国满洲之间的分界线鸭绿江。

朝鲜战争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军队迅速地向南推进,看上去就象在重复战争的第一阶段。 1951 年 1 月初,他们重新占领了汉城,但联合国军队这时恢复并坚守阵地。3 月,汉城再次易主,到 6 月时,战线大体上固定在三八线一带。战争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特点是:尽管中国和美国都卷入了战争,但战争还是被严格地限制在局部地区。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美国和中国都不认为朝鲜的未来是真正关系到重大的民族利益的问题。因此,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苏联也没有出兵。战争保持在一个“小事件”的水平上,尽管战争的规模很大。

第二十七章 诸帝国的终止

正如欧洲在 19 世纪最后的 20 年中迅速地获得其大部分殖民地那样,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短的时期内又失去了其大部分殖民地。1944 年至 1970 年间,总共有 63 个国家赢得了独立。这些国家拥有 10 亿多人,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见表 1)。欧洲人在海外取得那么多非凡的胜利和成就之后,到 20 世纪中叶似乎又在退回到 500 年前他们曾从那里向外扩张的小小的欧亚半岛上去。

冷战和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臣民和帝国当局之间的斗争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冷战是同时进行的。这两种运动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苏联,尤其是共产党中国,支持殖民地革命,将殖民地革命看作是破坏西方的威望、削弱西方的力量的一种手段。相反,西方国家由于冷战方面的原因而在殖民地问题上互相支持,尽管他们这样做时是很有保留的——因此,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英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支持法国。

同样,由于冷战中的迫切需要,东方和西方在争取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方面展开了奇特的竞争。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迅速地利用这种形势,设法不仅从华盛顿、伦敦和巴黎,而且还从莫斯科和北京获取最大的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帝国的领导人阐明了他们将抓住殖民地不放的决心。 1942 年,丘吉尔发表了他那常被引用的声明:他“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眼巴巴地看着英帝国被清理掉”。同样,1944 年在自由法国政府支持下召开的布拉柴维尔会议宣布:“即使在最遥远的将来,也决不准许殖民地获得自治。”

在《大西洋宪章》中,它们曾保证:“尊重每个民族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设法使被强行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其权利。”同盟国的政策很快就证明,这些原则被认为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海外地区。

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战后的两个头等强国美国和苏联对在损害战败的敌人和被削弱的盟国的情况下获取海外殖民地并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也有助于殖民地革命。美国和苏联的确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太平洋和东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卫星国,但它们并没有仿照英国和法国的做法——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不可耐地瓜分了德国和土耳其的殖民地。然而,非常奇怪的是,这时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殖民地利用冷战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挑拨离间,并利用这两大强国赢得了独立,获得了经济援助。

亚洲短命的日本帝国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由于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将英国人赶出了马来亚和缅甸,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亚,将美国人赶出了菲律宾,所以,西方的军事威望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进行宣传,所以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当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他们的占领地时,他们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承认这些组织为独立的政府——如承认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的印尼党,从而尽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不过,应该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亚洲人一道赢得了自由,从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虽然日本人的影响很重要,但它仅仅加深了从 20 世纪初起愈来愈剧烈的大动乱和愈来愈广泛的觉醒。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种运动随着受过西方教育的土著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获得了力量,实现了目的。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不是顽固守旧的马来亚苏丹、尼日利亚酋长或印度王公,而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并注意到西方现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和布尔吉巴,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和劳动营中服役,这种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下作战,而 200 多万印度人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另外还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被俘的 4 万名印度俘虏签约参加了日本人资助的印度国民军。当所有这些人返回家园时,他们必然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殖民地官员和本民族领导人。

老百姓不仅受到了某些地区的战争造成的穷困和苦难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印度和巴基斯坦

当英国于 1939 年 9 月 3 日对德国宣战时,总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将参战。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抱怨地说:“一个人,而且是外国人和令人憎恨的制度的代表,能够不与 4 亿人作最起码的商讨就使他们陷入战争。„在英联邦自治领,这种决定是经充分讨论后才被民众代表接受的。„„在印度却不是这样,这让人感到痛苦。”对国大党的抗议,伦敦粗率无礼地不予接受,直到法国的沦陷和不列颠战役的爆发造成全国紧急状态时。这时,总督宣布,战争期间不可能实行根本的变革,但战后印度将被授予自治领地位。国大党立即拒绝了这一提议,因而僵局仍在继续。

1942 年初,日本对东南亚的突然征服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的形势。随着日本军队逼近孟加拉国边境,印度从位于平静的偏僻小路上的勉强的同盟国转变为直接处在迅速向前推进的敌人的道路上的国家。英国的意见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不能进行重大改革,但战争一结束,印度就能完全实行自治,并有权退出英联邦。国大党拒绝了提议,于 1942 年 8 月 7 日要求立即独立。英国的反应是实行大规模的镇压。

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巨大的钳形攻势只是由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才被隔断;印度这时因充满着不满情绪而动荡不安,阿拉伯国家与其说是站在同盟国一边,不如说是站在轴心国一边。德国人和日本人原本无需作什么努力便能深深地进入这些国家,使无焰闷燃的火种烧起来。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便能完全封锁欧亚大陆,从而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西方之所以能避免这种快降临的灾难,只是因为希特勒决定将他的各个师投入俄罗斯平原,只是因为日本人尽管进行威胁和军事演习,却从未真正打算侵入印度。

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真纳趁国大党陷入困境之际,说服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他的组织,从而为战后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准备了条件。他不知疲倦、满怀激情地宣讲他关于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基斯坦的教义。“穆斯林印度不能接受任何必将导致一个由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政府的宪法 „„众所周知,穆斯林不是一个少数派。„„根据任何有关民族的定义。都可说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他们应当拥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领土和自己的国家。”

1945 年 7 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的胜利是印度事务中一个新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工党历来主张印度独立,这时,艾德礼首相为实现这一目标立即采取了行动。若不考虑其政党的许诺和同情,事实是他除承认印度独立外几乎别无他择。纯粹的外界势力已不再能抑制因战时经历而愈益强烈的印度民族主义,这一点在政府于 1945 年年底审判日本资助的印度国民军的一些军官时变得很明显。这些人顿时成了民族英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曾同日本人合作,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赶走可恨的英国人。当时,遍及全国的这种情绪非常强烈,以致审判只好中途停止。

战争期间,印度行政机构人员已愈来愈多地由印度人充任,而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则大大减少;英国公众对没完没了的印度问题已厌倦起来。

东南亚

在 1942 年至 1945 年这一短暂的占领期间,整个东南亚地区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模式。几乎在每个国家中,对西方统治的普遍不满已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

当时,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宣布他们的征服是“新秩序”的开端。这一“新秩序”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和“没有征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撤退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西方恢复其统治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在印度支那,他们推翻了维希政权,承认了胡志明的临时政府;在印度尼西亚,他们将政府交给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在许多地区,他们把武器分给了当地的革命组织。

马来亚与由中国人占优势的新加被之间的紧张局势致使新加坡于 1965 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独立国家。

法国人和荷兰人的臣民也要求独立;事实证明,法国人和荷兰人不太灵活,因此其境通要糟得多。日本人甚至在 1945 年 9 月投降后仍继续占领着印度尼西亚,因为荷兰没有力量来取代日本人。当荷兰人返回时,他们愿意给印度尼西亚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这种自治仍不足以使民族主义者满意。双方的谈判破裂了,荷兰人依靠武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力。战争拖延到 1947 年,最后,荷兰人承认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

法国人为了保住他们的殖民地在印度支那进行了更长期、更顽强的战斗,但最后,他们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三国组成,它们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热带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亚洲更引人注目。在亚洲,由于古老的本土文化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在进行鼓动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

非洲各地区的这种民族主义觉醒的过程因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不同发展而遇然相异。因此,殖民地革命不应看作是非洲大陆上的革命,而应分别看作是在热带非洲、南非和北非的革命。它们所采取的形式取决于殖民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和行政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只有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领导人是清醒的、积极的;人民大众大多数麻木不仁。少数民族主义组织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辩论社团,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中伤欧洲的行政官员而不是与自己的人民交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改变了这种传统的非洲模式。首先,在战争的几年中,由于对非洲原料和粮食的迫切需求,非洲经济开始大规模扩展。由于这种普遍的经济高涨,非洲在兴建学校、铺设道路、改善住房、卫生设备和医疗设施等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非洲人在看到亚洲许多民族赢得独立之后,自然要问为什么他们还不应该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这个问题随着退役军人的回国而变得十分尖锐,这些退役军人绝大多数在欧洲法国军队中和在缅甸和中东英国军队中服过投。

1948 年,民族主义运动在黄金海岸首次爆发,在那里,小农场主这时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消费品却供应不足且非常昂贵、他们怀疑欧洲商人在牟取暴利、因而组织了对欧洲商行的广泛批制。随后城市中发生了暴动,农村中发生了普遍的骚乱。这时,出现了一位能十分成功地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的新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一他曾在美国和英国大学里学习,在大学里,他已转向在殖民地学生中流行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会见过非洲其他领导人,如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他要求立即独立,并于 1949 年建立了真正以民众为基础的人民大会党,从而迅速地使西非老民族主义者黯然失色。大选那天,恩克鲁玛正在坐牢,因为他被指控犯有煽动暴乱罪,但英国总督认清形势后,释放了恩克鲁玛,并在行政机构中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安排了主要职位。在以后几年中,内阁变成了全由非洲人组成的内阁,并享有除国防和外交事务以外的一切权力。由于有了这种自治方面的见习,结果证明,要在不诉诸暴力或出现混乱的情况下过渡到完全独立,是可能的。到 1957 年时,由于恩克鲁玛的倡议和英国人的政治家风度,黄金海岸成为英联邦中独立的加纳国。

尼日利亚事态的发展是最具决定性的,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共有 3500 万人。这个国家的三个地区——北部、西部和南部——在种族成分、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方面彼此间完全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严重冲突,这种冲突使尼日利亚迟至 1960 年才赢得独立。

周围的法属殖民地首先受到了影响。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巴黎政府对北非的态度非常固执,而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却采取和解政策。 1956 年,他们颁布了“组织法”,允许在法属西非 12 个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岛建立代议制机构。两年后,因阿尔及利亚危机(见本章第七节)而掌权的戴高乐新政权决定要避免在热带非洲出现类似的折磨。这一新政权同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有权投票赞成完全独立或者投票赞成在即将代替帝国的法兰西“共同体“中作为独立的共和国实行自治。最初,这一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后来几乎所有国家都要求脱离法兰西共同体实现完全独立。

比属刚果经历了一场痛苦的、代价高昂的斗争,比利时人严格的家长式统治是这一灾难的一个根源。虽然比利时官员常常开明地采取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训练的措施,但他们却不允许非洲人有政治训练的机会,也不允许常住非洲的比利时人有这方面的机会。土著中受过教育的杰出人士为数极少且缺乏经验,而部族间的结盟和竞争仍然很突出。

在大陆另一边的东非,由于气候宜人的高原上有着白人移民,民族主义事业遭到了非常顽固的抵抗。在肯尼亚,由于白人移民占据了大部分最好的耕地,非洲人和白人移民之间的冲突尤为剧烈。这导致了“茅茅”起义,“茅茅”是由吉库尤部落成员组成的秘密的恐怖主义团体。最后由在英国接受多年教育的东非人出任总理。

南非

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进隔离区。

南非的白人,特别是布尔人掌握政治和经济,实现种族隔离,拒绝与黑人分享平等机会和权力。1960 年,在南非 2000 万总人口中白人只有 380 万。

北非

在北非同在印度支那一样,法国人为保住他们的领地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地区拥有相当多的法国移民——突尼斯有 25 万,摩洛哥有 40 万,阿尔及利亚有 100 万。这些殖民者与在北非的法国强有力的经济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拼命反对所有的自治建议,破坏了巴黎某些内阁会议在这方面提出的许多临时动议。

突尼斯和摩洛哥具有保护领地的合法地位,法国声称它是代表这些保护领地的传统统治者对它们进行管理。这两个地区都受到了法国的独裁统治——甚至居住那里的欧洲人也得不到政治权利。这种外国统治刺激了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太费力地赢得了自由。法国人决心继续保住阿尔及利亚,为了集中力量实现这一主要目标,他们不惜在其他地区受损失。

这时,法国人能集中精力处理关系重大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从法律上说,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而是法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在巴黎国民议会中有代表。实际上,在阿尔及利亚盛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双重标准,因此,这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由仅占 1000 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的欧洲人统治。另一方面,这里的殖民者同大陆另一端的南非白人一样,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殖民者。阿尔及利亚是他们的家乡,就象是当地阿尔及利亚人的家乡一样。他们的祖辈曾在这里劳作并葬在这里,他们决心保卫他们祖先的遗产。这意味着他们坚决反对向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作任何让步。

反对法国统治的武装起义于 1954 年秋爆发。法国人因 4 个月前刚被赶出印度支那,所以不想在这里妥协。在仍在因印度支那的屈辱而感到痛苦的殖民者和军官的热情支待下,巴黎政府决心镇压这一起义。结果导致了一场耗尽人力物力的残酷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拖延到 1962 年。

中东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中,英国人放弃了对埃及和伊拉克的控制,这两个国家都加入了国联。

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远没有得到满足,因为英国人对这些国家仍行使着控制权。他们保留了各种特权,包括在苏伊士运河保留守备队、在伊拉克保留 3 个空军基地以及同埃及一起管理苏丹的权力。法国人的顽固态度更令人愤慨,他们继续将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托管地加以控制。最重要的是,由于 2O 世纪 30 年代中大批犹太人迁入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托管地,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已被唤起。

1944 年 10 月,阿拉伯人组成了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协调它们的政策,充分扩大它们的势力。阿拉伯联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首次获得了反法国人的成功。埃及也获得完全独立和苏伊士运河。只有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中称为强大的国家。

国际影响

25 年内,几乎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 63 个国家赢得了独立。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实质上是消极的——即殖民地的丧失并没有毁灭殖民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宣传说:资本主义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对其巨大的海外帝国的剥削,这些帝国的丧失会削弱资本主义。这一学说也为帝国主义者自己所坚信。

随着英帝国几乎被完全放弃,英国正在享有前所未有的繁荣。人民大众并不象罗得斯所预言的那样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来造反,而是得到了这个福利国家的关心,这种关心的程度在 19 世纪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虽然荷兰失去了印度尼西亚、比利时失去了刚果、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但所有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西德这个不再有殖民战争须资助的国家也绝非偶然地成为经济上进步最快的国家。相反,葡萄牙因拒不放弃其殖民地,所以一直处在其特有的贫困之中。因此,可以断定,发达国家的繁荣并不依赖于对海外不发达地区的征服

今天的英联邦可以定义为由完全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自由联盟,这些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源于如下事实:每个国家都曾经与英帝国联系在一起。英联邦中的一些国家是共和国,另一些